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经济内蕴，并以此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依据。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指导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三重逻辑关系的融合，呈现出“产业模式—制度保障—价值旨归”的完整互动结构。囿于我国区域生态质量分异明显、绿色技术创新不充分不协调、“双碳”目标面临多重挑战、生态文明制度存在短板等状况，因而在推进现代化的生态转型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瓶颈。鉴于此，可重点从产业布局调整优化、数字技术创新生态转向、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健全适配现代生态经济治理的制度体系入手，从而进一步构建和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乡村振兴，一场地域组织形态的重大变革，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现代城乡二元对立发展所创造的物质前提下，地域均衡发展的客观作用力与地域发展规律主观表达相结合的产物。传统的以城市发展为主线，农村处于边缘、依附地位的地域发展格局被打破。随着现代经济进入外溢离散、资源多集聚空间有机整合、差序发展阶段，其内逐渐孕育出人口、资源集聚—离散平衡的地域发展共同体。其中，县域作为构建地域发展共同体着力点的学理性和政策性意涵不断强化。由此形成县域乡村振兴的建设思路，即基于个体及其家庭的经济、社会与生活需求，构建发展型地域社会政策，建设县域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系统，打通因社会资源缺位而形成的人口地域流动壁垒，将城市潜在转移的劳动力引流到县域乡村。

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维持一线城市房价平稳从而对保障全国房价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XGBoost等机器学习方法和SHAP值可解释性方法，对四大一线城市房价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在2012年前后的动态变化进行测算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因素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其影响在不断增强。第二，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对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不过其作用呈现出减弱态势。第三，货币政策等因素对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影响相对偏弱，并且近年来其影响进一步下降。考虑到预期因素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对一线城市而言，稳房价的关键在于稳预期。进一步地，结合实证结果可知，需要让房价更多地由基本面因素来决定，并且通过稳定房地产调控政策来稳预期。一是从供给端发力，构建一线城市土地供给与房价以及土地供给与常住人口之间的联动机制。二是从需求端发力，缩小一线城市与其周边城市以及其他三四线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从而减轻一线城市的外来人口压力以及由此引发的住房需求增长。三是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通过稳定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