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市场整体监管理念下,中央酝酿成立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是顺应地方政府创新改革、回应理论界呼吁的重大体制突破,在顶层设计上基本解决了横向间政府职能交叉的问题。但从纵向间府际关系视角分析,如何理顺部门间权责关系、建立高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等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仍无新解。通过构建政府职责系统嵌套的理论分析框架,梳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合并后的职能现状,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大市场监管体制进行纵向职责比较后发现,大市场监管体制的框架形成并不必然带来市场监管体系的制度化、科学化与有序化。为实现该体制的功能绩效,需进行系统横截面的职能聚类、纵向线的职责清理与每一个节点上的职事确认,在保证各个部门权责明晰的基础上,构建具有网络关系的协调机制,从而重构纵向部门之间的职责体系,这种纵向职责的重新匹配与嵌套甚至是改革成功的前提。 

“慢富快老”和“富而过劳”是新时代两步走战略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新国情,有效化解养老风险是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新一轮机构改革的一个主要宗旨是构建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制度安排和组织保障,但在改革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契机的背景下,改变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格局仍面临严峻挑战。要充分释放新政利好就亟需转变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整合性的医疗和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及相应的多层次医疗保险和长期照护保险体系,全面公平分配基本养老公共资源,构建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国情的共治体制机制,营造年龄友好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并以法律效力保障政策的贯彻实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老年人及其家庭。 

以往研究者根据《灯草和尚传》对女性欲望的关注,往往认为这是一部为女性欲望辩护的作品。但鲜少学者注意到:《灯草和尚传》对女性欲望所给予的理解,是以女性缺乏自控能力的观念为基础,明显呈现出贬低女性的倾向。与女性纵欲故事相较,《灯草和尚传》更为关注的是文人节制欲望的能力。通过将女性的性越轨归因为男性的自我放纵,作品不仅赋予男性以自我节制的特权,也将女性贬低为文人品行的反映。作为晚明淫僧故事延长线上的产物,《灯草和尚传》中僧人与文人女性私通的描写,仍然渗透着文人对于控制女性性生活的焦虑,揭示了文人所经历的时代困顿感和挫败感。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都是史学研究必须利用的最基本的文献。由于来源不同,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也有所不同。以唐代妇女史资料为例,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关于唐代妇女尤其是姬侍婢妾群体的记载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叙述差异的出现与文本来源和记录者有关,也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所载妇女群体所属的社会分层有关,同时也与她们个体的生活经历和际遇有关。目前的妇女史研究,史料单一和研究手法单一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研究的内容大多停留于复原而难以进入更深更广的层次,尚需要从整合史料和研究手法方面多下功夫。而从整个历史学研究来看,这种现象并不孤立。为了促进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采用多元的研究手法、综合多种资源,多方位多角度、客观全面地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是非常必要的。 

明代通俗章回小说流传初期大多受过当时“社会名流”“缙绅文士”的“印可”推崇，以扩大知名度。这与此类小说由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流传的传播路径有关。彼时士人往往在文人雅集、信函往来及个人著述中，通过强调此类小说可比附“经史”典籍、裨益圣教等方式予以主动推崇。“缙绅文士”喜好的原因除小说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文本趣味外，更是明代中后期“厌常喜新”士风的流露。这些促使彼时士人以此相“矜夸”“以为奇”及“以送日”，热衷于小说“本事”的索隐，从而影响相关小说的诠解倾向。甚至，出现“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的现象，从而推动明季通俗章回小说创作与接受的双相互动与双重高峰。

发展有效和更具包容性的金融市场，推动金融服务领域合作是APEC进程中的重要议题。2015年，APEC在《APEC服务竞争路线图》中明确提出金融服务跨境服务的支持，旨在使各成员的金融市场更加融合。然而，目前亚太地区各成员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和竞争力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这使得APEC在推动服务合作的进程中面临诸多问题。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金融服务竞争力水平远超其他成员；中国的金融服务竞争力水平因指标不同而差异甚大。APEC在推进金融服务合作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以及发展中成员内部的不平衡性，根据《APEC服务竞争力路线图》及相应实施计划协调合作，通过提高金融服务部门的竞争力，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新时期初年乃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一时间段落。"婚变叙事"作为此一时期富有特色的书写类型,显示出多重话语交织、竞争对文学的影响与塑造等特征。其中既有十七年政治话语的延续,也有启蒙复苏情形下个体话语的生长,还包括民间话语对时代主题的通俗演绎。 

马克思城市化思想的深化和方法论的演进是同其哲学发展历程紧密相关的。在不同的文本阶段，马克思先后提出“资本战胜地产”“城市战胜乡村”与“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核心论点，坚持从历史的观点、从城乡之间生产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而从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来揭示现代城市化的本质。城市化是推动人类向现代社会形态变迁的历史环节，农村的社会变革是城市化的内在组成部分。立足于马克思研究城市化的思想及方法论指导，有利于破解中国城市化的路径之争，把问题焦点转移到人的城市化上来，从而确立中国下一阶段城市化的根本方向。

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多民族或多族群国家内部少数群体的身份和需要往往受到主流群体的忽略、歧视甚至压迫，并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包容，因此应当给予少数群体以特殊权利，但自由主义对此持否定态度。社群多元文化主义拒斥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优先原则和普遍主义观念，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在对个体自决和群体权利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上与自由主义存在分歧。各方的不同观点显示出少数群体权利问题的复杂性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柯尔施问题”对于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全球化的现代进程中，只有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才能避免它蜕变成依附理论和殖民理论，否则，这不仅不能从理论上，而且不能在实践上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更是无法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消灭哲学”意愿，也就无法把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因此，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只有全面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正确性，才能更好地理解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才能正确理解习近平提出打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基本上围绕“精兵简政、转变职能、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主线。通过对中央机构改革政策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政策导向层面,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历经从“被动配合”到“主动作为”的转变,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更是以职能逻辑为主线,呈现出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特征。受公共价值导向的影响,政府职能的内涵、属性、结构、运作体现了责任、服务、分权、法治的导向;受绩效管理工具导向的影响,机构调整的操作逻辑以基于大部制的整合为主。为巩固改革成果,今后的党政机构改革应兼顾管理和政治两个层面。

逻辑的本质是推理，易学逻辑是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公理”，以“刚柔相推”为方法而展开推理的，其中作为“公理”的阴阳之道有其自然客观基础，按此而进行的易学逻辑推理，包括推理的方法、规则、理论以及推理系统的构建等均要符合自然界阴阳准则及其变化规律，这既是易学逻辑本质的突出表现，也是易学逻辑的基础性问题。易学逻辑的应用，譬如中医的“法阴阳”，天文学中的“阴阳合历”，伦理政治思想中的“象天地而制礼乐”等思想与此密切相关，这也恰是易学逻辑工具性的彰显。

汉代，在大一统的背景下，社会风俗和观念及其内容、内涵等均获得较大发展，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崇拜神仙、祭祀物品、求吉纳祥、辟邪驱恶等作为汉代社会风俗的重要组成内容，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思想、文化等关系较为密切，并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考古资料所体现“崇神祭物”与“求吉辟邪”的社会风俗及其观念、内容等十分丰富，对研究汉代社会风俗乃至汉代社会内容均具有相应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老龄化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因素。从老龄化阶段时序、年代时序、经济发展阶段时序等维度，对目前世界上老龄化水平最高的14个国家1960—2018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老龄化水平较低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老龄化水平较高的阶段，快速老龄化国家面临的压力明显大于老龄化平稳发展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高度老龄化阶段所承受的压力更大。进入21世纪后，14个国家在老龄化趋同的同时，经济增长率出现分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劳动参与率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自亚里士多德将逻辑学创建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论证就是其主要研究对象。然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逻辑学者关于论证研究的内容以及方法的理解不尽相同。20世纪70年代之后，逻辑学一些新理论的兴起，对论证的研究产生了关键的影响，论证理论在逻辑学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而促进当代论证理论的蓬勃发展，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同样，在这些逻辑理论影响下的论证理论也呈现出新的视角和演进方向，其中加拿大学者约翰·伍兹提出的自然化的逻辑展现了论证理论的最新演进方向。

中国现代新考据学派史家傅斯年以现代科学史学观和方法论为依据，对传统历史学和语言学作了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提出了“此虽旧域，其命维新”的学术命题。他指出历史学与语言学密不可分，中国有着将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悠久历史；传统考据学、特别是清代考据学重视文献考证，主张从语言文字的训诂来研究历史，这种学术传统和方法应当加以继承。然而，传统历史学和语言学又存在诸多缺陷，需要用现代科学史学观和方法加以改造和发展，以建立科学的现代史学与语言学。他借鉴清代考据学以语言学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并结合历史学方法，撰写出中国现代思想史和语言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为中国传统史学和语言学的科学化发展和现代转型做出重要贡献；然而，其理论又有相当的片面性，本质上是唯科学主义的。

《三才福》是一部收藏在莫斯科国家图书馆（RSL）的清中期苏白传奇抄本，两卷，共32 折，保存完好，未见于任何中文曲目或书目。此剧大量使用当时苏州话做对白，带着浓厚姑苏平民生活气息，对探索清代苏州都市平民生活、尤其是对平民女性的理解，颇具独特的意义。

韦君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女人》，与她同时期发表的有关妇女生活的系列文章构成互文，呈现了她对新中国妇女命运的关注与思考。这些作品一方面探讨了父权制与妇女屈从地位的关系，指出具有强大传承性的父权制思想仍然在规约着当代国人的性别角色认知，形塑出当代“海尔茂”与重新回家的“娜拉”；另一方面又探讨国家话语与妇女主体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新中国对超性别“同志”关系的高度重视，让执着奋斗的“娜拉”获得了反抗父权制本质主义性别角色的动力和勇气。韦君宜对这一时期中国妇女命运的思索，尤其是对父权制意识形态与当代妇女解放问题的探讨，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具有相通之处。

贫困治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基层工作的核心，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全国乡村出现了形式多样的产业扶贫模式。依据产业经营主体的所有制性质和土地利用方式两项标准，可以划分出“村营市场主体”、 “企业承包制”和“企业示范经营制”三类产业扶贫模式。考察扶贫模式绩效，应考虑三个评价标准，即收入增加、对政府扶贫资金依赖性和贫困户参与生产程度。案例研究显示， “村营市场主体模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公益性，但对村干部素质和能力要求较高。 “企业承包制”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 “企业示范经营模式”形式灵活，有利于激发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但二者都面临企业、村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基于案例分析提炼出产业模式和扶贫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定量绩效评估提供了理论准备。

寒山、拾得作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喜庆团圆之神——“和合二仙”与《西游记》有过一段“公案”。他们在宋元间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中曾有过一席之地，充当三藏师徒的接引者。遗憾的是，最终他们的故事被百回本写定者舍弃了。探究二者进出“西游”的缘由可知，原本他们最早是取代了另一位“和合仙”万回而与“西游”结缘，但最终又被文殊、普贤二菩萨所取代，脱离了“西游”轨道。他们进入《三藏取经》，进入“西游”系统，是因为民间话语体系的兼容性。只是最终受限于身份标签，他们只能被割爱。这二者的出现与消失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为我们研究《西游记》的演化提供了全新的例证；另一方面他们的出现与泉州东西塔上实物雕像互证，也成为断定“南系”《西游记》——《三藏取经》相关问题的关键证据之一。

离岸制衡战略是美国基于其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优势、雄厚的国家实力和全球同盟体系所制定的，旨在维持和延长其全球霸权优势、削弱潜在地区霸权国家影响，同时避免与其发生直接冲突的国家安全大战略。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始奉行以对华制衡为中心的战略，其要义是在防止与中国产生直接对抗的同时，在该地区扶植与中国邻近的国家，以达到削弱中国在该地区影响、防止中国成为该地区主导国家、维持美国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目的。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印太”政策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亦体现了离岸制衡战略的思路。美国的亚太战略今后将长期遵循这一战略的基本逻辑。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观察视角，科学预测了世界发展进程。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空前加深的联系与交往再次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界发展趋势和人类前途命运进行了深邃思考，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一脉相承、逻辑贯通、实践关联，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趋势的科学把握，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精髓要义的当代承继，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实践图景的现实布局。

早期中国人的大学印象一个重要的来源是1895年中国最早的大学创建以前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对外国大学的观察和思考，这些观察和思考构成中国本土大学理念形成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梳理和总结出洋中国人关于外国大学的记录，可以发现萌芽期的中国大学理念具有以下特色：第一，既形成几个大致居于主导地位的基调，又兼容对这些基调的质疑和挑战，比如强调大学的制度化、规范化却不忽略教与学的自主性；第二，中国人的大学观得益于对西方和日本各国不同大学模式的会通，虽有倾向，却不独尊一家；第三，中国人经常从传统书院的理想出发了解、肯定近代大学，面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却不是完全否定传统的教育理想。

《史通》有《杂说》三卷，主旨是分类逐条批评一些史书在体裁体例、史料采撰、品藻鉴识等方面的疏误。其中《杂说下》 “别传”一类，分条批评多种“别传”的记事之误。其末条文字，在考论《与苏武书》非李陵所作之后，今传《史通》的两个较早版本的结语都存在语义不全等文字错误。清代学者试图予以疏通是正，也做出了一定成绩，但因思虑不周，未能全面把握《杂说》和“别传”类的内容及行文体例，又生出其他错误，使原文仍不得通解。遵循《杂说》的主旨和体例，借鉴清人的成绩，该条结语应为“遷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 《通史》编于《李传》中，斯为缪矣”。其意共有三层，一是考论《与苏武书》非李陵所做，二是肯定司马迁《史记》不收《与苏武书》的做法，三是批评梁武帝《通史》收录《与苏武书》的错误之举。三层意思不但一环紧扣一环，而且也正与该条文字所在类别、所在全篇，体例、主旨完全相合。

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如前人所说是为了其个人的修为与发展，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一种决断，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人格构建，去恢复佛教正统，并用佛教去填补中国文化“宗教缺失”的空白；以“献身说法”的方式，唤起人的觉醒，倡导人性回归，并从中寻找出一条救国救民、拯救文化的“救国之道”。爱国、救国、报国，是李叔同最大的人生价值所在。李叔同将他的“悲欣交集”留在了世间，是要告诉人们：人的价值，人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生命存在的状态，是可以优美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众生，虽有着各种各样的坎坷、艰难与困苦，但仍然无限美好和充满希望。李叔同的一生，为世人构建和展示了一种“风姿绰约的美”，向世人传递着一种生命存在的力量和希望。

皇家亚洲学会是西方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汉籍典藏丰富。其所藏中国古典小说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多康雍乾嘉时期的刻本或稀见版本，与国内现存版本可互为参照。皇家亚洲学会汉籍目录的编纂和修订，则反映了19世纪欧洲文学体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框范，体现了中西文学观念的差异，具有学术史的研究价值，是考察中国近代文学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维度。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命题和担当。近年来，全球化在危机和逆流中盘桓，中国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一带一路”顺应区域合作需求和国际发展规律，引领全球化新趋势，集中体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旨在以互联互通夯实全球化根基，以独特模式赋予全球化活力，以新型平台完善全球化机制，以文明共融擘画全球化前景——从基础、模式、机制、目标各个方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思想发展为行动，从理论落地到实践。

中国美学“和”的审美观念，最初源自原初先民的饮食祭祀活动，并逐步演化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最重要的审美表征。立足于先秦先民饮食活动， “和”审美观念的发展和演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五味调和”之美与“礼乐之和”的审美意蕴。 “五味之和”通过展现先秦时期饮食活动场景，解析“甘”与“美”的内在联系； “礼乐之和”通过解析先秦先民“礼-天地-阴阳-四时-鬼神-君主-政教命令-礼仪”模式来阐释“和-礼-乐-德”的结构升华。 “以和为美”展现了中华民族审美观的独特基因，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意识以及文艺创作，亦为中国古典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著名汉学家，他于1923年著《易疑》一文，提出其阅读《周易》时产生的诸多疑点，并针对疑点展开具体分析，从史学家的视角对《周易》的成立时间、过程，以及各卦、传的历史变迁，做出相应考证与推论，体现出内藤的易学观。该文对当时中日两国的易学研究有重要的启发与推动作用，是用史学方法考证哲学典籍的代表性研究之一。

以易解史，即是以易学思维来认识历史、评论历史，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班固史学深受《周易》和汉代易学的影响， 《汉书》重视以易解史，为汉代史学以易解史的重要代表。 《汉书》依据《易传》的“一致百虑”思维，确定儒家“六经”为诸子之源、 《周易》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地位，同时肯定诸子学说相反相成，需要舍短取长、兼收并蓄；受好言灾异的汉代象数易学的影响，大力宣扬神意史观，将自然灾异与人事祸福解释成为一种必然的联系；受易学天人一体思维的影响，肯定人事必须遵循天道，重视调节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平衡关系，强调上下有序、德配天地对于人与人相互和谐的重要性；受易学忧患意识的影响，积极阐发“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的思想，不为汉讳，重视史鉴。

城市空间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互联网发展中的去中心化、扁平化、集成化和再中心化特征影响着城市空间演化，未来城市空间存在向外蔓延的动力，城市空间结构层次将被压缩、功能更加兼容混合，社区成为建设高质量城市空间的基础，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地、高校所在地、文化娱乐体验中心成为城市新的活力点。未来中国城市空间治理中应该充分利用现代科技，让互联网成为充实空间决策的新工具，努力提高城市空间治理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开辟空间监管新渠道，强化底线管控要素、内容和空间范围的监管，构牢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空间本底；以社区空间治理为重点，搭建空间问需新平台，精准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空间基础。

《方言》一书将西汉晚期的语言分为十二个区域；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将汉墓分为十四个区域，通过对两种文化分区的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在区域格局上有较大的相似性，同时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与二者所包含的文化要素之不同有关。在此基础上，结合《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对汉墓的区分重新梳理，可知汉代语言和汉墓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基本都在西汉晚期形成了统一多样性的格局。

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型，主要有现代新儒学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潮流、根本成分”的“儒学复兴”，与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两种基本路径。张岱年先生是儒学转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路径的最重要代表之一，他倡导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转化儒学之“深层奥义”，既反对宣扬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儒学否定论”，也反对罔顾历史事实和基本国情的“儒学复兴论”，而主张走一条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综合创新之路。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所孕育的中共留法群体,对于近现代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察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转变、内在逻辑可以发现,留法勤工俭学生转向共产主义,是对各种思潮进行理论研究、共同讨论的结果,他们转变立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自身勤工俭学实践和彼邦社会真相的观察和思考,使他们彻底认识到"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从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到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是留法先进分子独立探索建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建党活动的自发性和内生性。 

"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特色和创新。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一个群体,"学共产主义"是其内部训练、开展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方式,主要通过内部通信及传阅通信集来开展。"学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包括:哲学疑难问题,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法西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前沿问题,中国革命现实问题,个人与"学共产主义"关系等方面。中共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经验是处理好三对关系:"学共产主义"与"洗涤脑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个人与团体的关系。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波谲云诡，人们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莫衷一是。从思维框架的角度看，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思考路径存在三个问题：首先，福山混淆了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这两个思考历史终结问题的不同角度，而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概念框架只能得出人类政治制度终将实现自由精神这样的非经验性、思辨的结论，无关“自由民主制度”的现实表象。其次，从实证角度看，不但唯心主义不适合作为经验实证分析唯一的前提条件，而且“为承认而斗争”人性观机制推不出自由平等的普及，再加上自由等概念的混乱，以及历史终结存在性的必然性和唯一性只是一种认知方式，因而福山的实证推导过程不能成立。再次，福山的“国家能力-法治-向下负责制”三维理论框架缺乏理论逻辑，他只是把一堆精挑细选的事实表象放在他的概念和判断的后面。总之，虽然福山对现实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但是由于他运用思维的表象对现实的表象进行思维，因此他的历史终结论命题不能成立。

自2009年4月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这对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根据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可以检验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对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1）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2）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存在所有权和地区差异：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更有可能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中获益；对东部企业国际化进程影响最大，中部企业次之，西部企业无显著影响。这为拓展人民币国际化与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国公司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起了学术作品的评奖活动，参评者既有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学人，审查专家也多为深孚众望的学界权威。以史学而言，获奖的著述多有独立体系和特殊创建，也有些作品在评审过程中争议颇多。以《〈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例，评审专家为金毓黻、钱穆、吴稚晖、柳诒徵，在获奖等次的评定中即出现了较大分歧，其审查意见也各有侧重、别具深意。可以说，获奖作品的评定，除了独创性、发明性等规章要求之外，还与评审人的个人脾性、学术品味、治学趋向与学术权威性有关，在史学评奖的背后，更折射出了时代变局与治史趋向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