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党政治具有限定动态多变的特征，“六共”前属非制度性，其后步入轨道，对其研究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韩国的政党制度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基本为保守主义政党独占，各政党名称及人员结构无论如何变更，均在其左右间转移，能否取得政权，全在于是否通过“统合”克服危机、压制对手。进入 21 世纪韩国进步势力有所上升，但“新右派”崛起引人注意；作为民正党直系的“国民力量”是保守阵营右翼，尹锡悦政府运行一年多后已呈“朝小野大”的执政格局。

社会参与对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至关重要，但国内的社会参与存在政府热衷推动，但民众意愿不强、参与不足的现象。借助理性选择视角和“科尔曼之舟”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个体在进行社会参与的行动选择时，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一系列与中国式现代化有关的机制对这样的理性计算有着情景性的影响，如城市化、工业化、互联网普及等，而“搭便车效应”和“门槛效应”亦会影响作为集体行动层面的社会参与。因此，需对政策实践中的“全民参与”“动员式参与”作进一步思考，亦需注意社会参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美国对非科技援助既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应对全球技术竞争的海外手段。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加强在数字技术、前沿医疗科学和新型农业技术、空间和网络技术等领域对非洲的科技援助。拜登政府在美国对非援助计划中更加突出科技主题，强调技术指导和科技创新；强调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交流，加大科研合作的资金投入；强调科技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争取非洲国家对美国科技规范的认同；强调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作用，拉拢盟友共同参与对非洲科技援助，搭建技术联盟和多边合作机制。拜登政府利用非洲自身发展对美国科技援助的需求，力图建立在非洲地区的科技垄断提高自己的经济收益，维护自身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顶端的优势地位，力求增强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争取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占得先机。然而，拜登政府对非科技援助附带一定的政治条件，并非真正为了非洲国家的发展，而是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利益为出发点，实际效果甚微。

梁方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尤以一条鞭法研究著称。他的一条鞭法研究与其学术生涯相始终，从制度与历史两个方面展开；将一条鞭法的文献记载与实际运行相结合，尝试寻找一条鞭法产生和发展的路径，探求其在地方与中央层面推行的复杂样态；建立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一条鞭法研究体系，突出对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内涵的阐释，主张以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史阐释代替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论述；充分全面地占有史料，更关注地方志等地方史料。梁方仲研究一条鞭法的路径与方法，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带来新的思考，而且对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抵御风险危机的过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然而，学界较少从“韧性”的角度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危机管理问题。质言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激活诸如公共性、全态性、共同体性、动态过程性等“韧性”要素，并通过激活传统治理因素、推进动态循环、生发生活性秩序、集聚伦理向心力等机制，逐渐形成一种从社会内部主动适应风险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模式。坚持深入研究基层社会治理中韧性的具体作用机制和动态过程，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南唐书合订》是李清在“南唐承唐”的正统思想指导下，以陆游书为基础，以马令书和野史为辅，经改订之后完成南唐史新著。该书曾遭清廷禁毁，版本一度非常稀少。家族及家庭的影响、遗民心态、李清自身的学术理念与学术素养为该书撰成提供了条件。该书体例严整，内容丰富，考证精详，实际是对清初以前南唐史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对史学知识的普及和清初学风的转换亦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始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自觉探索和反思。中国的市场化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从现代性语境中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时代的需要和新的实践实现自身的观念更新。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社会哲学研究，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兴起和发展的观念基础。政治哲学的兴起拓展并深化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在社会哲学研究的早期确立了“全面的现代化”观念，呼唤着现实性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新时代，关于民主政治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阐释和建构，深化了对中国式全面现代化的理论研究。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研究，就要坚持整体性观念，注重对历史传统的研究，开展中西现代化的多层次比较研究。

中国的儿童福利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与实践紧密关联、由多学科参与的研究领域。作为历史性社会行动领域的儿童福利包含制度实践、政策行动、观念文化三个维度，主要关注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历史变迁、当代建构和制度环境中的儿童福利实践，由发达国家的社会背景、政策经验和国际社会政策学术脉络、中国国内社会现实和政策语境共同塑造的儿童照顾、儿童保护、儿童贫困三个主要方向的学术议题，以及儿童福利的制度构建和服务落地相关的价值理念、文化观念。研究者需要对该领域的学术活动同国际和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及相关政策语境之间的联系具备自反性的认识，在此种学术自反性的基础上积极与更广泛的社会现实和学术脉络进行对话，推动跨学科合作研究并推进基础理论研究。

南阳夏饷铺M19出土的“鄂侯作孟姬媵壶”是判断春秋鄂国族姓的重要依据。通过考察两周 异姓媵器资料及出土情况，鄂侯壶为异姓媵的可能性不大，可以认为其铭文真实反映了春秋鄂国为姬姓 的事实，春秋鄂国是西周姞姓鄂国灭亡后异地徙封的“异姓同名”诸侯国。同时，鄂侯壶丰富了媵器返葬 于女子父国墓葬的材料。媵器返葬是春秋时期较常见于南方各国的文化现象，既是出嫁女子与父族联 系紧密的体现，也是当时诸侯国通过婚丧活动强化同盟国关系以发展自身力量的需要。

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我国有效消除了绝对贫困，成功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然而，关于精准扶贫政策对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却存在不同观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若干年份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方法和双重差分法，深入探究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缩小了农村收入差距，并通过相关稳健性检验；精准扶贫政策产生的“降差”效应是通过激发几个传导机制，如提高贫困农户就业规模、转移收入水平以及人力资本等，从而实现农村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高受教育、党员身份以及风险规避户主农户家庭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这一政策对中东西各地区都有显著影响，但以中部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最为突出。

哪吒闹海故事源于宋辽时期佛教“那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与“大圣那吒太子屠龙”的传说。明代，哪吒身份由佛教护法神过渡到道教灵珠子，故事相应呈现出佛道交融的特点。清代，场上改编使哪吒闹海故事的宗教性被逐渐削弱。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分析，可见哪吒闹海故事主题经历了由宗教至世俗的演变，反映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佛教故事文学性的增强，以及佛教教理日趋衰微对故事世俗化的推进。

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表面形象复制不同，人工智能通过模拟人类的艺术机制来生成艺术品。模拟包括仿真、仿生和虚拟三个层面。人工智能已经成为艺术生成的“代理”式主体，迫使我们打破艺术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机械复制艺术不同，人工智能艺术是内禀的，可以再造灵晕和情感。人工智能艺术会带来三重挑战：1.替代问题：人工智能会在智力和社会层面部分替代艺术工作者；2.信任问题：真假判断是人工智能艺术的基础判断；3.虚拟问题：智能科技可能会模拟生成一个虚拟社会。人工智能艺术可以成为智能技术应用的实验。人工智能模拟时代产生一种控制辩证法，人们要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可控和不可控因素。想要解决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悖论，需要将人工智能技术上升为艺术，用艺术来引导技术的发展。

文明是考察人类发展历史进程的基本视角和路径，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是通过社会实践方式的不同得以表征的。作为一次伟大的“术语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文明层面深刻而创新性的概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所结出的文明之果，有着深厚的革命、改革和建设的社会实践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中华传统文化，是立足于中国土壤的中华文明；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继承和发展，是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它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创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模式。借助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它既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高度的合和智慧和文化底蕴，又并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单一目标，而是融入民族精神的世界性转向，为现今世界秩序的有序治理提供了包容性智慧。

古罗马的“政制”传统在拜占庭时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是皇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5—6世纪，囿于罗马传统框架，军队虽然是“政制”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在皇位更迭中并无主导地位。然而，在黑暗时代，帝国的生存危机和军区制改革将军队置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心，军区军队频繁干预皇位更迭，成为政制传统的颠覆者。皇权强调回归古罗马传统，重塑军队在政制中的合法捍卫者角色，用政制庇护皇权，从而造就了异化的古罗马传统，这是拜占庭帝国在古罗马政治基础上发展出中古特征的体现。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的两个层面：前者是作家在文本形式上对既有文学书写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后者是作家基于文本对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所做的文学反思。在创作实践中，石黑一雄既摒弃了“唯美主义”的美学原则，又体现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其小说在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双重语境下另辟蹊径，以“世界作家”的姿态面对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以记忆书写作为主要叙事策略，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使其小说在新颖的创作形式与深刻的内涵之间达成一致，为当代文学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笑的发生机制应当是一个包括导致笑的对象、领会和情绪反应等多个环节的整体。已有的几种主要理论首先都是着眼于这个机制的某一环节的某种单一特征，导致其解释的原因往往缺乏逻辑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其次它们都未能确立领会在这一机制中的基础地位，其解释是经验性的。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即“问题—解决”模式。它一方面以喜剧为范例阐明了笑的完整发生机制的每一环节的特点及其在这一机制中的作用，并由此对上述理论进行整合，故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它表明喜剧性的领会才是笑的根本原因，阐明了领会规定情绪并最终导致笑的客观表现的逻辑，并且表明这种领会的特点在于通过一种出乎意料的问题解决方式使领会者对于对象的态度突然从敬重转化为蔑视；它由此不仅阐明了笑的先验根据，而且得以更深刻地认识笑和喜剧的存在论意义。

明代浙江祠祭祖先的形式可以分为庵观附祭与墓祠、家祠、宗祠三种形式。明前期墓祭有墓庵、墓亭、墓祠，士大夫予以肯定。家祠通常祭祀近祖，或有祭祀始迁祖，有违儒家礼制，士大夫也给予认可。家祠事例见于温州府、处州府、金华府、湖州府。明中叶绍兴山阴陈氏创祠堂，置祭田，祭祀父祖。金华府义乌陈氏设立祠堂牌位引起关注。明后期浙江温州祠堂仍在继续设置。温州府乐清县李氏、高氏设置大宗祠。金华府东阳许氏祠堂由地方名人专祠转化为族人宗祠，绍兴府余姚吕氏也有始祖祠，由家祠演变为宗祠。吕氏设置祭田，由族众捐置，三房轮流办理祭祖。

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寻求评估和发展理论。不同理论代表着不同的知识视角。比较政治学本质上是本体论的，却常常因其方法（论）特征而被当作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知识领域。充分和有效的经验知识积累是比较政治学学科认知效力的基础，而严谨的知识生产需要严谨的科学方法。在“方法至上”的研究氛围中，理论概括的普遍性和方法的持续改进日益受到重视，而“满足经验分析的要求”这一学科基本标准却被忽略了，进而导致研究实质性经验信息的稀释和现实政治相关性的削弱。作为一门折中的学科，比较政治学研究需要关注案例（描述性与非描述性经验信息）、理论与方法的均衡。在学科科学化与学科人文传统的持续张力中，比较政治学的魅力就是让人们看见森林，也看见树木。

伴随现代性之进程，文化与文明在时代转型中与传统发生了断裂。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眼中，断裂所以发生，源于现代性“脱域”机制日积月累的影响。现代文明建设非直接引发断裂，它先导生脱域，继而影响文化与文明走向。这一社会学问题所以被关联至诗“学”领域，并将诗歌与诗教话题重新拎起，乃源于其“反脱域”机制在修复与疗治此“断裂”时所可能发挥的积极性与建设性的价值。换言之，在疗治现代性所导致的文化与文明断裂问题上，作为对吉登斯理论的反向演绎，中华诗教的“反脱域”机制在学理上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径与方案。

围绕着大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的立法争论和观点对立。争论双方围绕着美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标、原则和理念等展开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反垄断立法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美国创新，以及创新源自市场激励机制或者系统性创新网络。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导致新的商品形式、要素资本和生产组织方式出现，对美国现行基于消费者福利的反垄断理论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拜登政府在接受新布兰代斯学派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将数字平台反垄断视为促进和推动创新的核心步骤，通过持续强化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预算以及反垄断执法强度，试图在国家创新生态体系中扮演引领者和监管者角色，其反垄断斗争矛头直指能够（已经）对数字经济市场秩序产生深刻影响的“关键贸易伙伴”。

以往学界很少关注刑法因果关系的基本问题，从而导致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解存在整体性的偏差。刑法因果关系的基本问题由刑法因果关系的适用范围、司法功能、学说使命、判断模式、成立标准五个问题组成。从罪名类型的角度看，所有在犯罪成立条件或量刑条件中包含实害结果的罪名都需要考察刑法因果关系；从案件类型的角度看，有且只有那些发生了实害结果的案件才需要考察刑法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既可能影响定罪，也可能影响量刑，其司法功能具体体现为六种不同的情形。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的使命是为刑法因果关系三段论模型确定大前提的内容，即为刑法因果关系设置妥当的成立标准，而非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事实关联。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采用“先归因后归责”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兼顾刑法因果关系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可以避免将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混为一谈。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标准是多元的。更为确切地说，结果归因的成立标准是一元的，而结果归责的成立标准是多元的。

少数文献已经开始尝试探寻空气污染对创业的研究，不过已有文献大都只是分析了空气污染对创业数量的影响，忽视了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这很可能会低估空气污染对创业的整体影响。基于2003—2017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及2022年的个体调查问卷数据，实证研究了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第一，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越严重，该地区的创业规模越小。第二，人口流失在空气污染与地区创业规模之间起到了中介效应，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会加剧该地区的人口流失程度，进而减小地区创业规模。第三，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个体越偏好风险、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越小。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大力度整治空气污染，并且出台政策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机会和发展潜力，从而增强对创业者的吸引力，以促进地区创业规模的扩大。创业者应增加自身的创业资源和社会资本积累，从而更好地应对空气污染的不利影响，着力提升创业规模并提高创业成功率。

由文字构成的借喻性文学地图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表征，具有锚定和具体化等社会表征的运行机制，在被构建的“真实性”的保护下隐秘地为权力话语服务，参与空间秩序生产。通过分析马克·吐温在《马克·吐温夏威夷来信》等早期游记作品中绘制的文学地图，可以剥去这层“真实性”外衣，揭示作为社会表征的文学地图如何对他者、民族身份和国家空间发挥建构作用，并揭示吐温的夏威夷文学地图如何为美国之后占领和吞并夏威夷群岛奠定了话语基础。

当代中国社会的展开蕴蓄着实现不同社会图景的内在线索。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美好社会”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有必要对新时代美好社会的主要依据、核心意旨与合理边界进行相应规定与学理性阐释。美好社会的主要依据在于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奋斗主题，表征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历史任务，凝聚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美好社会的核心意旨是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奠基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社会，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美好社会的合理边界在于其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消失的社会，不是平均主义社会，在根本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