侏儒作为一种特殊人群，因其异常短小的身材和娱乐人主的功能而被史家或一般文人纳入书写视域。唐前侏儒形象，可追溯至尧舜时期。先秦侏儒除史家所记娱乐人主者外，影响较大的是《山海经》中的焦侥国、小人国人。对其身高和其他特点，历代文献的记述存在差异。由于神仙道教思想的渗透，秦汉不少侏儒具有神异色彩，其中著名者如《汉武故事》之巨灵。三国至隋朝文献中的侏儒在保留传统特点和功能外，还有部分来历不凡，表现特异。总体而言，以古小说为主的古代文献对唐前侏儒形象的记述幻实并存。现实中的侏儒人微位卑，古人对其成因之推测，往往众说纷纭。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新修订《反垄断法》加入了“鼓励创新”作为立法目标之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强调创新价值恰逢其时。围绕创新展开的竞争为市场带来活力，提升动态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反垄断法》的适用中应当全面落实对于鼓励创新目标的考量，为此需对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革新，从“以价格为中心”转向“以创新为中心”，在竞争损害理论中引入创新损害分析，将创新带来的动态效率纳入豁免或抗辩理由考量，并将其运用到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规制中。全面落实鼓励创新目标有助于新修订《反垄断法》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更好实施，并最终达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维护创新竞争之间的良好平衡。

乡村振兴，一场地域组织形态的重大变革，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现代城乡二元对立发展所创造的物质前提下，地域均衡发展的客观作用力与地域发展规律主观表达相结合的产物。传统的以城市发展为主线，农村处于边缘、依附地位的地域发展格局被打破。随着现代经济进入外溢离散、资源多集聚空间有机整合、差序发展阶段，其内逐渐孕育出人口、资源集聚—离散平衡的地域发展共同体。其中，县域作为构建地域发展共同体着力点的学理性和政策性意涵不断强化。由此形成县域乡村振兴的建设思路，即基于个体及其家庭的经济、社会与生活需求，构建发展型地域社会政策，建设县域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系统，打通因社会资源缺位而形成的人口地域流动壁垒，将城市潜在转移的劳动力引流到县域乡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经济内蕴，并以此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依据。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指导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三重逻辑关系的融合，呈现出“产业模式—制度保障—价值旨归”的完整互动结构。囿于我国区域生态质量分异明显、绿色技术创新不充分不协调、“双碳”目标面临多重挑战、生态文明制度存在短板等状况，因而在推进现代化的生态转型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瓶颈。鉴于此，可重点从产业布局调整优化、数字技术创新生态转向、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健全适配现代生态经济治理的制度体系入手，从而进一步构建和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促使“数字归责”成为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显著特征。数字归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用数据刻画政府流程，内在逻辑表现为“以事定责”。数字归责，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乡治理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更是技术的迭代更新下治理绩效提升的结果。实践中，这种职责优化的路径，扩大了政府职责的具体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基层政府责任在“问责统领”的体制下日渐累积加重。因此，应客观评估数字归责的改革效应，避免“数字形式主义”，警惕落入过度现代主义的“数字化”陷阱。

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维持一线城市房价平稳从而对保障全国房价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XGBoost等机器学习方法和SHAP值可解释性方法，对四大一线城市房价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在2012年前后的动态变化进行测算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因素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其影响在不断增强。第二，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对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不过其作用呈现出减弱态势。第三，货币政策等因素对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影响相对偏弱，并且近年来其影响进一步下降。考虑到预期因素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对一线城市而言，稳房价的关键在于稳预期。进一步地，结合实证结果可知，需要让房价更多地由基本面因素来决定，并且通过稳定房地产调控政策来稳预期。一是从供给端发力，构建一线城市土地供给与房价以及土地供给与常住人口之间的联动机制。二是从需求端发力，缩小一线城市与其周边城市以及其他三四线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从而减轻一线城市的外来人口压力以及由此引发的住房需求增长。三是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通过稳定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预期。

在民法典编纂前后，很多学者主张应在我国《民法典》中规定家制，并确立家庭的民事主体地位。这种观点是否合理，值得探讨。家庭在私法上的地位，经历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人主义的历史变迁过程。这种变迁反映在家庭结构上，就是大家庭的逐步解体，核心家庭成为当前家庭结构的主要类型;反映在家庭职能上，就是家庭生产职能的逐步弱化，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对外从事私法交往的必要性大为减弱。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生产职能普遍地由家庭承担，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因此，家庭成为当时私法上的主体有其必然性。近代以降，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个人普遍地从家庭中析出，取得了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外参与私法交往，家庭在私法上的地位已然没落。在家庭成员四散各处，且家庭的经济职能降到极微弱地步的现代社会，在民法上对家制作出全面规定并无意义，而一般性地认可家庭具有私法上的独立人格亦无必要。

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回答世界上最难的一道题，这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面对世界之问、历史之问、时代之问，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立足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道路是现代化终极道路和唯一选项的历史迷思。美西方将中国视为“最严峻的长期挑战”，“中国威胁论”将以不同形式、不同版本出现，与美西方的制度之争、理念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将伴随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过程。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已经升至国家核心诉求，前置于国家整体统筹规划的顶层设计，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过程中的前锋和护佑，中国国际传播进入战略传播的升维时刻。我们不仅要做好中国的事情，还要讲好中国的故事，要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当代的、世界的意义和价值挖掘和阐释。前所未有的事业，呼唤前所未有的国家叙事，需要对这项事业进行深刻的省察、理解、定义和讲述，需要延伸历史的纵深、拓展世界的维度，赋予中国实践以全新的价值。

 “”字出现在甲骨文和西周初期以前的金文中，可隶定为，其本义为“视道而直行”，引申为 “省察”“巡视”;西周初年随着“天命有德”观念的出现，周人借形赋义，又为“”赋予了“在大地中央省察天意并有所领会”的含义，等于创造了一个新字，可以隶定为“徝”。省、直古音相近，故可相互通用。上古时期，上天是人间意义的最重要来源，很多核心观念与词汇都与交通天人的“上下通”有关，周人以 “根据上天之意行事”为有“德”，而按照上天的意愿做事，怎么做是通过心来把握的，所以在“徝”的基础上增加了“心”符成为“德”字，强调对上天之意的领会。

在美国邦联制 下，为了维护各州的共同安全、增进各州的整体福祉等，邦联国会被授予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邦联国会的司法权包括设立法院审判战利品上诉案件，以及对州际边界争端行使上诉终审权。邦联国会及其前身大陆会议为审判战利品上诉案件进行了制度探索，并坚持对所有战利品案件的上诉管辖权。邦联国会还组建临时法院解决州际边界争端。邦联司法权得到多数州的承认和支持，其运作整体而言比较顺畅，但不乏个别州不承认邦联司法权甚至拒绝执行邦联判决。美国建国者反思邦联司法权及其运作，设置独立的联邦司法机构并界定联邦司法权。邦联司法权及其运作表明，美 国建国者最初构建的邦联制国家具有联盟式国家的基本特征，享有并行使此类国家的基本职权，且不断发展和完善，并非失败的国家。

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引，从全球视野、国家职能、政党领导三重视角出发，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首先，从全球视野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在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条件下的必然展开 ，它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开创了一种具有扩展性的“新文明形态”。其次，要完成这一创举，就需要社会主义的国家力量嵌入资本活动内部并调和其内在矛盾，为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实现提供制度基础。最后，为了确保国家行动的正确政治方向，又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挥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作用，维持资本与国家之间的良性平衡，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通过这三重视角的递进，可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作出一种系统性把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旧社会”相关的叙事频频出现在小说中，承载了隐喻式的历史想象。作品借助此类叙事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完成了“新中国”历史合法性的话语建构。其间，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与主流叙事同中有异。她们或通过个人回忆的方式书写“复线的历史”，以幽微的怀旧情绪疏离了进化史观的线性逻辑；或偏爱用日常生活反映社会进步，在国族想象中有限度地保留了个人话语；或在痛诉阶级苦难的同时关注个体尊严、女性困境，触及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思。其所展露的观念意识的丰富性，一定程度上折映了进化论在本土语境中衍生出的复杂内涵。女作家笔下“旧社会”叙事的独特性根植于中国妇女近代以来的历史境遇。

清代女性的文学批评相当发达，表现在多文体的名家名著品评中。其中有关《牡丹亭》《红楼梦》等作品以及李清照等作家的评论，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准，在方法论方面也有所创新。更难能可贵的是，才媛们在批评实践中逐步树立起自信，发表了女性独特的意见。

基于 2000—2017 年间中国对非援助数据，选用非洲国家夜间灯光数据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深入探究中国对外援助与非洲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在提取、校正并整合了 DMSP-OLS 和 NPP-VIIRS两类灯光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广义可加模型验证了其可靠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结果发现中国援助能够显著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且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也会进一步吸引中国援助资金流入，更改样本范围与核心解释变量后上述结论并不会改变。而西方双边与多边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经济增长间并不存在这种正反馈循环。不同流向与来源的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具有异质性，其中优惠程度更低的 OOF 类援助、流向社会基础设施的援助以及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的援助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但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小;而 ODA 类援助、流向经济基础设施的援助以及来自中国政府机构的援助则正好相反。扩展性分析表明，随着上述互动关系循环累积，使得中国援助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这为拓展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相关研究，进一步优化对非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荣孟源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料学成果，凝结而成《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基础。荣氏史料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初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理论体系，科学论定史料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明确提出史料的阶级性论断，同时坚持史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从史料形式、性质、版本、内容等多重角度对史料进行分类，加深对史料性质的认识;此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料考证的内容与方法，将考据、辨伪、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传统学术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

与国内单质化的“美国学派”学术史叙事不同，20 世纪 40—70 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的真正特征是多元化，而弗里德里希、韦勒克和雷马克三者存在分歧的观念与实践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体现。弗里德里希作为教堂山会议的组织者和美国比较文学的推手，其务实建设的观念与实践体现了“法国学派的美国化”。韦勒克作为教堂山会议的参与者和学术史记忆的核心，体现了美国学界反对传统比较文学的面相，以及将文学视作整体来研究的理想主义信念。雷马克作为学术史记忆的创造者，因其存在问题的比较文学定义而被误认为是美国学派的代言人，但在此之外，雷马克还有更多值得重视的观念与实践，也使他成为这一时期多元化特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我们研究了《绿色信贷指引》发布所引起的绿色信贷限制行业相对于不受绿色信贷限制的行业的绿色创新质量变化。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绿色信贷限制行业，《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对绿色信贷限制性行业的绿色创新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指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主要渠道包括降低融资约束以及提升企业环保关注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企业处于环境规制力度较大地区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加。因此，政府应提高环境规制力度与知识产权保护成本，降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以此营造能够引导企业进行高质量绿色创新的金融市场环境，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升级。

随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张、市辖区向“管政府的政府”转型、属地责任强化，超特大城市街道办的权责配置已无法适应城市治理的现实需要。为缓解超特大城市街道办的权责失衡问题，各地纷纷展开以推动执法权下沉为主线的改革创新。通过对案例城市新修订的街道办组织条例的文本分析和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在治理重心下移时代，街道办的权责定位仍然存在“应然”与“实然”的差别：“应然”层面，街道办的权责配置趋于明确、执法权得以强化、履职保障机制逐步优化；“实然”层面，依然存在权力承接困难、经济发展负担沉重、向社区过度摊派工作等新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街道办编制不足、行政区划设置不合理、“区—街—社区”关系不清。未来优化超特大城市街道办体制的基本方向应是在保持派出机构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真正将街道办坐实为一级权责平衡的“准政府”。

近年来，国内外的诸多关注与争论让国企规范问题再一次被放到了聚光灯下。针对此问题，我国虽然展现出力争完善的决心，但目前由法律规范与政治规范组成的国企双重规范模式依旧面临重重困境。在以《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为核心的国企法律规范模式下，相关法律法规过度聚焦公司的商业目的，使得带有公共属性的国企与规则格格不入。在以党内法规为主的国企政治规范模式下，相关规则也因党内法规效力与位阶的不清而引发了诸多问题。对于这些困境，美国对政府公司的规范经验提供了两点启示:第一，国企基于其公共属性应与其他公司分开规范;第二，只要将国企政治规范法律化，政治规范一样能够高效运行。结合这两点启示与我国国情，可将国企法律规范与国企政治规范予以统合并一同纳入《公共企业法》，在考量国企公共属性的基础上来重构目前国企的双重规范模式。

在政治、教育、文化等多重历史酵素的复合作用下，燕京大学成为1928—1937年间北平女性写作的一个中心，涌现出以林培志、李素英、李满桂、谭超英、郭心晖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燕京大学女作家群的聚结，首先是该校发达的女子教育和活跃的校园文化的产物，同时亦与学校借助课堂教学及师生人际网络传递的文学资源和写作经验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学院风格鲜明的作家群体，燕京大学女作家群揭示了五四女性文学尚来不及提出、20世纪30年代又被革命文学的时代潮流所遮蔽的女性常规性命题，同时也标志着女性学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确立与发展。

日本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历史意识勃然兴起，一部部以“万国史”冠名的教科书和历史书籍鱼贯而出，载述着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知。甲午战争后，日本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政治观念支配了知识分子看待世界历史的眼光，他们亟需改写“万国史”，将日本史纳入世界历史，阐发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与“帝国日本”的崛起相伴而生的，是日本人愈加汹涌澎湃的“世界史”意识。他们将“国家”的历史与“世界史”连接起来，通过解释“世界史”来争夺历史的主导权和文明的话语权。

构建统一市场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而政治权力分割对市场分割又有着关键性作用。以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大米市场作为考察对象，我们研究了晚清地方督抚的政治势力扩张带来的市场分割。依托米价数据与清末官员数据，构建了涵盖 195 个府的米价相对离差数据库与官员政治网络数据库，并通过 DID 回归分析发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军与淮军势力崛起，显著扩大了湘军淮军督抚控制区与清政府控制区间的米价离差。在进一步对这种市场分割的长期影响进行分析时，我们利用 IV-2SLS 估计发现清代市场分割对民国的市场分割也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影响。

多次机构改革已经实现了绝大多数事项“归口管理”的目标，但仍有很多复杂性、突发性、创新性的事项需要通过“齐抓共管”的方式应对。然而名义上的“齐抓共管”在实践中却呈现出“差异化履责”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真抓实管、各自为政、象征履责、推诿拖延等。上述差异形成的原因既包括静态组织层面的权责配置与协同机制建设，也包括在执行过程中动态变化的时间推移、政治势能、紧迫程度、相关利益主体态度和社会关注度等，上述因素共同影响“齐抓共管”各部门的压力感知，并通过改变“齐抓共管”的组织特征，带来各部门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这种动态演化过程将影响最终的执行效果，应结合具体事项采取针对性措施，使“齐抓共管”这一中国特色治理实践的制度优势落到实处。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出了独特的历史演化进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不仅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化理论形成挑战，也使得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国本土社会理论有着独特而厚重的理论使命，即“直面中国实际、反思西方理论、传承中华文明”。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可以将“人”本身作为中心线索，通过对中国社会变迁中“人”的处境与感受进行调研和描述、以“人”为行动主体凝练关照中国社会的标识性概念、基于“人”的生命体验分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机制、立足于“人”的实践探索具有本土色彩的社会研究方法，以推进本土社会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晚清大量的白话宣讲小说，充满了深切的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在末世的恐慌下，叙述者反复诉说个体与群体之“劫”，谆谆教导民众如何“救劫”，夸饰圣谕宣讲的神圣性，并在故事中大量植入神灵、神谕、死而复生、附体等，将其作为对下层民众教化、规训时所采取的策略。契合圣谕主旨的善与善行在“救劫”过程中促进了凡圣之间的交流、沟通、转换。作为宣传圣谕的“案证”，即便叙事有些雷同化，却因融合了“记实性”与神异性而为民众所喜爱，成为清后期重要的弘道方式。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包含三大演进节点:唐、宋两处众所周知，明代中期一处，留意者殊少。在他笔下，唐代至明中叶小说以娱乐为主，此后改以摹写世态为主。环顾清季民国各家论述，这点堪称鲁迅最独特的看法。他描绘这一转型，参照了 18 世纪至 19世纪后期西方文学的嬗变轨迹。但从其知识结构看，对西方文学史的理解，本不应如此简化。由是观之，他有其一贯的思考框架，参考西学资源时，不无选择、重塑。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西学观念与小说史迹的凑泊，情形颇为复杂，非“以西律中”一语所能尽括。

近年来，中国式现代化日渐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已有部分学者对于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展开了探讨，但大多为一般理论性的探讨，缺乏结合具体案例而展开的实践路径的探讨。以生命史学概念和理论的建构为例，探讨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和实践路径，可以发现，现实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和吸纳古今中外优秀精华的现代历史学学科的创建以及中国丰厚的史学传统，都为当代中国构建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可能。生命史学这一具有范式性的概念以及理论和方法的建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拥有开拓创新的勇气和信心，主动感知时代脉搏和需求，破除学科壁垒，立足中国实际，从构建原创性的概念体系入手，开展理论和方法创新，以恒心和耐心，持续发力，就完全有可能构建有生命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

族际共情是个体与其他民族成员感同身受的群际情感，能够为促进各民族融洽共处夯实情感基础，但群体归属会导致族际偏差，弱化对其他民族的共情。根据群际情绪理论和群际接触的三重社会分类模型，可以培育积极的族际接触情境，进而通过优化社会分类以达到提升族际共情的目的。构建族际共情提升路径的整合模型，可为工作实践的开展提供抓手并形成系统性的参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