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才福》是一部收藏在莫斯科国家图书馆（RSL）的清中期苏白传奇抄本，两卷，共32 折，保存完好，未见于任何中文曲目或书目。此剧大量使用当时苏州话做对白，带着浓厚姑苏平民生活气息，对探索清代苏州都市平民生活、尤其是对平民女性的理解，颇具独特的意义。

1492 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殖民征服打断了印第安古代文明的正常发展，随之出现了欧洲文明、非洲文明与印第安文明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到18 世纪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文明结构。但这种文明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均具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只是到了20 世纪中叶之后，伴随着发展模式的转换、发展型政府的建立、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产阶级社会的扩大、各种创新性文化成果的涌现，拉美才逐渐形成了现代文明，这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文明。现代拉美文明是多源混合的文明、亚西方文明、具有长期边缘性和不平等历史的文明、兼
收并蓄和开放创新的文明、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文明。拉美文明的和谐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拉美文明的不平等性、依附性、不平衡性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拉美文明具有和谐性与不平等并存、开放性与依附性并存、多元文明与不平衡性并存的“悖论”，这正是我们认知拉美文明的关键。

金融危机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秩序大辩论；新冠疫情扩散和俄乌冲突爆发，令这一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在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和重新构建的同时，全球基石性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备受冲击，全球文化形态趋于多样化。近年来全球秩序动荡的原因可以从权力、制度和文化三个维度进行剖析。在权力维度，新兴国家的出现令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东西方政治对立加剧；世界权力中心的多极化和权力主体的多元化使大国对权力的垄断出现裂缝，也使国家行为体对权力的约束愈发困难；在制度维度，全球制度化的密度分布不均、深度欠缺、内化度出现问题，令既有基石性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遭受质疑和破坏；在文化维度，全球秩序覆盖面扩展，其间所流行的文化观念发生转变，“西方中心观”受到质疑，新道路和新发展模式日渐显现。三个维度的变化，拉大了全球权力结构和治理框架间的鸿沟，使既有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政治与安全观、经济与发展观、全球治理观、文明价值观方面，为重塑全球秩序提供了新的价值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在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等不同领域为探索全球秩序重塑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案。

1949 年苏联核试验的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引发美国朝野的恐慌。尽管预防性战争曾遭到美国国内不少人的反对，但美国军方依然认为存在着美国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机会之窗”，试图依靠享有优势的核力量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并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制约美国贸然行动的因素，特别是苏联报复能力的增强以及强大的常规兵力。美国决策者担心，核打击虽然可以给苏联造成严重破坏，但不可能将其击败，反而会失去西欧，美国自身也将遭受苏联的核报复。

维持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美国将其视为维持经济安全、军事安全，进而以实力维护美国霸权的关键。近年来，中国在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先进网络通信等第四次科技革命前沿技术领域实力的快速增长，日益引起美国的“科技战略焦虑”。为“迟滞”中国科技实力快速上升的势头并继续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依据“自强”与“弱它”的双重逻辑，围绕科研资助、创新激励、专利保护、科技转化、人才培引、外部竞争六大政策重点对美国科技战略进行了力度空前的革新。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科技战略的整体思路，围绕“自强”与“弱它”并重的战略逻辑，拜登政府还对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战略举措进行了强化与完善。

资本主义是西方走进现代文明的第一种制度形态，这一现代性转变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现代性文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诸如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等“现代性问题”。在人的解放视域下，聚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病理学”诊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造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新文明指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主要体现是：辩证方法上的“新”，不是完全否定既有现代化的另一条全新道路，而是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同时继承并发展其解放潜能、文明成果的新道路；本质规定上的“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道路；实践路径上的“新”，以多维解放为核心实现“五大文明”综合发展的新道路。

现实观基于实在观。马克思判定实在即历史递进性存续。马克思现实观以历史递进性存续要求对历史样态强制规约为取向；把现实理解为满足历史递进性存续要求的历史样态；把现实的实现机理理解为客观强制与自觉强制的实践性统一；把历史是否满足历史递进性存续的要求，判定为区分正现实、负现实的尺度。现实观的特征是：具有纵、横融通的结构；以历史递进性存续为其历史与逻辑起点；可验证；具有实践性、整体性和追求人递进性解放属性；以历史内在尺度为其生成的根据；以历史递进性存续要求对历史样态强制规约为其理论框架；以现实概念为其哲学总体性范畴。现实观的意义是：优化实践观、彰显消解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孕育科学的社会危机理论等。

高质量对外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能否推动高质量出口发展？我们使用200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利用2008—2020 年国家层面出口数据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对于内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先行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人民币国际化通过提升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出口质量升级。

考古文化的阐释与传播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文化的内涵主要涉及考古理论与遗迹遗物的内容层面，发掘、研究、保护和修复的方法层面以及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考古人物的人文精神等层面，具有公共性。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公众对考古文化认知存在偏差，现有阐释与传播方式也有诸多问题，加强考古文化阐释与传播具有现实必要性。提升博物馆公共考古教育能力、树立科学的考古文化阐释与传播理念及方法、搭建满足公众多元文化需求的阐释与传播渠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考古文化的阐释与传播效能，促进社会共建考古文化阐释与传播体系，共享考古文化成果。

选取2015—2021 年的日度数据，基于VAR模型的动态溢出指数方法，从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层面可以考察我国不同种类商品期货间的联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收益率总溢出在样本期内呈“U”型走势，而波动率总溢出对极端风险事件的冲击更敏感。（2）化工和软商品分别为我国商品期货市场中重要的价格引导者和风险发送者，而谷物和贵金属均为价格与风险的净接收者。此外，10 种商品期货的收益率溢出水平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波动率溢出对不同极端风险事件冲击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化工的波动溢出对疫情冲击的敏感度较高，软商品的波动溢出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敏感度更高。（3）商品期货之间的收益率溢出和波动率溢出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研究结论对政府政策制定以及投资者决策均具有现实意义。

元代记录色目人事迹的散文，现存约有309 篇，主要分为军事将领、各级官吏、文人雅士三类形象，在书写者笔下，他们的形象呈现出儒化倾向。尽管如此，这些由“异域”居于中原的色目人，因其出身、居住环境、现实境遇等因素，在多方面表现出独特性。元代散文对他们的叙写，第一次以汉语言文字集中展示了色目人物群像；勾勒了色目人在中原地区的生存状态、居处方式、生活习惯的变化；丰富了元代散文的写作内容，使其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为我国散文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劳动力再生产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以及二者的双重转化揭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实质是资本支配劳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鲍尔斯、金提斯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再生产理论都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具体发展。立足中国体制转型和劳工再生产的实践，这三种理论都只能解释部分事实。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劳工问题”主要涉及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二者呈现为两种不同进路：前者指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劳动力资源的接续补充、代际传承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型塑过程；后者是指，面对集体主义时代的阶级实体消解、改革以来阶级话语消失的双重背景，传统产业工人和新型工人群体的“再形成”过程。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所做出的前期论证，其目的在于阐明意识形态从“批判性”到“建设性”的进位实现路径。基于对马克思的意志、阶级意志、等级意志、资本意志和人民意志系列范畴的考察，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建设向度，即共产主义理想所向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为，在基本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共产党领导下，显现为实现人民意志集中和思想观念解放的根本指向。

当代政治理论关于全球治理的相关争论，其背后的逻辑涉及世界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不同的世界共同体观念会引申出不同的全球治理模式。世界主义者聚焦于全球贫困及相应的全球正义等问题，主张一种经济型世界共同体。以全球人权体制为基础的世界共同体则依托当前存在的一系列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主张一种法律型世界共同体。这两种类型的世界共同体都以目标为导向，在实践上赋予世界共同体以某种统一的“强制性权力”，容易导致霸权主义等支配性的国际关系。第三种类型的世界共同体则尊重国家主权及其伦理含义，并将关注点放在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实际上主张一种以国际合作和对话为主题的关系型世界共同体。关系型的世界共同体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在内涵上能够实现彼此融通，有助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内涵。

基于2010—2017 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对多种量化标准下政府补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和投资规模产生了显著的倒U型影响，即政府补助规模较小时，更利于促进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并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而政府补助规模过高时，却抑制了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这一效应并未受到变量替换、样本选择范围及回归方法调整的影响。上述政策效果主要作用于绿地投资，对跨国并购并不明显。此外，获取政府补助相对较少的高人力资本水平及资本密集型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并扩大投资规模，而获取政府补助相对较多的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和投资规模并未受到人力资本水平及资本密集程度的影响。

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经历了从明代前期道德、学问、人品俱佳的“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到宣德中期以后兼具儒学之敌的功臣元勋，再到嘉靖年间作为儒学之敌的功臣元勋的僧人，最后至清朝乾隆年间成为策划“靖难”之役叛乱的“祸首”的曲折变迁。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变迁基本上由朝廷主导，官民士人从而衍之，但官民士人的形塑有时也影响了朝廷的形象建构。

侏儒作为一种特殊人群，因其异常短小的身材和娱乐人主的功能而被史家或一般文人纳入书写视域。唐前侏儒形象，可追溯至尧舜时期。先秦侏儒除史家所记娱乐人主者外，影响较大的是《山海经》中的焦侥国、小人国人。对其身高和其他特点，历代文献的记述存在差异。由于神仙道教思想的渗透，秦汉不少侏儒具有神异色彩，其中著名者如《汉武故事》之巨灵。三国至隋朝文献中的侏儒在保留传统特点和功能外，还有部分来历不凡，表现特异。总体而言，以古小说为主的古代文献对唐前侏儒形象的记述幻实并存。现实中的侏儒人微位卑，古人对其成因之推测，往往众说纷纭。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神话属于口头文学，有古老的渊源。女娲是创造大神，在形形色色的女娲神话传说中，除了造人补天，还有许多故事讲述女娲与其他神灵共同完成发明创造。在诸如此类口头文学表述中，往往体现出一定倾向性的民间情感态度及性别话语特点。立足巴蜀地区，从造字、制谷、治水等话题入手，透视口头文学中女娲与诸神合作的故事，其中透露的性别文化信息值得研究者注意。

新修订《反垄断法》加入了“鼓励创新”作为立法目标之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强调创新价值恰逢其时。围绕创新展开的竞争为市场带来活力，提升动态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反垄断法》的适用中应当全面落实对于鼓励创新目标的考量，为此需对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革新，从“以价格为中心”转向“以创新为中心”，在竞争损害理论中引入创新损害分析，将创新带来的动态效率纳入豁免或抗辩理由考量，并将其运用到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规制中。全面落实鼓励创新目标有助于新修订《反垄断法》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更好实施，并最终达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维护创新竞争之间的良好平衡。

乡村振兴，一场地域组织形态的重大变革，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现代城乡二元对立发展所创造的物质前提下，地域均衡发展的客观作用力与地域发展规律主观表达相结合的产物。传统的以城市发展为主线，农村处于边缘、依附地位的地域发展格局被打破。随着现代经济进入外溢离散、资源多集聚空间有机整合、差序发展阶段，其内逐渐孕育出人口、资源集聚—离散平衡的地域发展共同体。其中，县域作为构建地域发展共同体着力点的学理性和政策性意涵不断强化。由此形成县域乡村振兴的建设思路，即基于个体及其家庭的经济、社会与生活需求，构建发展型地域社会政策，建设县域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系统，打通因社会资源缺位而形成的人口地域流动壁垒，将城市潜在转移的劳动力引流到县域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