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生产力中性论”，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生产力内蕴价值维度，这源于具体的劳动者具有特定的价值取向。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紧密结合，而生产关系亦具有价值特性，劳动者和生产关系的价值性赋予生产力以价值属性，而正义是其中的一种重要价值。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包含效率和正义双重向度，二者统一于社会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理想之中。新质生产力既是先进生产力，又是正义生产力，在驱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蕴含着一种正义叙事，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正义为基础的价值原则，其发展受到正义的规范和指引。新质生产力追求效率和正义的双重跃升，克服贫富分化等社会弊病，共同富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新质生产力正义叙事的国内国际双重实践逻辑，将历史性地创造一种新质正义。正是正义之维，新质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单纯追求效率的生产力更具发展潜力。

绿色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底色。绿色丝绸之路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守正与创新，是在新发展理念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探索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新路径。当前，百年变局正加速演进，为积极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绿色经贸规则加速形成、绿色低碳转型需求迫切、经济与金融市场缺乏韧性、新兴数字技术革命兴起等新形势新挑战，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必须走全新的深化路径，加快形成绿色新质生产力，融合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硬基建与软联通、平衡发展需求与安全保障、兼顾长期投资与金融市场发展、统筹全球治理与各国利益，共同铺就一条科创引领、政通人和、开放包容、资金融通、互利共赢的新道路。

作为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边疆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能为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对加强边疆地区建设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意义重大。共建“一带一路”能为边疆地区的贸易规模、结构、业态模式、发展条件等方面产生有益影响，进而推动边疆地区贸易高质量发展。十余年来，边疆地区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水平显著提升，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开放平台加快建设，贸易发展条件不断改善。但同时，仍存在“政策租”效能不断耗散、基础设施支撑力不强、贸易结构协调性欠佳、贸易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等挑战。为此，边疆地区应着力夯实支撑贸易发展的产业基础，提升贸易通道运载效能，持续优化贸易发展环境，并利用开放平台的四大创新优势，进一步赋能贸易高质量发展。

从福利治理视角看，双重察觉和服务整合的概念对于探索现阶段社工站与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社工站建设必须充分察觉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位置，将不同的政策资源与服务对象的需求对接，落实社会政策的同时回应民众的切实需求，增进民生福祉。社会工作者能够敏锐察觉政策资源和服务对象需求之间的匹配关系，通过服务整合为贯彻落实政策和满足服务对象需求提供双面支持。社工站建设应以党建引领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回应社区治理和服务对象的需求，提升社会服务的统筹力度，将不同职能部门和不同社会部门凝聚在一起形成发展合力，共同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政社互动关系是影响社工项目评估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和专业性的重要因素，直接关乎社工项目评估的成败。信息技术与数字平台的蓬勃发展，从技术赋权视域带来了优化政社互动关系的可能性。在技术赋权理论指导下，以“信息共享为基础、评估平台为载体、道德物化为手段、双向赋权为目标”的ITAE 技术赋权路径得以在M市X区社工项目评估中实践。ITAE 技术赋权路径通过重构一线社工管理权、服务内容锚定权、评估结果决定权等政社互动关系中的权力分配格局，在社工项目评估场域达成了合作互动式的相对均衡状态，这就为调适政府购买社会服务项目中的良性政社互动关系找到了一条可操作化的技术路径。

流动性是理解数字时代城市空间生产的关键变量。要素流动性的提升和流动要素属性的迭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映射到城市的突出表现。空间生产与治理活动是互构的，但既有研究多关注空间生产的驱动力和现实影响，忽略了其应当依据何种原则展开这一根本性议题，进而导致经验研究的碎片化和部分理论解释力的削弱。技术革命引发城市空间生产逻辑更新，使得数字时代的城市空间关系呈现出叠加、连带和易变特征。在流动要素走向数字化表达的当下，城市应基于算法分界、智治统筹、数据赋能等手段，建立起兼具正义与活力的体制机制。上述发掘城市空间本体性，推动多维空间走向耦合的思考，有助于城市治理层次实现从“利用流动”向“治理流动”的跃迁。

AIGC法律定性的分析路径，应厘清如下关系：规范分析与价值分析、客体与主体、人本主义理念及其基本范畴体系的坚守与突破。作品肯定说对智力成果、独创性的解读偏离了两个要件的关系及其核心要义。作品的第一要件是智力成果，而非独创性。智力成果的含义是“表达”，而非“智力投入”。独创性的含义是“独立创作”，而非“可识别性差异”。AIGC生成前，模型用户（人）输入的提示词、参数属于二分法中的思想，设计提示词不是创作。AI 模型的非工具技术属性决定了AIGC是AI 自动生成的算法创作成果，属于AI 制品而非人类作品。为保持法律体系价值导向的统一性，维护学术诚信，不能把AI算法创作成果归属于人类智力创作成果。

在张洁长达四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发表于1979 年的最具争议性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中，首次出现“契诃夫”这个名字。《契诃夫小说选集》被用作主人公的“爱情信物”，缘于张洁对契诃夫短篇小说和阿维洛娃回忆录的接受与模仿、对契诃夫的特殊情感，甚至其“女性意识”也与契诃夫存在关联。张洁的创作凸显了与契诃夫相异的艺术旨趣，她书写“爱”的拯救话语并呈现出“爱”的多重意味，实际上是她在特殊的历史时刻对中国某种困境的思考。小说不仅是理解张洁及其文学创作，也是理解中俄文学关系的重要文本，它表明“十年特殊时期”后，俄苏文学仍然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资源。

清末民初女子修身教材的内容具有二重性，既包含了中国“女教”传统和舶来“德育”观念互相影响的线索，又不乏近代文白转型背景下指向女性自主表达和语言思维训练的课堂操演。考察各大出版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女子修身教科书，在追溯其“修身”内涵流变的基础上，可剖析教科书和教授法的互动关系，管窥近现代女性表达在教科书权力话语网络中的建构过程。女子修身科、女子修身教科书及配套的教授法，直接参与了近现代性别书写的流变，呈现出学制演变及实施环节中的生动细节，形成一种潜移默化的话语实践。女子修身教科书完成了“以新卫旧”的使命，促成了近现代女性写作“有选择的传统”。

在日趋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识别和完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框架实践，有助于提高政策选择的科学性，更有效地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框架的调控机理的基础上，实证检验在不同危机时期中美两国财政政策与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协同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衰退时期财政政策协同均提高了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对比中美政策框架效果发现，尽管价格型货币政策有效，但在危机时期的使用往往受限，只能转向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但美国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和通胀压力已经出现失效的情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是美国政策实践的权宜之计。而尽管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效果呈现边际调控效果下降的趋势，但政策效果和政策空间依旧合理，财政政策对其调控效果的增强效应呈现递增趋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框架是中国另辟蹊径的选择。因此，在不透支财政空间的条件下，建立“松财政、稳货币”的政策组合是中国应对冲击的有益选择。

随着关税等传统贸易手段逐步削减，卫生与植物检疫（SPS）措施已成为影响全球农产品贸易的核心因素，也是制约我国实现农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瓶颈。受制于日益复杂的SPS措施和多边贸易治理体系谈判的停滞，各国纷纷加快了自由贸易区布局的进程。区域贸易协定（RTA）为规制SPS措施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系统探究了SPS差异化条款质量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效果及机制路径。研究发现，缔约方SPS规制融合程度、政策透明度、交流合作能力和管理制度建设水平是SPS条款影响农业贸易的主要路径。尽管中国SPS条款质量已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与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高标准SPS条款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实证结果显示，SPS条款规制融合的加强、透明度的提升、协作的加强、管理制度的建立均显著促进了中国农产品出口。此外，SPS条款质量对中国初级农产品出口提升作用更大，更有利于推动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和低食品安全标准国家的农业贸易。这对我国探索区域农业贸易谈判深化路径、加强贸易伙伴国非关税措施规制、进一步提升涉农领域制度型开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本文基于2013—2020年我国地级市地方审计机关和地方政府债务数据，使用熵权TOPSIS方法构建了地方政府审计水平综合指数，并基于测算的全口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实证检验了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审计综合治理水平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且主要通过提高地方政府财政透明度和财政支出效率发挥作用。异质性分析的结果显示，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隐性直接债务风险和隐性或有债务风险均表现出显著的治理作用；且政府审计的揭示功能和抵御功能发挥了主要作用；此外，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治理作用在财政压力较大、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

南宋词人卢祖皋词流传谱系有二：一是由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发轫，经明代吴讷、毛晋的抄刻而广为流传；一是由题明李西涯所编《南词》本《蒲江词稿》传刻。《蒲江词稿》在清季由董康首次据清抄《南词》独立抄集，并经吴昌绶、朱祖谋等人校勘。吴昌绶对《蒲江词稿》从青睐到弃之不用，典型体现了其词籍善本定位及刻词观念发生了转变。朱祖谋以吴昌绶抄本为底本将《蒲江词稿》刻入《彊村丛书》，唐圭璋修订《全宋词》时又以《彊村丛书》本为底本，由于未得清抄《南词》本原本，致使他们的刊印在底本选择及异文校勘上均产生了失误。晚近学人对《蒲江词稿》的抄刻校理，体现了词集在抄刻转换过程中文本形态变化的复杂性。对这一动态过程的考察，有助于剖析晚近词籍校刻的观念及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