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党的重大理论创新。当代中国学者应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视野下，结合当今中国与世界具体实际，深刻理解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意义、历史机遇和现实路径。从国际视角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助于打破世界经济停滞僵局，充分释放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潜力；有助于我国抓住百年变局历史机遇，扬弃旧世界秩序内在矛盾，如期实现复兴伟业。从国内视角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属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能的历史过程，要求资本积累模式从资本扩张向资本深化转型，有利于破解旧发展方式遗留问题，激发新发展方式内生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以新型生产关系为抓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市场手段激励科技创新产业化，形成新型政府−市场关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指引和价值遵循，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战略。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对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推动共同富裕、增强乡村发展动力、推进城乡生态融合以及提升城乡协同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特征集中体现为：在发展理念上强调“互补共生”；在要素配置上推动“双向流动”；在治理模式上倡导“多元协同”；在价值取向上坚持“人本导向”。然而，城乡融合发展在实践层面仍面临资源配置失衡、城乡差距显著、乡村文化边缘化、乡村生态治理困境、多元主体协同缺位等多重挑战。为此，需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壁垒，建立市场驱动的要素流动渠道，激发乡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构建高效的乡村生态治理模式、打造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格局，全方位推进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在学术性维度和原则性高度上，一个拥有世界历史意识的民族才能成为世界历史民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才能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只有承担起世界历史任务的民族伟业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就此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一重大命题的全部要义在于：中华民族历史性地成长为一个不仅拥有世界历史意识，而且自觉融入现代化世界历史进程的世界历史民族；成长为一个不仅把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与既有的现代化世界历史任务相承接，而且致力于开拓新型现代化道路的世界历史民族；成长为一个不仅对当今时代的新型现代化世界历史任务有充分的意识自觉，而且同时充分地意识到必须以中国的方式担当起新型现代化世界历史任务的民族。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才可以引领当今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性走向，开辟人类现代化事业的历史新纪元，创造人类现代文明新形态。

当前，以DeepSeek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正不断朝纵深方向发展，这不仅改变了文科知识生产的固有模式和传统范式，也逐渐扭转了人类对文科知识生产的认知方式和参与模式。现有的文科知识生产范式主要包括以理解诠释为核心的认识论范式、以人文价值为导向的规范化范式及以学术共同体为边界的制度范式等。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下，文科知识生产发生了范式变革，技术介入后，知识生产从人类独占转变为人机协同；知识形态从静态文本跃迁为多维呈现；知识生态从学术共同体衍化成平台化生态。需要认识到的是，文科知识生产范式在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一定程度上的价值消解：在认识方面，解释权让渡带来了意义扁平化；在伦理方面，人工智能生产造成了原创性模糊与主体性困境；在教育方面，思维训练不足引发了批判性缺位与算法依赖。数智时代，文科知识生产范式应在阐释、伦理、教育三个层面完成转型升级，形成人机协同、生产透明和素养配位的新生态。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人类知识生产的渗透正逐渐加深，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科学如何合理利用前沿技术推动学科发展亟须反思。社会科学自发展初期就存在天然的内部张力，多元哲学基础奠定了其演化轨迹。计算社会科学的兴盛虽部分消解了原有对立，增强了不同范式间的联通性，但也加剧了方法论脱钩于本体论、认识论的局面。人工智能的崛起一方面延续了计算社会科学的固有路径，另一方面则借由其生成能力开辟了硅基样本、复杂因果、社会预报三重新领域。生成式大模型的介入，拓宽了社会科学的本体边界，使认识逻辑从静态性和确定性趋于演化性和情境性，并加强了方法谱系的联构。社会科学家的角色应当从技术借鉴走向深度协同，形成社会问题、技术发展等的跨学科共建。尽管人工智能有望推动社会科学范式进步，但训练偏误、应用不当、制度生态等问题也不容忽视，研究者应持有开放和审慎的态度，合理把握学科发展契机。

黄老文献屡见“天当”“天常”“天刑”“天极”“天道”“天德”等语词，更出现了“天法”概念，它们都是“究天人之际”哲学思考的产物。黄老政治哲学语境中“天道”“天德”“天法”乃是针对人间法、人定法、世俗法之不足取、不足用而言。自战国中期以降，“天法”概念及其理论进一步丰富发展，与天文、时序和月令等知识进一步融合，呈现为独具特色的“自然法”理论。而天文、时序和月令亦为传统天道观念的固有内容。

中国古代先民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形成“天圆地方”的观念。红山文化时期便有了方圆结构的祭坛和墓室，先民法象于天地形成了早期的图腾崇拜，“天圆地方”观念还直接影响了儒家经典中四海、五服、九州的方形疆域规划。作为反映九州划分的早期“禹贡图”自然也被绘制成方形，既应“地方”之形象，又指秩序之规范。“禹贡图”对天下九州的划分，是上古时期的先民在社会文明构建之初，对天下地理、社会秩序进行梳理的尝试与思考。《禹贡》以降，九州成为华夏一统的代名词，“禹贡图”也因对九州疆域的图示、对国家治理的引导意涵被历代为政者所重视。宋代地学勃兴，“禹贡图”开始大量出现且仍多呈“地方”之形，其中不仅蕴含了宋人“天圆地方”的思想观念，也寄寓了宋人在建炎南渡背景下对九州秩序归于统一的渴望。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联合国因全球化演进深化中的全球性协调需要而生，也是推动和治理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八十年来，联合国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秩序、积极构建多边贸易体制、加快推进国际经贸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推动世界科教文卫事业一体化发展，助力跨国文化交流和国际共有规范的形成，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但是，当前全球化转型使联合国面临诸多新挑战新问题。有效的国家治理和高效的全球治理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削弱联合国的治理效能；非国家行为体能力增强，冲击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科技等新兴领域治理问题不断涌现，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职能边界备受争议。中国始终支持联合国不断改革发展，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赋能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创新。面向未来，唯有坚守多边主义、重塑联合国权威、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全球化才能在正确的历史轨道上继续行进。

全球化本质上是以生产力质态跃升驱动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其发展态势也会随着多元行为体的竞合博弈呈现出扩张与收缩交替的周期性波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作为全球化态势演变的重要驱动，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与国际权力结构变动，叠加大国战略竞争与地缘政治冲突外溢，使得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上升，全球化发展的结构性压力持续累积。特别是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资本无序扩张、生态有限承载与治理赤字加剧带来的矛盾冲突，将现行治理体系推向失效边缘。面对全球性风险挑战，全球化力量格局进入加速重组期。部分发达国家内顾倾向加重，从全球化推动者变为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并积极引领新型全球化，从全球治理的边缘参与者变为重要塑造者。新型全球化是以数字技术驱动的全球经济新业态为重要引领，以平等有序、普惠包容、普遍安全、文明共生、绿色发展为核心特征的全球化新样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携手“全球南方”国家以实际行动为推动新型全球化注入强劲动能。

在满十之年撰写“满十自述”诗，是近古文学史上一个基于“文学自觉”的接力撰作之现象；这一现象的历史动因，与金元肇始、明代蔚兴的“整寿”贺诗风气有关。从文本学层面切入“满十自述”诗，可发现其文本体制主要呈现为联章组诗或长篇古体；其文本形态存留了独立诗卷的印记；其文本书写则留心于以《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为中心的儒门“年谱”，将立伦纪事作为核心关切。“满十自述”诗对中古自叙传遗貌取神，借鉴了自叙传自幼及长的分节叙事、记大关节事、以史传笔法作自注等撰作传统，强化了自述诗的叙事性。通过对集部文献和文本所显现出来的“有意味”的文学史现象进行探究，可以观澜索源、观风察势，经由文本学路径进入“集部之学”。另外，学界所习知的梁启超《三十自述》、胡适《四十自述》等文本的生成，也因之可以得到一种溯源性解释。

朝鲜英祖李昑（1694—1776）是首位明确留下《水浒传》阅读记录的朝鲜王朝君主，《水浒传》的情节、人物被其频繁援引于君臣议政，并实质性地影响到王朝政务处理。李昑的《水浒传》阅读和接受活动，当始于青年出宫期，至临终前三日，长达半个多世纪。在有记录的《水浒传》域外个人接受时长上，可能创造了一个纪录。朝鲜英祖所接受之《水浒传》，应为含有征辽和平方腊情节的百回繁本系统，且为朝鲜文译本，并时常以“命读”这种流行于当时朝鲜上层社会的方式来接受。朝鲜英祖对《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的热读，实与朝鲜庙堂文化传统相违，但仍产生了后续影响。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与中国金融市场持续开放的背景下，跨境传导的外部风险已成为影响中国境内市场稳定的关键变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股市与国际市场的联动呈现显著的非对称特征，即国际下行波动对A股的冲击远大于上行波动的带动效应，这一典型事实揭示了传统波动溢出分析的局限。本文聚焦于中国香港与内地股市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通过将已实现波动率分解为上行与下行波动，并构建跨市场上下行波动溢出网络，探究两市间是否存在非对称性溢出效应、主要传导路径及动态演变特征。研究发现，相较于上行波动，中国内地股市受中国香港股市下行波动影响更甚，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且“沪港通”开通后该非对称性因下行溢出增强而进一步强化。自 2018年起，香港对内地市场的下行波动溢出持续提升，并逐渐取代内地成为两市间的净溢出方，反映出外部环境变化对风险传导格局的结构性影响。从行业角度看，香港的工业、材料、信息技术、医疗保健等行业下行波动对内地市场影响更为显著，内地的金融、日常消费、医疗保健等行业受到的冲击较大。此外，香港股指期货市场对两市上下行波动具有非对称放大效应，对下行波动的加剧作用更强。

数据要素市场化是数据要素实现高效流通和价值释放的基础。本文基于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实践，以2011—2022年Ａ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多期 DID 方法考察了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数据要素市场化可以通过改善所在地区资源错配程度，进而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营商环境的优化对数据要素市场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3）数据要素市场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高科技和行业高竞争度的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这有助于揭示数据要素市场化的价值创造作用，为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和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深化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对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突破局限于金融体系内部的分析范式，立足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双重维度，将资本要素配置的核心回归至实体经济层面，构建涵盖“自主流动−价格形成−合理配置−协同增效”的理论框架，剖析中国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障碍与制度根源。本文认为，当前资本配置面临金融体系不健全、要素价格信号失真、资本流动壁垒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间资本传导不畅等多重障碍，其深层根源在于金融功能边界模糊与地方政府过度干预。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应以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为统领，从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厘清地方政府边界、引导产业政策精准发力以及促进各种所有制资本协同发展四方面共同发力，打通资本传导的卡点堵点，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良性互动的资本要素配置新格局。本文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立法法评注是法学家以立法法文本为中心，依循立法法的结构体例，对立法法条款所做的理解和阐释，是立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的社会背景下，立法实践的快速发展以及学术成果的不断积累，开展立法法评注既有强烈的社会需求，也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条件，时机业已成熟。立法法评注应当坚持根据宪法推进、遵循法治原则、突出问题意识、找准价值目标、跟踪演进过程等基本原则。立法法评注虽是一种学术作品，但不是空洞的理论想象，它应当服务立法实践，推进学术交流，提高质量效率，完善学术规范，优化工作机制。

我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食品进口国，并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和转基因玉米这两种主要粮食作物。大变局下，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为如何保障粮食安全、端稳端牢“中国饭碗”提出了挑战。此外，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监管制度有可能被转基因农产品出口国以违反WTO义务为由，挑起国际贸易争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协定均直接规制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且存在潜在的条约冲突。我国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监管制度与国际条约的衔接，不是单独履行或实施一项条约，而应当从整体观、大局观的角度出发，将相关国际条约视为一个整体，在国内立法和行政行为中，预防和避免条约冲突及贸易争端，维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