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物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核心术语。如今，“xx拜物教”之类的表述散见于各类文章中，成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种种现象的一种流行的表述，主要是将“拜物教”狭隘地理解为“物崇拜”。但是，这一误读既无视近些年来学术界关于拜物教理解方式的讨论，也模糊了拜物教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方法论意义，并导致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倒回经验主义的理论层次。为了超越对这一术语理解的局限性，需要进行尝试性探索：一是追溯拜物教术语在东西方的翻译与流传史，揭示“物崇拜”译法的确立过程；二是通过MEGA²的文本学研究，考察拜物教术语在马克思一生的文本中的词频分布，分析拜物教的认识论的转变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三是探讨通过“非替实”这一释义阐释纠偏的可能性及其相应的理论价值。对拜物教术语的重释使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提升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批判能力，从而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一种超越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思想支撑。

国家和法律权力是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论题，而马克思探讨了资本和权力的关系，着重批判了资本权力。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私人所有权观点，批判了政治经济学家对商品交换法律形式的推崇，探究了法律内容的生产方式基础，揭露了强制的资本权力，阐明资本造成的工人与生产资料分离使其控制了工人的劳动能力、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包含劳资之间分散与集中的矛盾、资本权力的社会性与单个性的矛盾以及资本的独立性与人的依赖性的矛盾等。资本的集中在客观上需要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这与私有制相冲突。马克思对资本权力的批判具有政治哲学根本变革的意义。资本权力的强制性使得在此基础上的国家和法律是一种强者权力形式；资产阶级政治法律观念是诱导和规训工人思想和行动的意识形态权力。马克思批判了控制整个社会结构的权力之网，论证了消解资本主义权力体系、实现人的解放的历史必然趋势。

古代小说研究的两个特点：一是兼具文献学与文艺学双重属性；一是作为叙事文本，小说所承载的社会、人生信息比诗词等抒情文本更为丰富。因此，融通文史遂成为深化小说史研究的必由之路。具体思路有三：把小说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解读、阐释作品；小说作为叙事文学，具有“补史之阙”的价值和意义；联系历史语境，借助历史文献，可以一定程度解决小说史上的“堵点”和难点。

作为一种兼具社会学和心理学风格的研究方向，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学科地位早已得到承认。但它是否是一门独立学科，却长期处于学术认识上的模糊状态，也欠缺官方意义上的学科分类归属，并未成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其作为二级学科的地位也经历过“得而复失，失而再得”的曲折历程。这极大地制约了当下社会心理学自主学科体系的建设，遮蔽了诸多社会心理学家长期以来的学科建制努力。这其实反映了诸多萌芽期的交叉学科的共同困境：其内部努力往往受制于外力而不得不继续保持“模糊生存”策略。对此，惟有进一步回到“问题本位”而非“学科本位”的发展思路，即通过社会心理学的问题解决功能而彰显自身的学科价值，使社会心理学人的知识建构努力得到外在制度力量的最终认可。这一思路对其他交叉学科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如何实现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有效治理与应用，以人工智能赋能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中国老龄社会新形态下的关键议题。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迭代速度重塑养老服务及资源供给方式，促进养老服务标准规范优化，延续家庭赡养功能，驱动养老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构建中国式现代老龄文明，兼具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价值。但技术赋能面临法律法规建设滞后、道德伦理冲突、老龄数字鸿沟难以逾越、数据泄漏与隐私侵权、算法歧视引发社会非正义等诸多现实困境。因此，应聚焦“共创、共建、共融、共治、共享”发展思路，满足老年人日益迫切的健康及养老需求，共享新一代智能科技创新成果、安享幸福晚年。

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引发的价值风险问题，正在推动科技治理发生伦理转向。有关人工智能伦理的基础理论有待发展，而马克思的思想蕴含着深厚的伦理底色。在他那里，资本主义代表一种以生产商品和积累剩余价值为目标的同一化社会进程，处于交换价值系统内的剩余分为劳动者享受不到的剩余价值和刨除必要生活所需的自留剩余；在交换价值系统外的属非同一性剩余。从马克思的剩余思想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同一化的数智技术基础设施是资本主义构建数智商品交换价值的前期准备。而生产端的简化手段和思想端的美化手段，进一步加深了对数字剩余价值的提取和对数字遗民的贬斥。基于此，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应为数字剩余价值的提取设限，维护数智系统之外的事物的存在意义，以引导合理共享数字经济资源、保障平等和谐的多维幸福生活为目标。

在数字时代，匿名化作为平衡隐私保护与信息效用的关键技术，面临日益严峻的价值冲突与制度挑战。一方面，再识别技术通过破坏匿名化而动摇了“个人信息-匿名信息”的二元保护格局；另一方面，过度强调匿名化可能会削弱个人信息的效用，阻碍其自由流动。无论是对匿名化的全盘否定，还是通过寻求新的技术尝试来修复匿名化，都难以克服这种两难困境。从本质上看，匿名化仅能为信息主体提供一种局部的、附带风险与情境限制的保护。为了使匿名化在隐私保护与信息效用的价值权衡中保持规范生命力，需要超越传统“匿名即免责”的规范逻辑，实施一种以过程为导向的全面、包容和情境化的方案。依托该方案，我国的匿名化制度应使法律和政策的调整范围能够覆盖匿名信息，且在不同的信息处理情境下可以调整匿名化标准，同时确保再识别侵权发生后信息主体能够得到及时的救济。

最佳解释推论作为司法证明的新范式，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焦点。然而，其理论本身的多样性导致实践应用中存在理解偏差。针对此问题，我们从最佳解释方法与最佳解释标准两个维度系统梳理了认识误区：一方面，故事模型与贝叶斯理论虽然特征各异，但却均以“最佳解释推论”为共同基础，由此提出定性定量平衡法，通过融合定性与定量分析以促进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另一方面，相对似真理论的“无似真选择标准”可视为最佳解释推论的子类型，这为基于最佳解释推论理解和适用刑事证明标准提供了统一框架。最后，通过引入稳健性这一特性破解最佳解释推论的“劣中选优”困境，从而强化了刑事证明标准审查，这对于推动刑事证明范式革新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智能时代的新兴主体，算法供应商在对外提供定价算法服务过程中，可能会促成服务对象达成价格共谋。这一参与行为目前可以利用新反垄断法垄断协议组织帮助行为条款进行调整。但具体适用时将面临如何证明垄断协议存在、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证明参与者主观意图两项难题。妥善利用间接证据科学识别反竞争价格协调现象中的非法勾结是证立服务对象之间达成、实施垄断协议的前提，也是认定算法供应商构成违法的基础。主观意图方面，算法供应商只有在具有积极促成垄断协议的故意前提下方可课责，否则应当认定为日常行为。可以发现，在解决了垄断协议组织帮助行为条款适用难题后，算法供应商支持共谋型参与行为基本可以被纳入规制范畴，但对于算法供应商参与其中引起的算法自发价格共谋行为，由于协调过程始终缺乏人为意志，将游离于垄断协议组织帮助行为条款调整之外。因此，在满足特定环境条件时，可以对特定算法供应商专设事前义务，要求其在开发、提供算法服务过程中增加控制与预警机制，在发生算法自发合谋时及时、有效地修正决策结果。

潘素心是清代才媛协助家庭男性成员投身科举的重要个案，其诗集《不栉吟》保留了她在不同生命时期关注、参与科举事务的多样书写。少女时代，她随宦江西，数次替父亲潘汝炯批阅地方童试的诗歌考卷，并制多首“试帖诗”。于归之后，她承担了仰事俯育之职，勉励丈夫汪润之专注举业，督课子嗣的文化教育和科举训练，且在孀居之后支撑门庭，保证五子的科考之途不被中断而最终皆有所获，成为“科场佳话”。待儿子汪怀、汪同怿由科举步入仕宦道路后，她又多次训示为政之道，督促其成长为循吏。潘素心有关科举的经历与书写，并不能动摇她在科举结构中的边缘位置，故而时常发出“恨不为男”的浩叹。这提醒今人关注清代女性问题时，需取“主体”与“制度”双重视野，方能探获其历史处境和性别发声。

性别视角下的形式考察是在叙事形式要素中挖掘女性小说的社会性别意涵。女性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在新时期初年的女性小说中具有既彰显自我、又需要符合公众认知接受的“悖论式”文体境地。讲述自己故事的第一人称自叙在当时较为稀见，是由主要人物“特许”叙事、女扮男装“易性”叙事、讲述他人故事的旁知叙事、文体实验的“变体”叙事等曲折、谨慎、驳杂、多变的文体形式呈现的。作为叙述人的“我”是否文本在场、讲的是否为“我”自己的故事、以怎样的性别身份在讲述等在这些文体样式中有相对复杂的体现，折射的是女性意识既渐次生长、又在谨慎迂回中有所保留的动态性生成，并同女性小说性别诉求与社会公共诉求混融交叠在一起，呈现出了植根于中国性别文化与文体惯性的自发、本土、原创属性。新时期初年女性小说第一人称叙事在文体形式上的曲折多样，对其女性声音的传达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却有利于其美学向度上的丰富性、复杂性、鲜活性。

近年来男性主播不断进入“美妆直播”这一高度性别化的媒介场域，重构了消费文化中的性别展演逻辑。通过数字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可以聚焦男性美妆主播的数字劳动及其性别文化意蕴。研究发现，男性主播的性别建构贯穿于“入场−在场−离场”的整个数字劳动历程——入场时财富愿景消解职业性别区隔，在场时碎片化劳动使其陷入性别孤立并被动承担体力劳动，离场时因性别红利失效和传统养家之责而加速职业流动。在数字劳动策略上，男性主播将性别属性转化为动态的传播资源，通过身体妆饰、情感劳动和阶层标签等构建“混合男性气质”，与女性消费者之间形成媒介化的亲密关系。劳−客双方在性别展演的流转腾挪间均表现出较强的主体性。

近代上海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为降低交易成本，“工头+包身工制”作为一种“本土化”和“前近代化”的治理机制登上历史舞台，这种嵌入了地缘和血缘关系而建构的社会网络在稳定劳资关系和减少劳资纠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构建了包含企业家、工头和工人参与的“双重委托代理”模型，结果发现，非正式制度和不完全合约能够对工人劳动技能发挥“信息甄别”作用，并通过实现工人能力的“分离均衡”进而实现生产的效率最大化，并进一步基于近代上海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数据对理论推导的结论进行了检验。这一研究对认识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劳动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推拉理论指出人口流动受到拉力、推力、中间障碍三因素共同作用。拉力是迁入地有利于提高生活品质的因素，推力是户籍地不利于提高生活品质的因素，中间障碍是限制人口迁移的因素。以“迁入地、户籍地间公共服务差距”衡量推力与拉力所形成的共同影响，以城市落户门槛表征中间障碍，实证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差距对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籍障碍在这一路径中起到负向的调节效应。以是否受到户籍障碍影响为标准对城市公共服务体系进行分类，发现不受户籍限制的普惠型公共服务差距正向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本文最终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城市层面上，要着重提高普惠型公共服务水平，减少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入方面的阻碍；国家层面上，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减少户籍制度约束，尤其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过程中，要注意构建合理的流动人口成本分担机制。

基于制造业价值链布局新兴市场的策略视角，系统探究不同产品架构的市场进入模式，提出制造业价值链策略分布对市场扩张、均衡定价与质量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当低质量产品对两个市场全覆盖时，高质量产品以性价比优势保持初始市场占有量，低质量产品成为制造商重要的利润增长点。此外，制造商进入新兴市场的策略阈值依赖于产品质量决策。当质量外生给定时，制造商需要权衡进入新兴市场所引发的市场扩张效应和利润侵蚀效应，新兴市场消费者WTP水平较高时，市场扩张效应大于利润侵蚀效应，制造商以低质量产品或全类型产品进入新兴市场；当质量自主决策时，随着新兴市场消费者WTP水平提升，制造商具有较高的新兴市场策略强度

明代学者对当代风俗极为关注，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和方法论意义的明“当代风俗论”。明人对当代风俗的观察从时间、地域、人为三重维度展开，在短时段上把握了明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历史运动的阶段，确认了明代浇漓之风的空间走向与地域格局。明人论当代风俗，不仅关注历史运动的必然性，而且指向如何改变现实“弊风”而致“良俗”，故明人“当代风俗论”的逻辑线索与实际效应整体表现为：由批判元末之“胡风”而至明初君臣于政治（制度）层面协力以变“胡俗”，实现因政教反馈重建淳朴世风；再由反思明中期以来的“弊风”而至明中后期士人于学术层面批判“弊俗”，并力图以学术反馈重归祖宗淳朴之世，两者均基于明确的“致治”目的。明人的“当代风俗论”映现于历史认识上的视野与方法，构成了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以论风俗为主题从长时段考察中国古代历史运动的学术前史，由此形成突破在社会观视野下对时俗进行浅描的“风俗史观”，并对后人认识历史运动的方法产生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