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往往容易在基层实践中异化为数字形式主义。本文基于中央及地方公开通报的24个典型案例，运用NVIVO文本编码方法，构建“技术−情境−行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技术嵌入基层常规治理情境与运动式治理情境后诱发形式主义行为的机制。研究发现，当前基层数字形式主义表征可归结为：数字重叠、数字表演、数字内卷三类。数字表演主要存在于常规治理情境下；数字重叠、数字内卷则更易产生于运动式治理情境中。数字技术程序化、规则强化以及路径依赖是构成常规治理情境下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要因。目标加压、全程监管以及结果问责构成了在运动式治理情境下催生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全过程因果链条。消解基层数字形式主义，可构建融合技术敏捷、机制敏捷、行为敏捷三位一体的敏捷治理路径，从推进数字平台系统迭代、拓展基层数字治理弹性空间以及营造“情境−行为”适配尺度三个方面发力。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深刻影响着都市圈产业空间布局。本文从产业协同和产业集聚两个视角刻画都市圈产业空间布局特征与演化趋势。研究发现，首都都市圈产业空间布局呈现以北京市为主导、以天津市为重要支撑、周边城市协同发展的空间格局，不同层级之间差距较大。首都都市圈第一产业区位分布呈扩散发展趋势，空间分布偏移趋势最明显；第二产业区位分布的空间集聚态势基本保持稳定且发展水平最为均衡；第三产业区位分布呈集聚趋势。数字经济增强了城市间产业空间协同，推动其与产业空间集聚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升，有助于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在空间效应上，数字经济与第二、第三产业空间布局具有空间正相关性，与第一产业空间布局为空间负相关性，分城市空间效应存在差异。

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是建设金融强国的核心要义。“十四五”期间，我国坚持以统筹发展和安全为主线，推动金融体系在高质量发展中守住高水平安全底线：以金融机构稳健运行、资本市场基础制度重塑和投资者保护强化金融行业安全；以数字化转型、网络与数据安全法治、支付清算和征信基础设施建设夯实金融科技安全；以“五并重”强监管、双支柱宏观审慎、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和金融稳定保障安排织密金融制度安全防线；以制度型开放、互联互通和人民币跨境使用提升全球金融安全水平。然而，我国仍面临稳增长、稳杠杆与稳预期之间平衡难度上升，内需不足、民生短板与预防性储蓄偏高制约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强监管常态化背景下金融科技快速迭代对规则适配提出的更高要求，外部环境复杂变化与跨境金融联动增强加大抬升风险传导不确定性等现实约束。面向“十五五”，应以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压实金融主体责任，以结构性金融供给激活内生动能，统筹存量风险化解与结构升级，以制度型金融治理完善可预防、可隔离、可处置、可问责的常态化安全体系，并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与宏观审慎并轨，推动金融开放与金融安全良性互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厘清“社会”的概念，对于激发社会活力、推进社会治理等，是一项极为基础的工作。但是，人们对“社会”的理解仍然千差万别、模糊混乱。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理解并非属于狭义的社会学范畴，而是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定义的“大社会”，大致有“相对于自然的人类”“相对于个体的群体”“相对于公共的阶级”“相对于阶级的超国家”“相对于现实的未来联合体”五种指向。与其他论者不同，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关系的生产性根源，并强调释放和加强社会力量，认为社会化生产才是根本的社会变革力量。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四个理解社会的“关联命题”：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性质、社会解放是向人的本质回归、人类社会可以进行有意识的实践。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从过渡性社会形态向“社会治理共同体”迈进的有意识的实践过程。这要求我们深刻把握社会自由“双重性”的辩证关系，实现激发社会活力与社会秩序的动态平衡，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式现代化生动实践中的创新性发展。借助唯物史观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新质生产力的学术理路与哲学范式予以考察，可以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在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塑造新型文明形态过程中的核心作用。首先，通过剖析生产力的历史决定性作用，基于对社会矛盾运动规律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归纳总结，可以廓清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哲学根基。其次，科学审视新质生产力超越传统生产力的逻辑进路，揭示其契合当代科技革命的本质要求，推动社会发展模式的思维转向，促进新型文明形态的创新实践。最后，深度探究新质生产力引发的范式革命，具体体现为其内涵外延呈现阶梯式演变、要素结构经历系统性重塑，以及哲学范式实现整体性革新。深解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范式转换，可为其引领并推进数智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主动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遵循。

建成教育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大学治理现代化作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环节，其改革与发展深度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要求。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是知识生产关系优化以解放知识生产力、上层建筑主动适配经济基础变革、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发展方向三者有机统一的历史进程；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计划经济为主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市场经济探索阶段、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大学治理在结构优化、知识生产、办学效能、党建引领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目前仍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治理体系协同性薄弱、知识生产内生动力不足、办学发展结构性失衡、党建与治理融合浅层化等现实瓶颈。针对上述瓶颈，需要从健全协同治理机制、培育知识生产创新生态、优化分类评价激励机制、深化党建与治理融合四个维度持续推进。

先医祭祀是一种以三皇、医学先贤为致祭对象的祭祀活动。清代先医祭祀延续元明祀典的正祀地位，继续在中央与地方展开。朝廷通过调适太医院先医祭礼，采取定名祭祀场域、厘定配享从祀、规范仪式等策略，构建了一套权威的医统论述，实现了三皇医学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区隔。这些形塑了医家身份观念，但也促使医学进一步受制于儒家政治文化。先医祭祀的地方实践与朝廷厘定仪制互动并不明显，地方医家透过先医祭祀获得情感依附的同时，也倾向于将祭祀转化为提升话语的工具，彰显了地方祭祀灵活务实的一面。

泛心论主张心智是自然界的基础属性，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这一立场在哲学史上源远流长，而物理主义直到20世纪才成为主流世界观。近年来泛心论重新崛起，成为心灵哲学中极具竞争力的理论。泛心论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心智的普遍性。泛心论复兴的动因及其本体论承诺，以及微观泛心论（主张意识经验存在于微观层面）与宇宙泛心论（主张意识经验属于宇宙整体的宏观层面）两种主要形态及其各自的理论困境，构成了对泛心论基本立场的系统审视。在此基础上，一种常识泛心论被提出，并用以考察机器是否具有意识的问题，从而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意识问题提供一种本体论解释框架。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语言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迎来历史性机遇，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理念提供了新路径。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语言−文化一体化智能保存方法，融合语言大模型、古代语音重建、音乐合成与数字人等技术，推动语言文化保护从静态数据保存向互动有声重建的跨越，并针对不同类型语言文化资源提出跨模态的智能保护框架与关键技术对策。该路径不仅能够赋予语言和方言以生成能力，还能够实现古音、吟诵、戏曲等有声文化的可交互化传承，为其注入持续的生命力。

虚拟聊天伴侣通过算法取悦机制与情感识别技术，构建了一种以“无限共情”为表象的情感交互模式。该模式在强化用户黏性的同时，也形成了对个体情感的隐性规训，进而导致情感表达的同质化与批判能力的弱化。同时，基于“计算机即社会行动者”范式，用户会自然地将拟人化交互投射为社会关系，从而引发认知偏差与现实社交能力下降。这种状态进一步使个体从公共领域退行至“个人回声室”，侵蚀社会的集体性基础，以情感满足的闭环消解公共话语与共同体验的可能，并可能加剧青少年及特定心理倾向的群体的精神健康风险，构成新型公共卫生挑战。因此，如何在技术创新中建立批判性互动机制与伦理约束，已然成为平衡技术发展与社会保护的关键议题。

“爱女”观念的形成是为了反思女频网文中的“虐女−厌女”叙事，意在通过强化女性共同体意识来推动网络文学性别意识的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爱女”批评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一种阅读审查机制，形成既强调女性主体性、又限制其表达的悖论。“爱女”意识也在拓展女性共同体书写的同时，陷入了主观理性的工具化困境。在此背景下，“爱女”话语虽通过规训与分离确立了自身的合法性，但这种基于主观理性的排斥程序也导致了批评伦理的异化；对此，《零诺》《女主对此感到厌烦》等代表性作品深入文本内部，以新型共同体的想象在实践层面回应并超越了这一话语困境，从而凸显了重建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批评伦理的必要性。

多边条约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其创制有效性直接关系国际合作的稳定与国际法治实践的运行。当前，多边条约创制陷入程序性、实质性与结构性三重困境，严重削弱多边条约的产出效力与执行意愿。面对多边条约创制的有效性困境，商谈、重叠共识与树立权威这三类传统方法虽然具备一定的功能价值但也暴露出其明显的内在局限性。相比而言，协商民主具有增强平等参与、理性协商与程序正当性的制度优势，能够为解决多边条约创制有效性问题提供可行性替代。具体到制度层面，应聚焦多边条约议题设置与谈判程序、多边条约执行与反馈机制、多边条约权力结构调适三个方面来设计协商民主嵌入式制度方案，提升多边条约创制过程的包容性、正当性与执行力，从而有效缓解现存困境，重塑多边条约治理效能。

低空经济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形态，其健康发展亟需超越传统监管模式，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发展型监管正是对此需求的回应，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内化为监管目标，并通过规划、引导、促进、调整、保障等系统的法治路径予以实现。政府通过战略规划确立产业总体布局与发展优先级，履行宏观统筹职能；借助标准体系与规则解释，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稳定的行为指引与合规预期；建立基于信用的激励与风险适配机制，在守住安全底线下包容技术迭代与商业模式创新；针对不正当竞争与垄断，通过公平竞争审查进行及时干预与规制调整，并结合风险分级分类管控实现监管资源精准配置；最终，通过保障基础设施的开放共享与构建多元参与的共治程序，为产业生态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构成既能规范政府干预边界又能激发市场内在活力的监管架构，为低空经济产业实现从战略潜能到高质量产业集群的转化提供制度支撑。

从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华茶对外贸易逐渐衰落，其根源之一在于制茶工业发展缓慢，诸如茶税、关税等负担日益加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迫切需要推动税制由间接税向直接税转型。于是，西方所得税被引介到中国，后经南京国民政府推行茶业统制，伴随着公营茶厂的组织和茶业合作化的推动，为所得税的顺利开征和制度设计奠定了基础。然而，在福建省落地实施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为了提高征收效率反复变更稽征方式，损害了所得税制度的公平性；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加强对利益资源的掠夺，对茶业造成重大冲击，激化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自“济南惨案”到“皇姑屯事件”，日本的对华政策持续摇摆变动，其根源在于田中内阁与日本陆军围绕对张作霖的态度存有分歧与妥协。田中内阁第二次出兵山东的目的并非全盘阻止北伐，而是以局部冲突拖延北伐第一方面军北进以保全张作霖，进而渐进地、间接地分离东北。参谋本部与第六师团则力图扩大事端，关东军更图谋武力颠覆奉系、直接占据东北。双方矛盾围绕解禁津浦铁路、出兵锦州、解除奉军武装等问题逐渐升级，最后田中压制了陆军的谋划。关东军公开的军事活动受阻，转而采取阴谋手段，制造了“皇姑屯事件”。政策分歧之外，1927 年以后日本相关机构的人事更迭也促进了关东军决策的激进化：宇垣一成、儿玉秀雄等“援张派”陆续离任，村冈长太郎、斋藤恒等“倒张派”掌管关东军，使陆军的对张政策由保全扶植转向人身消灭。

《尚书·大诰》中的“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是疏通全篇的关键点。对于“考翼”一词的释读，历代注家众说纷纭，其中以释“考”为“父”，释“翼”为“敬慎”者最多，亦有将“考翼”作为一个整体释为“父执”者。如此，不仅句意难以疏通，全篇气脉亦有所窒碍。在本文语境中“考”“翼”都应释为“仔细考量”，这是上古汉语独有的一种语义生成途径，即通过某种持续、反复的动作“拟形赋义”，表达人的抽象情志活动：“考”字最初有“反复敲击、敲打”义，“翼”的动词本义是“不停地、试探性地扇动翅膀”，经动态的类比映射而引申出“反复思考，仔细掂量”的意思。全句可译为“我们这些在下做事的人反复考虑，认为不可以征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