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命题，它既是“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遵循，亦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的本土价值立场。立足中国场域对“现代化”进行的概念溯源与动态刻画，可以从概念链接与生成的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之维的人口现代化，以及人口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力基础作用进行全面呈现。人口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总量、素质、结构与城乡/区域调配等范畴内面临挑战与机遇，因此，在理论映照下延展出对应的政策尺度回应极具时代意蕴。

居民参与是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构建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基层治理秩序的关键环节。面对居民“弱参与”和“抗争性参与”的“两极化问题”，“组织化共益”为居民参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形式与持久动力，它是指社区居民借助一定组织形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推动“社区公益”与“居民个益”的互动、交汇和共生。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同组织化阶段的居民参与实践发现，伴随“公益私利”的互动及交叠之处“共益”的变化拓展，我国居民参与呈现出由依附参与、配合参与迈向自主参与、协同参与的阶段性样态。立足新时代，结合“组织化程度”和“共益范围”两个变项发现，当前我国居民参与存在四种类型并隐含着四种治理关系，即共赢式合作参与及伙伴治理、动员式任务参与及伙计治理、自发式志愿参与及内生治理、偶发式维权参与及突生治理。着眼居民参与尚存的碎片化、精英化、无序化问题，应进一步拓展“组织化共益”空间，汇聚共益性治理合力、提升组织化参与能级、保障常态化参与有序。

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寻求评估和发展理论。不同理论代表着不同的知识视角。比较政治学本质上是本体论的，却常常因其方法（论）特征而被当作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知识领域。充分和有效的经验知识积累是比较政治学学科认知效力的基础，而严谨的知识生产需要严谨的科学方法。在“方法至上”的研究氛围中，理论概括的普遍性和方法的持续改进日益受到重视，而“满足经验分析的要求”这一学科基本标准却被忽略了，进而导致研究实质性经验信息的稀释和现实政治相关性的削弱。作为一门折中的学科，比较政治学研究需要关注案例（描述性与非描述性经验信息）、理论与方法的均衡。在学科科学化与学科人文传统的持续张力中，比较政治学的魅力就是让人们看见森林，也看见树木。

当代中国社会的展开蕴蓄着实现不同社会图景的内在线索。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美好社会”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有必要对新时代美好社会的主要依据、核心意旨与合理边界进行相应规定与学理性阐释。美好社会的主要依据在于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奋斗主题，表征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历史任务，凝聚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美好社会的核心意旨是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奠基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社会，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美好社会的合理边界在于其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消失的社会，不是平均主义社会，在根本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我国有效消除了绝对贫困，成功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然而，关于精准扶贫政策对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却存在不同观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若干年份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方法和双重差分法，深入探究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缩小了农村收入差距，并通过相关稳健性检验；精准扶贫政策产生的“降差”效应是通过激发几个传导机制，如提高贫困农户就业规模、转移收入水平以及人力资本等，从而实现农村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高受教育、党员身份以及风险规避户主农户家庭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这一政策对中东西各地区都有显著影响，但以中部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最为突出。

梁方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尤以一条鞭法研究著称。他的一条鞭法研究与其学术生涯相始终，从制度与历史两个方面展开；将一条鞭法的文献记载与实际运行相结合，尝试寻找一条鞭法产生和发展的路径，探求其在地方与中央层面推行的复杂样态；建立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一条鞭法研究体系，突出对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内涵的阐释，主张以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史阐释代替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论述；充分全面地占有史料，更关注地方志等地方史料。梁方仲研究一条鞭法的路径与方法，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带来新的思考，而且对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文明是考察人类发展历史进程的基本视角和路径，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是通过社会实践方式的不同得以表征的。作为一次伟大的“术语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文明层面深刻而创新性的概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所结出的文明之果，有着深厚的革命、改革和建设的社会实践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中华传统文化，是立足于中国土壤的中华文明；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继承和发展，是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它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创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模式。借助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它既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高度的合和智慧和文化底蕴，又并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单一目标，而是融入民族精神的世界性转向，为现今世界秩序的有序治理提供了包容性智慧。

以往学界很少关注刑法因果关系的基本问题，从而导致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解存在整体性的偏差。刑法因果关系的基本问题由刑法因果关系的适用范围、司法功能、学说使命、判断模式、成立标准五个问题组成。从罪名类型的角度看，所有在犯罪成立条件或量刑条件中包含实害结果的罪名都需要考察刑法因果关系；从案件类型的角度看，有且只有那些发生了实害结果的案件才需要考察刑法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既可能影响定罪，也可能影响量刑，其司法功能具体体现为六种不同的情形。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的使命是为刑法因果关系三段论模型确定大前提的内容，即为刑法因果关系设置妥当的成立标准，而非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事实关联。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采用“先归因后归责”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兼顾刑法因果关系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可以避免将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混为一谈。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标准是多元的。更为确切地说，结果归因的成立标准是一元的，而结果归责的成立标准是多元的。

哪吒闹海故事源于宋辽时期佛教“那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与“大圣那吒太子屠龙”的传说。明代，哪吒身份由佛教护法神过渡到道教灵珠子，故事相应呈现出佛道交融的特点。清代，场上改编使哪吒闹海故事的宗教性被逐渐削弱。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分析，可见哪吒闹海故事主题经历了由宗教至世俗的演变，反映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佛教故事文学性的增强，以及佛教教理日趋衰微对故事世俗化的推进。

发展经济和提升民众福利水平，是现代国家维系其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之一。基于CSS 2021调查数据，可以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两条路径探讨收入变化对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绝对收入与国家认同呈非线性关系，即绝对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国家认同，这一效应在低收入群体中更为明显；第二，客观收入差距对国家认同具有负向影响，但在绝对收入和国家认同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客观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绝对收入对国家认同的促进效应就越强；第三，主观分配公平感在绝对收入和国家认同之间发挥中介效应，高收入群体因为主观分配公平感更强而具有更高的国家认同。这些发现为提升国家认同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参考。

中国的儿童福利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与实践紧密关联、由多学科参与的研究领域。作为历史性社会行动领域的儿童福利包含制度实践、政策行动、观念文化三个维度，主要关注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历史变迁、当代建构和制度环境中的儿童福利实践，由发达国家的社会背景、政策经验和国际社会政策学术脉络、中国国内社会现实和政策语境共同塑造的儿童照顾、儿童保护、儿童贫困三个主要方向的学术议题，以及儿童福利的制度构建和服务落地相关的价值理念、文化观念。研究者需要对该领域的学术活动同国际和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及相关政策语境之间的联系具备自反性的认识，在此种学术自反性的基础上积极与更广泛的社会现实和学术脉络进行对话，推动跨学科合作研究并推进基础理论研究。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与其贷款银行的配对样本，考察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显著促进了企业新增投资，提高了投资不足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未能提高投资过度企业的投资效率。从影响机制来看，一是银行金融科技提高了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企业的融资便利性，即降低了信贷成本和准入门槛。二是银行金融科技对债权治理的作用具有部分有效性，降低了投资不足企业的代理成本和盈余管理，但未对投资过度企业形成有效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困境、较好的外部数字基础设施与较高的市场和媒体关注度时，银行金融科技对投资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研究为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政策制定者、银行和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抵御风险危机的过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然而，学界较少从“韧性”的角度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危机管理问题。质言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激活诸如公共性、全态性、共同体性、动态过程性等“韧性”要素，并通过激活传统治理因素、推进动态循环、生发生活性秩序、集聚伦理向心力等机制，逐渐形成一种从社会内部主动适应风险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模式。坚持深入研究基层社会治理中韧性的具体作用机制和动态过程，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美国对非科技援助既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应对全球技术竞争的海外手段。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加强在数字技术、前沿医疗科学和新型农业技术、空间和网络技术等领域对非洲的科技援助。拜登政府在美国对非援助计划中更加突出科技主题，强调技术指导和科技创新；强调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交流，加大科研合作的资金投入；强调科技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争取非洲国家对美国科技规范的认同；强调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作用，拉拢盟友共同参与对非洲科技援助，搭建技术联盟和多边合作机制。拜登政府利用非洲自身发展对美国科技援助的需求，力图建立在非洲地区的科技垄断提高自己的经济收益，维护自身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顶端的优势地位，力求增强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争取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占得先机。然而，拜登政府对非科技援助附带一定的政治条件，并非真正为了非洲国家的发展，而是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利益为出发点，实际效果甚微。

韩国政党政治具有限定动态多变的特征，“六共”前属非制度性，其后步入轨道，对其研究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韩国的政党制度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基本为保守主义政党独占，各政党名称及人员结构无论如何变更，均在其左右间转移，能否取得政权，全在于是否通过“统合”克服危机、压制对手。进入 21 世纪韩国进步势力有所上升，但“新右派”崛起引人注意；作为民正党直系的“国民力量”是保守阵营右翼，尹锡悦政府运行一年多后已呈“朝小野大”的执政格局。

社会参与对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至关重要，但国内的社会参与存在政府热衷推动，但民众意愿不强、参与不足的现象。借助理性选择视角和“科尔曼之舟”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个体在进行社会参与的行动选择时，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一系列与中国式现代化有关的机制对这样的理性计算有着情景性的影响，如城市化、工业化、互联网普及等，而“搭便车效应”和“门槛效应”亦会影响作为集体行动层面的社会参与。因此，需对政策实践中的“全民参与”“动员式参与”作进一步思考，亦需注意社会参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在联合国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的通过，标志着联合国对OECD作为国际税收规则主要制定者的地位提出挑战，再次启动了这两个国际组织之间就全球税收治理的权力角逐。中国应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深入参与制定并推进联合国税收框架公约的同时，继续积极参与OECD双支柱国际税收改革。此外，还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更为紧密的区域性多边税收合作，并且关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可能面临的更加复杂多变的税收环境和不确定性风险。

明末清初的王朝鼎革，引起了华夷观、正统论与大一统观念的变化与重塑，尤其在地方表现得更为复杂。这不仅关乎明末清初的政治冲突、秩序过渡与地方治理等实践的正统化表述，而且也涉及明清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教化与垂直控制系统的历史论述以及社会生活延续的思考。以明清两朝最为重视的财赋重地江南而论，国家治理的过渡在政治上显得较为激烈，但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断裂和延续显然要平静得多；“大一统”观与王朝忠诚的态度都有了新的转变，国家控制与地方治理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面貌，都能呈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内在演进与地方动力的大问题。

笑的发生机制应当是一个包括导致笑的对象、领会和情绪反应等多个环节的整体。已有的几种主要理论首先都是着眼于这个机制的某一环节的某种单一特征，导致其解释的原因往往缺乏逻辑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其次它们都未能确立领会在这一机制中的基础地位，其解释是经验性的。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即“问题—解决”模式。它一方面以喜剧为范例阐明了笑的完整发生机制的每一环节的特点及其在这一机制中的作用，并由此对上述理论进行整合，故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它表明喜剧性的领会才是笑的根本原因，阐明了领会规定情绪并最终导致笑的客观表现的逻辑，并且表明这种领会的特点在于通过一种出乎意料的问题解决方式使领会者对于对象的态度突然从敬重转化为蔑视；它由此不仅阐明了笑的先验根据，而且得以更深刻地认识笑和喜剧的存在论意义。

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表面形象复制不同，人工智能通过模拟人类的艺术机制来生成艺术品。模拟包括仿真、仿生和虚拟三个层面。人工智能已经成为艺术生成的“代理”式主体，迫使我们打破艺术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机械复制艺术不同，人工智能艺术是内禀的，可以再造灵晕和情感。人工智能艺术会带来三重挑战：1.替代问题：人工智能会在智力和社会层面部分替代艺术工作者；2.信任问题：真假判断是人工智能艺术的基础判断；3.虚拟问题：智能科技可能会模拟生成一个虚拟社会。人工智能艺术可以成为智能技术应用的实验。人工智能模拟时代产生一种控制辩证法，人们要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可控和不可控因素。想要解决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悖论，需要将人工智能技术上升为艺术，用艺术来引导技术的发展。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的两个层面：前者是作家在文本形式上对既有文学书写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后者是作家基于文本对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所做的文学反思。在创作实践中，石黑一雄既摒弃了“唯美主义”的美学原则，又体现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其小说在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双重语境下另辟蹊径，以“世界作家”的姿态面对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以记忆书写作为主要叙事策略，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使其小说在新颖的创作形式与深刻的内涵之间达成一致，为当代文学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始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自觉探索和反思。中国的市场化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从现代性语境中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时代的需要和新的实践实现自身的观念更新。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社会哲学研究，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兴起和发展的观念基础。政治哲学的兴起拓展并深化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在社会哲学研究的早期确立了“全面的现代化”观念，呼唤着现实性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新时代，关于民主政治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阐释和建构，深化了对中国式全面现代化的理论研究。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研究，就要坚持整体性观念，注重对历史传统的研究，开展中西现代化的多层次比较研究。

本文使用几何平均的方式引入标准生产力矩阵与合成机会成本概念，将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广义价值论两部门分工交换模型扩展为多部门模型，在坚持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的基础上，给出了多部门模型下相对生产力系数、平均比较生产力、均衡交换比率、产品价值等概念的表达式，证明了当部门数量从两个变为多个时，多部门模型的相对生产力系数、均衡交换比例、平均比较利益率等变量的表达式与两部门广义价值论模型是一致的，是两部门广义价值论模型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扩展。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对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经济主体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地级市政府债务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讨论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价格加成。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融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增加是地方政府债务抑制企业价格加成的重要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规模较小、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成本节约能力较弱的企业受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对其价格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显著提高了地区内企业价格加成的离散度，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现代化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具有时间意识的结构性变迁，内蕴着深层次的秩序重构和意义建构。基于现代性的一元性和现代化的多元性，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总是蕴含着特定的制度—文化逻辑。为生存斗争和为幸福努力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题，建构优良公共秩序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是现代化的旨归，在生存论层面涉及自然秩序和客体向度的社会关系，在幸福论层面涉及心灵秩序和主体向度的社会关系。二者共有的对象化关系在秩序意义上表征为制度建构及其内在的观念变革。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实践是重构现代性秩序的中介，而制度—文化则是建构合乎人性的自然秩序和合乎自然的心灵秩序的中枢。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重撰西方现代性的范式革新，在制度文明上孕育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秩序观。基于总体改革观和总体秩序观的政治哲学分析，有助于从整体实践观视野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结构性超越，将各种增长主义的发展叙事聚焦到人的全面现代化上来，以文明进阶的历史意识建构优良公共秩序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古罗马的“政制”传统在拜占庭时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是皇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5—6世纪，囿于罗马传统框架，军队虽然是“政制”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在皇位更迭中并无主导地位。然而，在黑暗时代，帝国的生存危机和军区制改革将军队置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心，军区军队频繁干预皇位更迭，成为政制传统的颠覆者。皇权强调回归古罗马传统，重塑军队在政制中的合法捍卫者角色，用政制庇护皇权，从而造就了异化的古罗马传统，这是拜占庭帝国在古罗马政治基础上发展出中古特征的体现。

南阳夏饷铺M19出土的“鄂侯作孟姬媵壶”是判断春秋鄂国族姓的重要依据。通过考察两周 异姓媵器资料及出土情况，鄂侯壶为异姓媵的可能性不大，可以认为其铭文真实反映了春秋鄂国为姬姓 的事实，春秋鄂国是西周姞姓鄂国灭亡后异地徙封的“异姓同名”诸侯国。同时，鄂侯壶丰富了媵器返葬 于女子父国墓葬的材料。媵器返葬是春秋时期较常见于南方各国的文化现象，既是出嫁女子与父族联 系紧密的体现，也是当时诸侯国通过婚丧活动强化同盟国关系以发展自身力量的需要。

少数文献已经开始尝试探寻空气污染对创业的研究，不过已有文献大都只是分析了空气污染对创业数量的影响，忽视了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这很可能会低估空气污染对创业的整体影响。基于2003—2017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及2022年的个体调查问卷数据，实证研究了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第一，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越严重，该地区的创业规模越小。第二，人口流失在空气污染与地区创业规模之间起到了中介效应，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会加剧该地区的人口流失程度，进而减小地区创业规模。第三，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个体越偏好风险、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越小。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大力度整治空气污染，并且出台政策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机会和发展潜力，从而增强对创业者的吸引力，以促进地区创业规模的扩大。创业者应增加自身的创业资源和社会资本积累，从而更好地应对空气污染的不利影响，着力提升创业规模并提高创业成功率。

为解释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也为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普兰查斯对马克思的阶级观进行了“重塑”。他通过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以界分工人阶级和新小资产阶级，并将阶级划分标准从生产领域拓展至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他对马克思阶级观的“重塑”虽与马克思的一些经典论述相左，并受到赖特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但他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发展，焕发其内在的生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