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研究者根据《灯草和尚传》对女性欲望的关注,往往认为这是一部为女性欲望辩护的作品。但鲜少学者注意到:《灯草和尚传》对女性欲望所给予的理解,是以女性缺乏自控能力的观念为基础,明显呈现出贬低女性的倾向。与女性纵欲故事相较,《灯草和尚传》更为关注的是文人节制欲望的能力。通过将女性的性越轨归因为男性的自我放纵,作品不仅赋予男性以自我节制的特权,也将女性贬低为文人品行的反映。作为晚明淫僧故事延长线上的产物,《灯草和尚传》中僧人与文人女性私通的描写,仍然渗透着文人对于控制女性性生活的焦虑,揭示了文人所经历的时代困顿感和挫败感。 

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如前人所说是为了其个人的修为与发展，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一种决断，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人格构建，去恢复佛教正统，并用佛教去填补中国文化“宗教缺失”的空白；以“献身说法”的方式，唤起人的觉醒，倡导人性回归，并从中寻找出一条救国救民、拯救文化的“救国之道”。爱国、救国、报国，是李叔同最大的人生价值所在。李叔同将他的“悲欣交集”留在了世间，是要告诉人们：人的价值，人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生命存在的状态，是可以优美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众生，虽有着各种各样的坎坷、艰难与困苦，但仍然无限美好和充满希望。李叔同的一生，为世人构建和展示了一种“风姿绰约的美”，向世人传递着一种生命存在的力量和希望。

明代通俗章回小说流传初期大多受过当时“社会名流”“缙绅文士”的“印可”推崇，以扩大知名度。这与此类小说由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流传的传播路径有关。彼时士人往往在文人雅集、信函往来及个人著述中，通过强调此类小说可比附“经史”典籍、裨益圣教等方式予以主动推崇。“缙绅文士”喜好的原因除小说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文本趣味外，更是明代中后期“厌常喜新”士风的流露。这些促使彼时士人以此相“矜夸”“以为奇”及“以送日”，热衷于小说“本事”的索隐，从而影响相关小说的诠解倾向。甚至，出现“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的现象，从而推动明季通俗章回小说创作与接受的双相互动与双重高峰。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都是史学研究必须利用的最基本的文献。由于来源不同,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也有所不同。以唐代妇女史资料为例,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关于唐代妇女尤其是姬侍婢妾群体的记载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叙述差异的出现与文本来源和记录者有关,也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所载妇女群体所属的社会分层有关,同时也与她们个体的生活经历和际遇有关。目前的妇女史研究,史料单一和研究手法单一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研究的内容大多停留于复原而难以进入更深更广的层次,尚需要从整合史料和研究手法方面多下功夫。而从整个历史学研究来看,这种现象并不孤立。为了促进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采用多元的研究手法、综合多种资源,多方位多角度、客观全面地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是非常必要的。 

“柯尔施问题”对于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全球化的现代进程中，只有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才能避免它蜕变成依附理论和殖民理论，否则，这不仅不能从理论上，而且不能在实践上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更是无法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消灭哲学”意愿，也就无法把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因此，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只有全面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正确性，才能更好地理解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才能正确理解习近平提出打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基本上围绕“精兵简政、转变职能、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主线。通过对中央机构改革政策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政策导向层面,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历经从“被动配合”到“主动作为”的转变,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更是以职能逻辑为主线,呈现出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特征。受公共价值导向的影响,政府职能的内涵、属性、结构、运作体现了责任、服务、分权、法治的导向;受绩效管理工具导向的影响,机构调整的操作逻辑以基于大部制的整合为主。为巩固改革成果,今后的党政机构改革应兼顾管理和政治两个层面。

马克思城市化思想的深化和方法论的演进是同其哲学发展历程紧密相关的。在不同的文本阶段，马克思先后提出“资本战胜地产”“城市战胜乡村”与“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核心论点，坚持从历史的观点、从城乡之间生产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而从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来揭示现代城市化的本质。城市化是推动人类向现代社会形态变迁的历史环节，农村的社会变革是城市化的内在组成部分。立足于马克思研究城市化的思想及方法论指导，有利于破解中国城市化的路径之争，把问题焦点转移到人的城市化上来，从而确立中国下一阶段城市化的根本方向。

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多民族或多族群国家内部少数群体的身份和需要往往受到主流群体的忽略、歧视甚至压迫，并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包容，因此应当给予少数群体以特殊权利，但自由主义对此持否定态度。社群多元文化主义拒斥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优先原则和普遍主义观念，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在对个体自决和群体权利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上与自由主义存在分歧。各方的不同观点显示出少数群体权利问题的复杂性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大市场整体监管理念下,中央酝酿成立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是顺应地方政府创新改革、回应理论界呼吁的重大体制突破,在顶层设计上基本解决了横向间政府职能交叉的问题。但从纵向间府际关系视角分析,如何理顺部门间权责关系、建立高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等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仍无新解。通过构建政府职责系统嵌套的理论分析框架,梳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合并后的职能现状,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大市场监管体制进行纵向职责比较后发现,大市场监管体制的框架形成并不必然带来市场监管体系的制度化、科学化与有序化。为实现该体制的功能绩效,需进行系统横截面的职能聚类、纵向线的职责清理与每一个节点上的职事确认,在保证各个部门权责明晰的基础上,构建具有网络关系的协调机制,从而重构纵向部门之间的职责体系,这种纵向职责的重新匹配与嵌套甚至是改革成功的前提。 

新时期初年乃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一时间段落。"婚变叙事"作为此一时期富有特色的书写类型,显示出多重话语交织、竞争对文学的影响与塑造等特征。其中既有十七年政治话语的延续,也有启蒙复苏情形下个体话语的生长,还包括民间话语对时代主题的通俗演绎。 

与西方史学相比，历史编纂是中国史学最为优长和最具特色之所在。当前，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需要，一项迫切任务是努力撰成系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对于历史编纂学史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辨析：一、历史编纂学史是史学史的分支学科；二、历史编纂学史必须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三、二者研究的内容应当各有侧重。

“慢富快老”和“富而过劳”是新时代两步走战略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新国情,有效化解养老风险是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新一轮机构改革的一个主要宗旨是构建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制度安排和组织保障,但在改革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契机的背景下,改变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格局仍面临严峻挑战。要充分释放新政利好就亟需转变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整合性的医疗和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及相应的多层次医疗保险和长期照护保险体系,全面公平分配基本养老公共资源,构建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国情的共治体制机制,营造年龄友好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并以法律效力保障政策的贯彻实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老年人及其家庭。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所孕育的中共留法群体,对于近现代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察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转变、内在逻辑可以发现,留法勤工俭学生转向共产主义,是对各种思潮进行理论研究、共同讨论的结果,他们转变立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自身勤工俭学实践和彼邦社会真相的观察和思考,使他们彻底认识到"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从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到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是留法先进分子独立探索建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建党活动的自发性和内生性。 

中国现代新考据学派史家傅斯年以现代科学史学观和方法论为依据，对传统历史学和语言学作了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提出了“此虽旧域，其命维新”的学术命题。他指出历史学与语言学密不可分，中国有着将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悠久历史；传统考据学、特别是清代考据学重视文献考证，主张从语言文字的训诂来研究历史，这种学术传统和方法应当加以继承。然而，传统历史学和语言学又存在诸多缺陷，需要用现代科学史学观和方法加以改造和发展，以建立科学的现代史学与语言学。他借鉴清代考据学以语言学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并结合历史学方法，撰写出中国现代思想史和语言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为中国传统史学和语言学的科学化发展和现代转型做出重要贡献；然而，其理论又有相当的片面性，本质上是唯科学主义的。

20世纪以来，编写一部顺应时代需求的通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同追求。通史的读者，按接受意愿、接受能力、群体的稳定性等差异，可分为普通民众、专业学生和专业学者三个不同的群体。根据其不同需要，通史可相应地分为民众型、教材型和学术型三个类别。三种通史在编著的基本原则上是相同的，所区别的主要在形式上，包括语言风格、文体的使用、篇幅的大小、理论与材料等等，都要做出相应的处理，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通史读者群体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的社会效益。

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起了学术作品的评奖活动，参评者既有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学人，审查专家也多为深孚众望的学界权威。以史学而言，获奖的著述多有独立体系和特殊创建，也有些作品在评审过程中争议颇多。以《〈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例，评审专家为金毓黻、钱穆、吴稚晖、柳诒徵，在获奖等次的评定中即出现了较大分歧，其审查意见也各有侧重、别具深意。可以说，获奖作品的评定，除了独创性、发明性等规章要求之外，还与评审人的个人脾性、学术品味、治学趋向与学术权威性有关，在史学评奖的背后，更折射出了时代变局与治史趋向的互动关系。

"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特色和创新。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一个群体,"学共产主义"是其内部训练、开展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方式,主要通过内部通信及传阅通信集来开展。"学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包括:哲学疑难问题,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法西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前沿问题,中国革命现实问题,个人与"学共产主义"关系等方面。中共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经验是处理好三对关系:"学共产主义"与"洗涤脑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个人与团体的关系。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淬炼的、在建设改革时期得以进化的理想信念、光荣传统、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团结理念等。马克思主义为红色基因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红色基因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来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则是红色基因形成的实践基石。红色基因包含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一心为民的优良传统、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严明自觉的纪律作风、生死与共的团结理念。新时代，必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保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军不变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精神动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危机。日本借日英同盟关系对德宣战，侵占中国山东胶州湾。中国政府为避免和阻止日本的侵略，利用国际法，通过外交关系，采取中立、限制战区等系列措施和主张，均因为日本的反对和阻止失败了。1917年中国政府抓住德国施行潜水艇封锁政策引起国际愤慨之机，毅然对德绝交、宣战，加入协约国一方，具备了战后参加和会，进而收回失去的山东主权、利权的资格。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收回山东主权、利权的要求虽然失败，但中国政府对德宣战，参加巴黎和会，融入国际社会，有着多方面的收获。中国政府从中立到宣战，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国家的主权、利权，中国政府的所为符合国家利益。

离岸制衡战略是美国基于其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优势、雄厚的国家实力和全球同盟体系所制定的，旨在维持和延长其全球霸权优势、削弱潜在地区霸权国家影响，同时避免与其发生直接冲突的国家安全大战略。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始奉行以对华制衡为中心的战略，其要义是在防止与中国产生直接对抗的同时，在该地区扶植与中国邻近的国家，以达到削弱中国在该地区影响、防止中国成为该地区主导国家、维持美国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目的。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印太”政策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亦体现了离岸制衡战略的思路。美国的亚太战略今后将长期遵循这一战略的基本逻辑。

根据法律论证的结构理论，法律适用的结构可以被区分为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基于法律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和可辩驳性，逻辑涵摄作为内部证成无法成为法律适用的全部过程，而必须以外部证成的完成为前提。后果考量作为外部证成，为实质价值判断提供思维方法，能够弥补形式正义的局限性，但是必须经受逻辑一致性和连贯性的制约。

中央关于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的规定，引发了国资监管权力分配以及国企治理结构设计的困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不设立监事会，主要是指其不设立外派监事会，并不影响其依照法律设立内部监事会进行国资监管职能调整，也即，此调整仅仅是“国家审计职能”的优化，并非“社会审计职能的取消”，更非“国企公司治理开始向审计署转移”。国资委作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其内设机构的调整，应考虑其履职效率，并遵循有助于提升规制效率、避免职能交叉等原则。在国有企业经济表现普遍向好的当下，在机构设置上要防止发生因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的泛化而导致国资监管“走老路”
的现象。

国家认同在心理学视角下被认为是个体认同系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了个体的认知、情绪情感与行为探索等内容。为探讨我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内涵及结构维度，参照国内外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编制了适用于中国公众的成人国家认同量表（Chinese-National Identity Scale, CNIS）。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C-NIS国家认同量表由26个题项和5个维度构成，显示了较好的信、效度。结果同样显示，我国青年的国家认同结构内容包括了：青年群体对国家的承诺、对国家的归属感情、对世界的倾向程度、对国家的倾向程度以及主动对国家相关信息的行为探索。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科学指导、党的自我革命的百年历史演变、发展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现实要求的三重逻辑而生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形成的系列党建话语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以“四个自我”“两个伟大革命”“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为基本内涵意蕴的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新时代构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重要论述为指导、建立健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推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一体化发展、加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的路径遵循。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37年全面侵华的“战争间隔期”，日本经济为内政外交的双重困境所束缚。内政方面，经济危机频发引起社会动荡， “修正”无序竞争的市场经济病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外交方面，一战结束后与美英强国的矛盾加深，统治当局痛感加快发展重化学工业方为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的有效途径。由是，统制经济思潮泛起，商工省主导了重要产业统制立法，军部操纵了满洲统制经济试验，从而通过“战争间隔期”先行先试的实践，在统制经济的制度设计、组织人事安排、手段方法配置等各个层面，为日本全面侵华后正式推行战时统制经济提供了基础，并对战后日本式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

性别平等指数应该能在普遍存在的性别差异中准确识别性别不平等，明确性别平等的发展方向、主要任务和关键领域的政策要求。但是，国际视域下衡量性别（不）平等的主要指数在概念框架、操作化与测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并且存在学术争议。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性别发展指数（GDI）、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GGI）、社会制度和性别指数（SIGI）对中国性别平等状况的评价并不一致，有的指数明显低估了中国在健康、教育和经济等领域里性别平等所取得的进步。因此，在面对国际指数对中国性别平等状况评价时，需要正确认识这些指数对中国的适用性，判断是否存在偏误，以及
产生偏误的原因，同时也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性别平等指数。构建中国的性别平等指数应该注意与国际指数的对应性，遵循科学性和客观性、历史性和可比性、动态性和前瞻性的原则。

美国以长期的贸易逆差为由对中国发起了持续的贸易限制与技术封锁，对多国实施单边贸易保护措施，开启了逆全球化浪潮，给世界经济增长、全球贸易体系运行以及新兴国家发展都带来了严重影响。打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成为全球各国共同的诉求，而美国企图以“对等贸易”替代原有的贸易秩序，实则是以一种贸易霸凌强行实现美国与各国的贸易收支平衡，无疑是违背自由贸易原则以及市场经济规律的，也终将会以减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交换代价。当前，全球已进入了一个没有美国作为主导者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探索期和磨合期，在迈向新秩序的过程中，美国会因其放弃对全球的责任国际地位逐渐下降，而中国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过程中，在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中扮演更加重要的推动者、维护者、主导者的角色，承担更多更大的国际责任。

传统儒家倡导的华夷观念，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在中国古代社会，华夷观念与国家统一的格局密切相关，伴随着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华夷观念也有着不同的内涵，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夷狄大多是生活在作为古代中国主体王朝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近代以后，人们观念上的夷狄有了国际的含义。在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华夷观念对于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华夷观念在本质上带有民族歧视的特征，与现代民族平等观念是相违背的。当代中国人应该抛却传统的华夷观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坚持民族平等原则，从而实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当代发展。

等级性作为城隍神的基本属性，深刻影响到城隍庙的建置与城隍信仰的诸多方面，这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明清城隍神等级体系依照现世行政体系建立起来，城隍庙相应地主要建于都、省（首府）、府、州、县治。上级城隍庙通常以下级城隍神祔祀，表示上下统属关系；处于行政体系末端的州县城隍庙，则多以乡里土地神祔祀。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相关的隍神祔祀体系亦会相应变动。 “自大”观念的存在，则使得城隍能够超出应有的等级，城隍神等级体系变数增多。城隍神等级体系中，并不存在州县以下聚落城隍神的位置，但州县以下聚落城隍可以通过其他形式体现出等级性。

日本对于戊戌变法起初鉴于中国改革符合本国利益而多持欢迎、赞同之意,但随着清廷高层人事异动的频发而推测中国政局将变,出现否定戊戌变法前途的论调,其态度亦衍生出冷淡与批判。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基于新旧、帝后、满汉、英俄之争的性质分析采取了救援维新派的政策,而后又基于维新派地位低下、经验欠乏、举措急进等败因解析,认识到急进路线不仅无法推动中国改革以从中牟利,甚至会引起列强干涉从而影响本国安全而转向支持地方督抚的渐进改革。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促使日本放弃亚洲主义路线,坚定了"脱亚入欧"瓜分中国的战略,助推了日英同盟的形成。 

兵马俑是秦始皇陵陪葬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军事主题的陪葬内容。兵马俑坑的出现突破了早期陵墓陪葬坑的建筑结构，从体量上扩大了陪葬的规模，拓展了陪葬的内容，使复杂化层次化的陪葬理念得以实现。它的产生与先秦传统及当时的观念交融有关，如人殉观念变化、俑葬的兴起、明器与生器观念的变化等，再加上秦帝国、始皇本人的统治策略，共同促成了兵马俑的形成。

1492 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殖民征服打断了印第安古代文明的正常发展，随之出现了欧洲文明、非洲文明与印第安文明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到18 世纪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文明结构。但这种文明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均具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只是到了20 世纪中叶之后，伴随着发展模式的转换、发展型政府的建立、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产阶级社会的扩大、各种创新性文化成果的涌现，拉美才逐渐形成了现代文明，这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文明。现代拉美文明是多源混合的文明、亚西方文明、具有长期边缘性和不平等历史的文明、兼
收并蓄和开放创新的文明、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文明。拉美文明的和谐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拉美文明的不平等性、依附性、不平衡性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拉美文明具有和谐性与不平等并存、开放性与依附性并存、多元文明与不平衡性并存的“悖论”，这正是我们认知拉美文明的关键。

近年来，随着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形态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力。数字经济具有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共享化的特征，其内涵不断丰富。数字经济测度需要界定数字经济概念、捕捉数据要素价值、注意时空可比性和对智能化的衡量，形成统一的规范和标
准。探究数字经济超常贡献，一是研究数据要素的作用、价值和权属；二是关注企业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金融、数字贸易和数字劳动力的发展；三是理解数字平台具有的数字效应、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模块化优势，也要反垄断、承载社会属性和保护数字安全；四是从数据共享与安全、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全球数字治理等角度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最后，为中国应对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建议。

分析马克思主义一直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是在理论演进中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哲学转向。以罗默和科恩为代表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者为了回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剥削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及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对剥削理论重构的过程中，逐渐将研究的重心由剥削理论转向了平等主义政治哲学，以此为基础展开对资本主义规范维度的批判和为社会主义道德辩护。然而，由于他们从非历史主义的视角出发，对社会发展缺乏历史、辩证的考察，导致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力度有限，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空想性和局限性。

20世纪初，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机会的获得与人际关系红利的相关度较大，与专业教育的相关度不高。即使获得了就业机会，女性一旦结婚生育，母职的密集劳动就会影响其职业发展，构成“母职惩罚”。本文以陈衡哲、冰心的留学与职业经验为例，分析了留学经历赋予她们话题性及参与公共话语的资源和能力，使得她们能够获得较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但由于受到家族女性长辈言传身教的影响，两位女作家在母亲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前者，导致职业发展的困顿，同时也证明了社会性别观念对女性活动空间的训诫影响深远。

融媒体时代的深刻变革为性别平等文化的广泛传播带来崭新契机。新型主流媒体是我国弘扬性别平等价值观的重镇。使用联合国“媒介性别敏感指标”对《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平台进行性别状况评估，辅之以对青年网民和主流媒体工作者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新型主流媒体能多角度展现当代女性的社会风采，为女性媒介形象注入新的时代精神；能有意识使用新闻事实和科学数据破除性别角色定型。同时，一部分主流媒体的受众具备良好的媒介性别素养，对性别歧视和性别定型现象积极发声。但是，女性在新型主流媒体报道中的可见度和话语位阶仍明显偏低；单方面强化女性的观赏性和家务职责仍是新闻传播中的常态。这些问题都亟待从法规政策、媒体管理、新闻实务等角度推进变革。

《纽约时报》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报道中国环境新闻，对美国乃至世界形成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认识有着重要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报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报道重点在中国国内的大气污染与水污染，渲染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后，该报刊登了大量关于中国环境国际影响的负面报道，涉及中国环境污染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中国海外投资对亚非拉环境的影响、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这些报道推动了“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形成，制造舆论声，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诋毁中国的国际影响。

寒山、拾得作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喜庆团圆之神——“和合二仙”与《西游记》有过一段“公案”。他们在宋元间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中曾有过一席之地，充当三藏师徒的接引者。遗憾的是，最终他们的故事被百回本写定者舍弃了。探究二者进出“西游”的缘由可知，原本他们最早是取代了另一位“和合仙”万回而与“西游”结缘，但最终又被文殊、普贤二菩萨所取代，脱离了“西游”轨道。他们进入《三藏取经》，进入“西游”系统，是因为民间话语体系的兼容性。只是最终受限于身份标签，他们只能被割爱。这二者的出现与消失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为我们研究《西游记》的演化提供了全新的例证；另一方面他们的出现与泉州东西塔上实物雕像互证，也成为断定“南系”《西游记》——《三藏取经》相关问题的关键证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