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世纪初，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机会的获得与人际关系红利的相关度较大，与专业教育的相关度不高。即使获得了就业机会，女性一旦结婚生育，母职的密集劳动就会影响其职业发展，构成“母职惩罚”。本文以陈衡哲、冰心的留学与职业经验为例，分析了留学经历赋予她们话题性及参与公共话语的资源和能力，使得她们能够获得较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但由于受到家族女性长辈言传身教的影响，两位女作家在母亲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前者，导致职业发展的困顿，同时也证明了社会性别观念对女性活动空间的训诫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