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权的生命权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重含义，疫情下的生命权保障主要涉及积极意义上的生命权。在重大疫情下，生命权的保障会面临与其他人权实现方式之间的冲突，与其他公共利益实现方式之间的冲突，以及在不同主体、不同阶段实现方式的冲突。解决这些冲突主要有三条路径：基于规则的路径可以提供各种权利和利益的优先排序，基于资源的路径可以为消解冲突提供所需的资源条件，基于机制的路径可以为顾全各种权利和利益保障提供整合方案。综合运用上述三种冲突解决路径，可以在重大疫情下实现生命权的更切实保障。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方位考验着我国的法治体系、治理能力和人权保障水平。法治为公共卫生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人权则是公共卫生建设的终极追求。在非常状态下，对民众的生命和健康权、信息诉求和言论自由所采取的应急防控措施，必须强化精准治理思维和逻辑，立足依法防控和人权保障两个维度，通过比例原则进行精准化分级分类治理，提升公共卫生领域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

在疫情防控中，世界各国人权保障都面临着普遍性难题。中国共产党部署了保障人权的战，建立了保障人权的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体制，运用各种措施保障生命健康权、基本生活水准权、对疫情的知情权、工作权及弱势群体权利等，协调疫情防控中各项人权保障之间的冲突，取得了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有效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各项基本权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取得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是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发展作为奋斗目标的政党，是疫情防控中人权保障的根本保证与坚实后盾。

实证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制造业产业的结构优化，推动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从影响机制来看，产业升级源于城市内产业间以及产业进入退出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外资的进入使得城市内部把更多资源配置在技术水平更高的产业中；对微观企业层面的分析发现，外资通过影响企业的进入和退出，优化地区的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与国有企业和内陆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沿海企业在产业升级中的表现更为突出。未来应继续坚持扩大开放和深化国内市场体制改革。

引进外资能够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开拓海外市场，是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的重要手段。采用PSM-DID法可检验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机制。据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检验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并购能够显著提升目标企业产能利用率，并且这种作用存在持续性效果。外资并购对目标企业产能利用率的作用随着被并购企业的性质、所在地区以及外资来源地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外资并购通过生产率效应、进出口效应以及技术创新效应对目标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影响。

利用2000—2013年微观企业面板数据，从外资企业产值和人员流动两个溢出渠道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数量和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1）外资企业产值渠道的溢出效应显著提高了行业内以及上游行业中内资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但抑制了下游行业中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综合来看，外资显著提高了我国内资企业整体的自主创新能力。（2）外资企业雇员渠道的溢出效应，显著提升了行业内和产业间关联内资企业的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外资进入带来的人才流动效应，弥补了我国内资企业对先进技术人才的需求缺口。（3）生产技术的异质性研究发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外资溢出效应的反应更为明显。技术差距的作用机制分析揭示了只有与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较小时，内资企业才能吸收更多的外资溢出效应，实现创新能力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老龄化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关键因素。从老龄化阶段时序、年代时序、经济发展阶段时序等维度，对目前世界上老龄化水平最高的14个国家1960—2018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老龄化水平较低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老龄化水平较高的阶段，快速老龄化国家面临的压力明显大于老龄化平稳发展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高度老龄化阶段所承受的压力更大。进入21世纪后，14个国家在老龄化趋同的同时，经济增长率出现分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国劳动参与率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性别平等指数应该能在普遍存在的性别差异中准确识别性别不平等，明确性别平等的发展方向、主要任务和关键领域的政策要求。但是，国际视域下衡量性别（不）平等的主要指数在概念框架、操作化与测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并且存在学术争议。目前国际上流行的性别发展指数（GDI）、性别不平等指数（GII）、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GGI）、社会制度和性别指数（SIGI）对中国性别平等状况的评价并不一致，有的指数明显低估了中国在健康、教育和经济等领域里性别平等所取得的进步。因此，在面对国际指数对中国性别平等状况评价时，需要正确认识这些指数对中国的适用性，判断是否存在偏误，以及
产生偏误的原因，同时也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性别平等指数。构建中国的性别平等指数应该注意与国际指数的对应性，遵循科学性和客观性、历史性和可比性、动态性和前瞻性的原则。

自然界不但是人的“无机的身体”，而且是人的“精神食粮”，进而是人的“诗意栖居”之地和价值寄寓之所。物质交换、主客交互、情感交会三个维度内在联系构成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资本扩张与殖民造成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系的异化，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关系不断深化，这就必然要求人类摆脱资源消耗方式转向生态建设路径进而开创新的生态循环模式，深化自然的“主体化”和主体的“自然化”，实现人类精神之光与自然山川之美的交互融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经历深刻变革，作为“半边天”，女性无疑以新的姿态投身于社会变革的大潮。其中，涌现出一批以吴芝瑛为代表的名媛宦妇。她们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新的生活和思想因素的吸呐者和行为人，也是近代中国女性社会身份建构形成的参与者和践行者。她们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变革中，顺应时代潮流，积极找寻主体身份建构的新路径，走出一条新的历史轨迹。

作为最古老的戏剧形象，女丑根源于久远的巫觋文化，随着戏剧从宗教仪式向通俗文艺发展而逐步形成角色类型，稳定地以一种诙谐形象出现在各种戏剧作品中。宋元时期是女丑确立为形象类型的关键时期，在蓬勃的市民文化的影响下，宋杂剧的诙谐意趣和脚色规约赋予女性形象诙谐化的特征，使之具有迥异于正统女性文艺形象的审美风貌和超常规的文化力量。这种力量既来自丑作为“戏神”的超然地位，也反映出女性意识与市民文化结合过程中更积极、主动的选择。而民间文化自由、狂放的特质也被凝聚在女丑形象中，使之成为日益悬殊的两性文化格局中富有特殊意味的典型形象。

 《翠楼集》《唐宫闺诗》是清康熙年间书坊主刘云份先后编刊的两种断代选本，为了迅速抢占市场， 《翠楼集》 “初集” “二集”主要援引明末坊刻本《名媛诗归》与钱谦益《列朝诗集》，而最拙劣的“新集”全部钞自邹漪《诗媛名家红蕉集》。与之类似， 《唐宫闺诗》则据《名媛诗归》及龚贤《中晚唐诗纪》而成。虽然如此， 《翠楼集》因刊印精美，成为朱彝尊《明诗综》之“采摭书目”， 《唐宫闺诗》亦是第一部唐代才女诗作选集，影响到康熙年间朝廷的文化盛举。

20世纪初，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享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机会的获得与人际关系红利的相关度较大，与专业教育的相关度不高。即使获得了就业机会，女性一旦结婚生育，母职的密集劳动就会影响其职业发展，构成“母职惩罚”。本文以陈衡哲、冰心的留学与职业经验为例，分析了留学经历赋予她们话题性及参与公共话语的资源和能力，使得她们能够获得较好的职业发展机会；但由于受到家族女性长辈言传身教的影响，两位女作家在母亲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选择中更倾向于前者，导致职业发展的困顿，同时也证明了社会性别观念对女性活动空间的训诫影响深远。

目前有关“帝”字之本义的观点有十数种之多，其中“花蒂说”或“根蒂说” “束柴说” “十字说”“北极说” “通天树说” “神柱说”等影响较大，比较小众的观点还有“女阴说” “人形说” “玄鸟说” “祭台说”“太阳说”等。这些观点基本都是从文字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以及民俗学等视角得出的结论，缺乏民族文化发生学的深层基础。基于辨方正位、校准节气之现实需求的上古“测天术”是中华文明之核心观念的最重要源头， “帝”是测天系统之核心元素 — —测天表木即天杆的摹形。作为沟通天人的神圣之物，
“天杆”顺理成章地成为宇宙最高主宰“帝”的象征。 “辛”则是“帝”的简写，与“帝”一样，成为古代大酋长神圣通天权的顶级标志符号。上古时期的一些重要地名、人名用字，如“干” “单” “毕” “亳” “重” “童” “章”“徐”等，都与“天杆”直接相关。

对于昭君出塞的路线，由于原始文献缺载，学者们在研究上出现了争议，主要有西线秦直道说和中线通塞中路说。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入汉朝拜往返秦直道的可能性最大。遵循中国史书撰写“常事不书”的原则，第二次出入汉庭及第三次偕昭君出塞的路线没有发生变化，故不再详载。汉成帝河平元年，复株累单于派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到汉朝奉献朝拜，返程所经的“蒲反”之路，是他图谋降汉的反常之举，并不能反推昭君出塞走的是通塞中路。所谓昭君出塞走秦直道更为迂回曲折，环境更加恶劣，安全难以保障，而走通塞中路气候温润适宜等说辞带有相当的主观想象成分。民间传说的产生更多表现的是人们心灵的期冀与情感的表达，不能等同于历史事实。秦直道仍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

万历朝鲜之役中，明水师统帅陈璘两度被征召，壬辰时期虽未能前往，但已引起朝鲜君臣关注。丁酉再乱之初，陈璘再次被任命为水师统帅，率部前往。明水师部队两万余将士，来自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大大扭转了朝鲜水师的劣势。朝鲜国王李昖会见之时，陈璘当面提出要掌控中朝水师联合部队的指挥权，朝鲜君臣心有不甘，水军统制使李舜臣虽心有不服，但也只得维持这样的局面。陈璘对此似有所感，经常给朝鲜国王上揭帖，汇报战争情况，以消除朝鲜君臣疑虑。1598年十一月十九日，陈璘指挥中朝水师联合舰队在露梁海峡拦截岛津义弘的水军，李舜臣为先锋，明七十老将邓子龙奋勇争先，二人皆战死，但最终取得了露梁海战大捷。每次海战，陈璘皆为总指挥，故以他为首功，合乎情理，朝鲜史料说他夺李舜臣之功为己功，乃不实之词。陈璘与李舜臣后来都被尊为朝鲜王朝关王庙从祀的对象，成为朝鲜王朝追思明朝的一个象征。

嘉靖九年发生的刘镗案，以对生员刘镗的惩治为焦点，以山西提学副使陆深与巡按山西监察御史赵镗之间的矛盾为核心。这一案件中，陆深对于提学官职掌做了深入的检讨和阐释。他对于明代提学官既为学政、又为风宪之臣的身份的理解，以及对于明代提学官作为风宪之臣的强调，为重新审视明代提学官与巡按监察御史之间的关系以及提学官在生员刑名事务中的角色等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公元6世纪地中海世界突发大规模鼠疫，其传染率和死亡率前所未见。拜占庭人面对来势凶猛的瘟疫无计可施，对大规模的感染和死亡束手无策，社会生活陷入混乱。当时控制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拜占庭帝国对大瘟疫的暴发没有预案，仓促应对，民众在恐怖气氛中被迫躲避家中。帝国统治当局按照传统医疗办法救治患者和掩埋死尸，加大赈济灾民的力度，通过慈善机构和个人捐款帮助民众度过三个多月的疫情高发期。而后，帝国政府加大了医疗卫生和慈善机构的建设，增加资金拨款，特别是针对灾难应激反应的心理不适，加大基督教教会工作力度。这些措施部分地缓解了大瘟疫造成的严重影响，但是未能根除鼠疫祸害，此后数百年间，鼠疫反复多次暴发，并从地中海世界溢出到欧洲其他地区，远至英伦三岛，对欧洲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有待后世全面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