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清单制度是中国政府职责体系构建过程中的一项创新性制度安排。它由五级政府的权责清单构成，反映并影响着纵向间府际关系的调整。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各地方政府在权责清单构建过程中倾向于“分层执行、纵向拼接”而非“分工合作、集中整合”。这种碎片化趋势，限制了中央的整合能力，弱化了权责清单制度纵向职责调适的功能。权责清单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要以构建政府职责体系为核心，从权责梳理、职责配置、制度执行的过程中寻找突破口。总体上，应当充分发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人大常委会的作用，灵活运用政治、立法和行政手段，更好地实现制度的有效整合；要积极尝试在纵向政府间形成伙伴关系，探索更为具体的职责层次划分方式，发挥好多层级政府的结构优势。在此基础上，还应持续改进政务服务，为政府职责体系的构建创造良好的环境与条件。

政府职责体系建设从“同构”向“重构”的路径转换，是中国改革实践行至当前的必然要求，是促进政府全面发展的应有之义。 “职责同构”具有提高政策执行效率，稳定统治秩序，体现政府政治弹性等体制机制优势。当前政府职责体系构建意在“重构”，以夯实党内归口管理强化政府责任落实，以“放管服”改革厘清政府职责边界，以数字政府建设优化改革路径等。从改革实践来看，以财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中央事权正逐步形成，属地“以责履职”得到强化，中小城市成为职责体系改革的“夹心层”，基层治理的“异构”特征开始显现。总体上讲，当前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任务仍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需更多关注政府职责体系与权责清单制度的关系，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特殊性职责，职责体系构建的整体性、有机性及建设路径整合等问题。

我国西部边境牧区现代治理研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西藏、新疆、内蒙古、甘肃四省区有着51个边境牧区县（旗、市、区、自治县），从其地缘政治—经济社会的治理状况看，边境牧区治理面临着各种挑战。基于边境牧区区位特征对治理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及边境牧区地缘政治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西藏和新疆的许多边境牧区属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地缘政治环境安全与社会稳定治理较为关键的地区。西部边境牧区政治社会环境的治理，是我国边疆治理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和民族地区基层地方政府应在“兴边富民”行动的带动下，采取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促进边境牧区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随着国际移民的常态化，国际社区开始在我国大量出现。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国际移民的社会融入、国际社区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鲜有研究者专门关注我国国际社区治理中的外籍居民参与问题。对以京津地区三个国际社区为主要案例的研究发现，外籍居民在我国国际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现状整体表现为有限且固化的参与，并呈现出参与热情低、参与范围窄、多集中于文化参与、参与缺乏双向互动等特征。在影响外籍居民社区参与的具体因素中，既包括利益诉求、社会资本和社会文化心理、族裔和个体差异等内在因素，也包括特定政社关系下的社区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水平、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现阶段应着力从制度和机制等可控因素，提升外籍居民社区参与的意愿和效能，完善国际社区治理。

社会冲突治理的渠道既包括传统的现场渠道，也包括依托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网络渠道。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网络渠道在社会冲突治理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相对于现场渠道，网络渠道具有节约成本、防止信息失真、减少人身伤害风险、促进公开透明、便于“微冲突”表达、更加智能化等比较优势，能够去除或弱化传统现场模式的成本高昂、可控性差、容易升级等诸多弊端，日趋成为社会冲突管理方和诉求表达方共同选择的较为理想的途径。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促进社会冲突治理优化，需要精准定位比较优势，强化智能技术对化解能力的提升作用，鼓励各地各系统进行创新改革，加强对典型做法的提炼和宣传，将“制度、技术、文化”进行系统化的磨合和协调推进。

自2009年4月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加速，这对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广泛影响。根据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构建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可以检验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对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的影响。（1）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可以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2）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存在所有权和地区差异：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更有可能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升中获益；对东部企业国际化进程影响最大，中部企业次之，西部企业无显著影响。这为拓展人民币国际化与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国公司成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跨国公司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扩张、区域和行业分布日趋多元、并购增长且非国有企业占比提升的背景下，我国大型跨国公司的国际化进展也明显加快。中外大型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对比表明，中国跨国公司在国际化程度和经营绩效方面均有待提升。影响我国跨国公司国际化发展的微观因素包括国际化战略和经营模式、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以及风险管理水平。在全球经济放缓和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转向带来全球产业链调整的背景下，中国跨国公司应从战略、技术、生态系统、社会责任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着手提升国际化程度。

人工智能语言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机器语言和程序语言、自然语言理解和模仿、人工智能像人一样拥有语言。人工智能拥有规定性的符号语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自然语言，但是却无法像人一样拥有语言。因为从生物学上看，人工智能难以拥有意向性和自由意志；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来看，人工智能也无法像人一样领会和回应本真的语言，而且缺乏历史性和社会性，所以无法真正地拥有真理和语言。在自然语言处理上，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人类语言中隐喻结构的模仿和学习，去模仿人类的类比—联想思维能力，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语言和模拟人类智能。

英美分析哲学的主要学术训练方式，是建立在对于肇始于弗雷格的现代逻辑（一阶谓词逻辑与命题逻辑）的尊重之上的。因此，分析哲学所说的“分析”，大约就可以等于“运用现代逻辑的工具进行分析”。但这样的学术训练，显然是没有办法应对于当下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发展现状的。另外，即使对于基于符号表征与明述规则的传统人工智能而言，主流分析哲学的训练所能够提供的思想支持也未必始终是积极的。毋宁说，基于现代逻辑的主流分析哲学的“理想化”讨论方式往往会忽略智能系统的运作效率问题，而这一点又会倒逼着天然具有工程学面相的人工智能研究通过某些“特设化”的修正（如珀拉克的“奥斯卡规划”所给出的那种修正）来部分弥补相关的缺憾。然而，这种零敲碎打的修补方式显然是很难达到真正的普遍性的，遑论为具有多重用途的通用人工智能设备的设计铺展可行的路线图。

列奥·施特劳斯从哲学与政治的固有冲突出发，提出了一套应该如何阅读经典著作的理论。他的诠释学包括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像作者理解自己一样理解作者。施特劳斯认为，诠释意味着回归作者本身，只有站在作者的立场上理解作者，才有可能理解作者。第二条原则是注意作者的写作艺术。由于重新发现哲学史上的双重教诲传统，施特劳斯提出，要注意作者的显白教诲和隐微教诲之分，而且只有在充分理解作者的显白教诲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理解作者的隐微教诲。施特劳斯的诠释学充满对哲学与政治之内在冲突的考量，对哲人实践智慧的尊重，可被称作是政治哲学诠释学。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新世纪中国叙事文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反映了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小说研究者的学术本位意识和文化担当精神，也是天时、地利、人和作用的结果。不过，这一理论尚需要更深入的论证，以确定其内涵与外延，还需要排除各种可能的误解，以减轻理论的阻力和压力。就中国叙事文学研究中的小说研究而言，20世纪的主要问题不是“作家作品研究”等研究范式的制约和影响的问题，而是西方现代小说观念所带来的对中国古代小说门类的扭曲与伤害的问题。如果“中国叙事文化学”是要回归中国叙事文化之“体”，其所借用的“叙事学” “主题学”等西方的理论只是研究这些本体之“用”，并且尽量容纳一切能够阐明中国叙事文化特质的学术路径和研究方法，那么， “中国叙事文化学”就能够茁壮成长，成为21世纪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成熟理论。

叙事文化学在两个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亦即对经验的高强度直接感知和对大结构、大关系的有机整体把握。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因子纽结”，故事主题类型为旨在揭示民族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材料、新角度，开启了新可能。

中国叙事文化学是针对以小说戏曲为主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提出并实践的一种新方法。这一研究范式以故事类型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出发点，在梳理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基础上，对其中重要个案类型做系统深入研究。相关理论提出和实践前后历经近三十年，已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尽管经过长期的操作实践证明这一范式具有学理性和可行性，但从全面调整和更新20世纪以来中国叙事文学研究“西学中用”研究范式的格局上看，显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前贤针对《韩非子·解老》篇的“德”的释义多有分歧，其义若回到篇文“身全之谓德”的表述上，释为身心的健全，在全篇皆可说得通。其篇论“德”之处，有内在的矛盾：篇文先提出“德”的维持需避免动用身心官能，保持“意无所制”的超脱状态，后又言“仁”是“德”的表征，故有德之人会以仁慈的态度对待外界。此种态度使人试图护佑他人他物，为后者致福除祸；而试图达到这一目的，其人又须体认与所慈爱的对象相关的“道理”；然不论所慈爱的对象，抑或所须体认的“道理”，皆会形成思虑或行动上的羁绊，使有德之人无法维持“意无所制”的状态。 《解老》 “德”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新颖的考察角度。针对此问题的探究，将引领我们发现《解老》乃至今本《韩非子》某些尚未被关注的问题，如《解老》虚静无为、休养蕃息、以慈爱对待民众的政治思想，与《韩非子》其他篇目将民众作为统治者达成目的的工具有深层次的抵牾。

等级性作为城隍神的基本属性，深刻影响到城隍庙的建置与城隍信仰的诸多方面，这在明清时期尤为突出。明清城隍神等级体系依照现世行政体系建立起来，城隍庙相应地主要建于都、省（首府）、府、州、县治。上级城隍庙通常以下级城隍神祔祀，表示上下统属关系；处于行政体系末端的州县城隍庙，则多以乡里土地神祔祀。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相关的隍神祔祀体系亦会相应变动。 “自大”观念的存在，则使得城隍能够超出应有的等级，城隍神等级体系变数增多。城隍神等级体系中，并不存在州县以下聚落城隍神的位置，但州县以下聚落城隍可以通过其他形式体现出等级性。

明清时期，漕运为“国之大计”，关系着王朝的经济命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漕运的安全仰仗于运河的畅通和稳定充足的水源补给，故作为临清以下河段主要水源补给的卫河，因其在临清与运河交汇，在国家漕运系统中的地位更与国家漕运政策直接相关。综合而言，在“保漕”背景下，卫河经历了从明初直接承担漕运到大运河淤阻时的备选通道，再到清中前期运河的重要水源补给和运送河南漕粮水路的多次转变，这从不同侧面凸显了卫河在保障漕运安全与畅通方面无可替代的地位。清道光五年后，漕粮海运与改折等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内河漕运逐渐停止，卫河在漕运中的地位因之而下降，充分反映出卫河地位变迁与漕运政策的关联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37年全面侵华的“战争间隔期”，日本经济为内政外交的双重困境所束缚。内政方面，经济危机频发引起社会动荡， “修正”无序竞争的市场经济病成为普遍的社会诉求；外交方面，一战结束后与美英强国的矛盾加深，统治当局痛感加快发展重化学工业方为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的有效途径。由是，统制经济思潮泛起，商工省主导了重要产业统制立法，军部操纵了满洲统制经济试验，从而通过“战争间隔期”先行先试的实践，在统制经济的制度设计、组织人事安排、手段方法配置等各个层面，为日本全面侵华后正式推行战时统制经济提供了基础，并对战后日本式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