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的制度，标志着党对国家制度和文化治理体系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丰富了国家制度体系整体内涵，完善了国家治理体系整体效能，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可划分为根本文化制度、基础性文化制度、重要文化制度等层次，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结构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根本文化制度，其他文化制度是由根本制度派生出来的制度规范。着眼于“两个一百年”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目标，从多维度、多路径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党的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系统中居于统领地位，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需要构建科学有效的制度体系来保障。构建党的政治建设制度既需要坚持政治方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系统性和协调性相结合、激励和预防相结合、全面和重点相结合等基本原则，又需要在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为指导、构建科学严密的制度体系、树立制度权威意识、进行制度评估等方面下功夫。

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并精要阐发的“人类共同价值”是新时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价值基础。“人类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存在根本差异，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精神实质上高度一致。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进一步夯实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良性互动的思想基础，进一步明晰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外交话语创新的成功实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助于进一步改善中国国家形象。新时代的中国在与世界互动中应当切实践行并不断丰富人类共同价值，以进一步改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兑现中国将“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这一庄严承诺。

当前，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社会思潮纷纭激荡，尤其是以民粹主义为典型的不良社会思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应当切实增强风险隐患意识，不断强化战略思维和底线思维，高度警惕民粹主义所衍生的凸显发展中的社会矛盾、干扰破坏网络空间治理、造成部分群体盲目极化、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等问题。在关注引导青少年群体、规范治理网络平台、舒缓调适社会心理等方面加强重点防范，并着眼长远和未来，强化批判、剖析和应对，通过持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涵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稳健提升、构建社会思潮评估预警机制，从根本上实现对民粹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的疏导消解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引擎，人工智能属于通用技术。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现阶段，智能经济的发展是非均衡的，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极化”趋势。互联网产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智能化需求牵引、数据生态优势的出现、平台主导的开放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和完善、多元创新主体的创新协同、核心产业部门的发展及其与融合产业部门的良性互动，共同构成了智能经济“极化”效应形成和演进的关键机制。随着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融合产业部门逐步成为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的主导，“极化”效应将逐步减弱，智能经济将在更广泛的区域范围内“扩散”。

随着数字革命的到来，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显著变革，即新型数字文化产业的兴起与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原动力始于文化消费模式的重塑，需求端的数字化转型驱动文化产业供给端的数字化发展。日益强大和普及的数字平台颠覆了文化产业的传统范式，文化产业价值链的结构开始由线性向网状结构转变，越来越多的文化组织采取数字平台业务模式来提升市场竞争力。同时，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带来了对数据服务需求的增长，数据不仅成为文化创意的生产素，将数据转换为切实可交易的智能产品更成为组织竞争力的关键资本。数字信息技术模糊了产业边界与生产者—消费者边界，带来了文化创意主体的泛化，有利于柔性文化创客组织和创客空间的成长；而“前沿技术+文化”为用户创造崭新体验，为产业发展开辟新空间，这一切使得文化产业数字化呈现出开放创造的特质。

近年来我国上市企业的商业信用持续增长且维持在较高水平。商业信用和正规融资之间的复杂关系受企业融资约束状态调节，二者的替代关系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强而有所弱化，面临融资约束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商业信用替代传统的短期负债。商业信用作为上下游企业间特有的信用提供机制，表现出产品市场属性和金融契约属性的混合特征。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来看，国有企业和市场势力较强的企业更广泛地借助商业信用获取流动性，企业在产品市场和正规融资渠道的比较优势可以较为顺畅地传递到商业信用渠道。

导致IPO抑价问题的因素很多，询价制下一级市场的定价行为对IPO抑价率有深刻且复杂的影响。研究表明：投资者的私人信息与IPO抑价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且我国特殊的市盈率限制强化了二者之间的负相关程度；询价过程中表现出的投资者私人信息会影响二级市场中的投资者情绪，进而影响二级市场新股价格，导致IPO抑价程度不同；参与询价的对象数量会对一、二级市场提供不同方向的信息，参与询价的对象数量越多，IPO抑价率越高；对市盈率限制的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市盈率限制确实对我国IPO抑价率存在显著影响，新股所在行业市盈率越高，IPO抑价程度越高。

以往的干部驻村研究侧重结构性考察，而相对忽视情感维度。亟需回答的问题是驻村帮扶如何以情感的方式连接国家与社会两端。事实上，驻村帮扶所运用的情感技术有两个来源，其一源自乡土社会情感治理的“大传统”，其二源自政党情感工作的“小传统”。驻村干部通过建构地方社会关系、日常生活互动及亲情化帮扶行动获得地方社会的情感接纳；经由“送温暖”“忆苦思甜”“戏剧表演”“树典型”等政党情感工作技术实现情感动员，塑造国家情感。通过两类情感技术之运用，国家以更温情的方式深入乡村，构建国家权力的情感基础与社会基础；社会也获得了更多与国家对话的空间。

国家与农户的互构式治理旨在建立一套稳定互惠的运作机制，彰显了可持续脱贫在乡土社会中的具体运用。从国家与农户的互构式治理过程来看，脱贫目标的有效实现需要遵循“国家扶贫介入”与“农户脱贫需求意愿”的有效匹配和深度融合。国家与农户间的互构式治贫过程在村级层面呈现出“传统乡土—弱互构”“行政管控—半互构”“合作共治—强互构”的治理样态。国家扶贫意志与农户脱贫意愿衔接的基本模式及典型类别，契合了国家治贫逻辑从国家强制性介入到农户适应性改造的互构趋向，具有国家与农户互构治理的双向回应性、多元互动性和制度衔接性等特征。具体而言，要利用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共治，启动国家与农户互构式的治贫过程，建构福利政策体系的数字化技术平台，达成可持续的脱贫目标。

鲁敏笔下的家庭伦理描写一般被解读为极具现实性的日常叙事，但这与作家依靠“虚妄”、追求空灵的自我期许形成些微裂隙。事实上，鲁敏小说隐含了对“家庭”的消解式的立场，这一立场与其现代性思想的个体原则构成一体两面，鲁敏小说里的形上之思正源于带有存在色彩的个体现代性思想，因此它与消解式的家庭描写本就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20 世纪30 年代，私人婚恋关系更多被展示在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体上，并形成了外显和内隐叠加的复调叙事方式：对事件本身的描述贯彻了一般新闻采编逻辑，但却着重突出“女性”对象这一性别身份；对婚恋关系中男女两性的法律关系、主体价值进行讨论的同时，也在挖掘性别规训等深层社会问题；着力展示议题公共价值的背后，又以窥私的手法迎合消费和商业逻辑。这种显隐纠缠的叙事方式——无论是对“平等困境”的显性展示，还是“展示”自身的隐性困境实质上都符合大众媒体的内生逻辑，亦藉此凸显了中国近代以来性别关系调整中的结构性障碍。

陆时雍，明末重要的文学家，其《诗镜》与《楚辞疏》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于陆氏生平、家世及交游，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与空间，而对于陆氏其人的深入了解，无疑将会有助于对其著述理解的精准与深入。

马存是北宋中后期一位具有独特思想和风格的重要文学家，在两宋时期有着较大影响。由于被列入“元祐党人”，其文集在北宋崇宁年间被禁毁。后人重编的文集又屡遭磨难并最终失传，导致马存文名不显。除了一度被误认为“唐人”外，在宋代文学研究中，仅有学者关注到其诗歌创作而少有全面考察其文章者，《全宋文》对马存文章失收即是证明。对马存生平作出考索，对其存世佚文作出全面收集，对其文集编散过程及其诗文创作的特色等作出细致描述和评价，可以为宋代文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资料和线索。

延安时期，李富春在投身革命事业时，特别重视把革命的热情与干革命事业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努力探寻事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以科学精神解决实际工作中的新问题，推动事业创新发展；在严守组织纪律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强调以尊重、理解为根基凝聚人心，全心全意服务人民、诚诚恳恳对待同志，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真挚的人文情怀与利他精神；在严谨认真躬身实践的基础上，注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问题为导向，紧密结合具体工作实际和自身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思考，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求真指向。延安时期的李富春在政治上日趋成熟、能力上全面提升，实现了从主政地方到成为中央领导一员的重要转型，诠释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焕发巨大生机活力的内在动因。

李富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代表性成员之一。大革命时期，他将消除“私人私枪”观念、军阀习气，培养“革命军的真正精神”作为工作重点；苏维埃运动时期，他围绕着“扩红”这一首要任务开展工作，对于苏区力量的发展和巩固做出了积极探索；长征期间，他统筹领导官兵的动员巩固工作、群众工作、民族统战工作、宣传鼓动工作。李富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一以贯之的原则、理念包括：以坚定理想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根本，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思想政治工作与中心工作的融合为途径，在“做实”这一点上不断拓展；以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创造性为突破口，增强工作方式的机动性、灵活性。这些原则、理念对于当前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政治建设、各类教育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启示。

美苏冷战背景下成立的新中国，受到西方阵营的全面封锁。在新中国拓展外交空间的总体政策下，妇女的国际交往，成为冲破冷战铁幕的助力和有效途径。蔡畅是最早致力于妇女国际交往的妇女领袖人物之一，凭借她特有的魅力和领导力，全国民主妇联在北京承办国际民主妇联倡导的亚洲妇女会议、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议，积极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的其他活动，通过各种渠道与欧亚非拉各国妇运组织和领袖友好结交，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热爱和平、渴望发展的良好形象，有力地配合和促进了国家的外交活动，开启了新中国妇女对外交往的历史篇章。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在杨生茂先生的主持下，几位中国学者尝试用中国人的文字、体系、构思以及立场和观点，为中国的大学生撰写了一本美国外交政策史的教科书。该书体现出杨生茂先生对美国历史及美国外交政策史的许多思考，诸如美国外交决策层的国家利益观问题、美国外交政策史的阶段划分问题、美国外交政策史的主线与特征问题、关于美国外交政策是内政的延续的看法，以及对美国强权政治的认识等，至今具有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对认知当今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仍具有启示性。

李学勤的易学研究分为四个时期，在孕育期，商周甲骨是其主要研究对象；在建构期，李学勤立足传世文献，对《周易》经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完善期，李学勤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马王堆帛书《周易》，延及战国秦汉竹简易类文献、《易纬》及太极图；在定型期，以清华简《筮法》的发现为契机，李学勤在以往相关探索的基础上，对数字卦问题做了总结性论述。在李学勤的易学研究生涯中，数字卦问题贯穿始终，是其易学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其对数字卦的认识，由商周数字卦材料“奇字说”到“数字卦说”，再由战国竹简材料“卦画说”到回归“数字卦说”，是一个充满曲折的科学探索过程。同时，他对孔子、孔门弟子与《周易》关系及其易学思想的讨论，反映了儒家易学建构这一重大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