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探讨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深刻变革，为理解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重构提供了新的视野。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对外扩张使近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如何重构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在世界历史视域下，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思考，肯定了不同民族和国家道路发展的多样性，为中华民族自主探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主体性新范式，拓展了理论空间。依据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关于人的解放的追求，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应以人的主体性发展为前提，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鉴别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造旨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不仅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也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对于其世界意义的系统探讨，能够让其获得更广泛传播，得到更多认同和支持。由此，以学理性内涵——践行的世界性成就——世界贡献为逻辑脉络，绘制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的世界意义图谱。从内涵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新叙事形态，是具有丰富世界意义的生态观集群。从成就来看，党领导人民群众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所产生的世界性成就，充分印证了其世界意义的真理性与现实性。从贡献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生态观在几个主要层面凸显其世界性贡献，即全面贯穿政党引领，为国外政党领导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实践经验；坚持生态自主路线，为发展中国家生态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以全面协同的绿色低碳发展观，为全球绿色发展转型提供了价值方向；塑造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共同价值，引领了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数据正成为21 世纪以来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是推动企业生产力由“旧”向“新”转变的重要引擎。数据资产化作为挖掘数据价值的重要一步，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以2011—2022 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据资产化程度指标，考察数据资产化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据资产化显著提升了企业新质生产力，其作用机制主要在于信贷资源配置的优化与信息流通效率的提升；（2）数字金融的发展对数据资产化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3）数据资产化对规模较小、国有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及西部地区的企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作用更强。这揭示了数据资产化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联系，同时也为数字经济时代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基于我国进入低利率时期和利率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的背景，通过影子利率期限结构模型获得影子利率，并将之作为低利率时期基准利率的替代利率，克服了我国低利率时期的基准利率选择问题。本文重新计算了利率市场化指数，并以此为切入点，研究了低利率时期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差异化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低利率时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随着利率市场化水平提升而增加；（2）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承担变化和机制具有明显的差异性；（3）在低利率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将会加剧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增大的程度。

投资激励是政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措施，各国普遍存在且由来已久。近年来，我国的投资激励呈现“逐底竞争”的现象。从激励竞争的发展趋势看，逐渐从项目激励到产业激励，从准入前激励延伸到投资后全周期激励，从企业激励扩展到关键决策人激励。地方政府非理性投资竞争加剧，对地方自身、区域协调和我国总体发展均造成负面影响，致使社会各界对投资激励存在不少争议。要客观看待投资激励现象，不能全面否定；优化当前利用外资重点，从稳流量到稳存量；明确激励目标，实现激励工具和目标的有效匹配；规范投资激励行为，防止自由裁量和滥用；提高激励透明度，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定期对投资激励进行评估，确保有效性充分发挥。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最具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其如何影响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国家安全事项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作为战争史上继火药、核武器之后最重要的技术创新，人工智能军事革命将从态势感知、自主决策与行动等各方面赋能现代武器装备，进而影响现代军事指挥系统、兵棋推演、武器装备检测维护、后勤管理等各个军事领域，冲击海、陆、空、天、网各个军种及作战场域。在有效提高现有军队速度、效率、规模、进攻/防御能力的同时，人工智能军事革命也附带着广泛的安全风险，包括致命自主武器的不可靠性及其广泛普及所带来的挑战，国际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及其所附带的武器扩散与意外事故风险，以及人工智能应用于核领域后对大国战略稳定格局的冲击。

2024年美国大选中，部分硅谷大科技公司显著转向支持特朗普，打破了硅谷长期作为民主党“蓝墙”堡垒的政治传统。何种机制驱动硅谷右转？基于“结构−机制−行动者”分析框架，硅谷重构其政治联盟源于三重动机：全球价值链解构、大国技术竞争加剧与国内经济极化的结构性压力，政策套利、安全化叙事与算法旋转门机制形成的中介性路径依赖，以及关键行动者通过数据垄断与政治献金实现的策略性动员。然而，硅谷的右转并非不可逆，其限度既源于全球化生产网络与技术民族主义政策的结构性冲突，又受制于短期利益与长期合法性的内生矛盾，更面临企业员工价值观的代际对立。硅谷的政治转向本质上是大科技公司在“新特朗普主义”政策红利下的战术性调整，而非战略性重构。这一现象揭示了科技资本政治化转型的动态边界，为数字时代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竞合博弈提供了新的解释维度。

清代小说中蕴藏着丰沛的文论资源，有比较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与诗话词话、序跋评点等理论性较强的文论著作不同，它寄生于小说文本之中，或由作者直接介入文本宣示文学主张，或借小说中人物代言，或为刻画人物形象等目的有意设定。这些文论话语关涉文学观念、作家、作品品评、文学作品的传播与接受等，对补充、丰富古代文论生态具有一定的作用。其次，一般说来，小说中的文论话语是文本的有机组成部分，已融入叙事的肌理之中，不但使枯燥的文学理论变得生动有趣，而且服务于小说的主题表达、人物刻画等艺术需要，是文学化的文论话语。第三，小说中文论话语有不少涉及作家生平、文学史事件和文学作品本事、版本、传播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对于深化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很有帮助。

以乾隆前中期为重点，深入考察清代通俗小说创作和出版的状况，可以发现往往是那些为了适应阅读市场需要的作品得到较快出版，而创作目的不在于商业利益的小说则长期无法刊印面世，形成了出版严重滞后于创作的现象。非商业性创作的优秀作品在经过长时间的沉潜之后跃出水面，从小范围的抄本流传变为广泛的印本传播，带动了通俗小说创作的活跃和出版的繁荣。《红楼梦》的首次刊印出版，既是非商业性的文人独立创作获得社会承认的体现，也是非商业性小说出版影响到小说创作和出版市场的典型范例。

文化自信是国家、民族和个体对自身文化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是文化主体最恒久、最稳定、最具特质的精神内核。文化自信存在双向代际传递，不仅亲代自上而下影响子代，而且子代自下而上反哺亲代；亲子素质结构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子代年龄和性别同时影响文化自信的正向代际传递和代际反哺过程；基本心理需求在双向代际传递中起着中介作用，其中归属需求发挥了更为核心的作用。厘清文化自信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有望推动文化的融合创新和蓬勃发展，家庭代际传递是培育文化自信、满足基本心理需求、形塑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抓手。

数字青年是以数字化生存为主要特征，真正实现数字化具身认知的新兴群体，其现实生活与虚拟生活的共在现状造就其自我认同虚实双塑的社会现实。这种虚实双塑的生活方式会为数字青年发展带来怎样的现实困境？怎样的抗逆力策略能更好地因应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危机？研究以亨特抗逆力层次策略模型为分析框架，基于微观的实证分析视角，对190例数字青年断网实践进行深度考察，发现数字青年虚实双塑的生活模式可能导致其主体感知受损、重要价值弱化、社交互动的数字替代和个体创新的机会剥夺等困境，其抗逆力策略表现为消极自由的生存策略、主观自由的保护策略和积极自由的健康策略。针对数字青年的抗逆力重塑可通过主动灵活的认知策略复建、工具使用的控制能力提升和主体控制的互动策略升级三种路径进行干预，以助力数字青年的健康发展。

公益平台在提升公益参与、赋能公益事业的同时，也引发了扭曲公益应有之义的争议。作为数字技术与公益事业结合的新兴组织载体，公益平台受到以流量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平台逻辑支配。平台逻辑与市场逻辑、社会逻辑的互动使得公益平台呈现出异质性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平台逻辑部分缓和市场逻辑和社会逻辑之间的冲突，实现了公益平台对公益事业的赋能；另一方面，平台逻辑与两种逻辑的互动产生了新的张力。基于此，公益平台的治理可以通过优化平台内流量分配、推动平台间差异化发展以及加强数据共享等治理措施，缓和平台逻辑的引入带来的张力，提升数字技术与公益事业的相容性，促进公益平台的健康持续发展。

“天倪”概念在《庄子》本文及历代注疏中有许多相互呼应的表述。置之于由注《庄》构成的思想史脉络中，“天倪”指涉为由一切事物依其自然的分际生灭消长而又无所止息的宏大环链，与自我中心的人为边界迥然不同。《德充符》所言十六事之良性循环与《齐物论》所言十二种情态之恶性循环即是和于“天倪”与悖于“天倪”的正反例证，由此揭示了“天倪”从本体论到宇宙论乃至工夫论等不同层面的意蕴。而卮言则是以“天倪”为原型的言语形式，是天倪的流动性、开放性、调和性、完整性等特质在语言层面的体现。

南宋绍兴末“五贤”等主战派朝士，在高宗整顿言路的背景下上书谏言、以图恢复，却因和战势力冲突的压力而不得不去职离京。去国之际，“五贤”相关诗人开展了一系列集体送别活动。自觉的制度意识、日常私交的心理基础和志同道合的政见，塑造了他们的政治境遇认同之感。基于这种认同，诗人比较集中地截取事件中“敢言”“勇退”两个片段，提炼出骏马、竹兰两类象征性意象，作为政治人格的精神超越及文学观照的审美典范。这种政治境遇认同及其对人格与审美的双重观照，反映出文禁初解时送别文学的舆论作用与诗坛意义。

“王权主义”是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核心理念，也是贯穿其学术研究的一条主线。王权主义理论的提出，受到马克思主义、“五四”时期进步思想以及前辈学者的启发和影响，但主要来自他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体察与思考。在探索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刘泽华发现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帝国、第一代封建地主、第一代小农等均是政治支配经济运动的产物，这一发现将政治权力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关键地位揭示出来。1987年，他正式提出“王权支配社会”这一概括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特点的论断。在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过程中，刘泽华深刻揭示了中国古代思想与专制主义的关联。他强调先秦诸子的思想最终都皈依于君主专制主义，而人性论、民论、礼论、人文思想、无为思想、清官思想等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资源无不与君主专制主义结合、纠缠在一起。1986年，他正式提出“王权主义”的概念，此后又逐渐和“王权支配社会”这一命题整合，最终形成了深契中国传统和国情的王权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想产生深远影响。

北大藏竹书《赵正书》中“白泉之置”的释读及其方位所在，引起研究者关注。“白泉之置”既出自始皇帝赵正之口，在秦必为重要知名之地，然秦时并无“白泉”地名，因此学界有“白泉水”和“甘泉置”之说。考虑到秦汉间文字书写的隶变过程，汉简之“白泉”或为秦时“白水”之讹写，《赵正书》中的“白泉之置”，即为秦时之“白水之置”，在咸阳之旁白水苑附近的白水县，也正在秦始皇“其亟日夜揄趣”捷径返回咸阳的必经之路上。

自打入中国市场以来，苹果视频广告呈现出较为统一且推陈出新的风格，成为其后电子产品市场中各种视频广告的风格模板。阐析苹果视频广告中的文化政治，可得出以下结论：苹果广告中对个人主体与国家主体的双重讲述，在迎合消费文化的背后，表征着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