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民族（本土）传统的关系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不断触及的命题。20世纪 90年代的《高老庄》（贾平凹）与《孕妇和牛》（铁凝），21世纪初年的《秦腔》（贾平凹）与《天香》（王安忆），即为此一命题的代表性个案。《高老庄》将女性的生育力设置成可能带来高老庄传统复兴的外在力量，《秦腔》则提供一个地方传统（秦腔）的女性守夜人形象，但女性经验却从没有进入叙事对“本土传统”的建构中。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孕妇和牛》将女性孕育能力看作是文化传统再生产的内在力量，《天香》则以女性所传承、持守的地方小传统（刺绣）为支点，来重写中华精英传统（大传统）。《孕妇和牛》和《天香》代表着对女性与传统关系的几点全新理解，呈现了将女性的身体和文化经验植入本土传统建构的可能性。这样的“植入”，不仅意味着女性参与本土传统的赓续进程，也意味着对本土传统的重新定义，还意味着打捞被以往的“传统”省略的女性经验，可能要超越父性传统与女性之间压迫与屈从/反抗、大与小、上位与下位的二元对立模式，呈现两者间复杂多元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