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不仅突破了原有的西方现代化理论，而且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更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升华。从少数人口的现代化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从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现代化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扩张掠夺的现代化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既彰显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又展现出人类现代化的崭新图景。事实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新理论、启发了新范式、开拓了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观、价值观、民主观、政党观、发展观、治理观等方面形成了诸多原创性的新观点，具有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并必然对世界整体的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的新形态。相较于西方现代化的扩张与掠夺，中国式现代化是民主平等、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苏联模式现代化的再版，也不是苏联改旗易帜现代化的翻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既有中国特色，也具有普遍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符合本国实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方案。

面对资本主义文明主导的现代化出现的问题，退回过去寻找解决方案是行不通的。与西方国家先发的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条件，有着更高的道德目标，这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全新的历史命题。深刻理解这一命题，既需要深入考察“文明形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也需要深入考察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模式，对于区域发展必然有着新的要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明确的区域重大战略，肩负着引领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协调发展、优化空间治理的重要任务。对标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京津冀地区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缩小区域落差为使命，打造世界级经济新高地、筑牢协同发展的物质基础，构建区域现代产业体系、持续探索区域均衡发展新模式，提高协同发展水平、推进一体化对外开放，不断优化空间布局、尽快显现世界级城市群的空间形象，激发市场活力、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瞄准“双碳”目标、走集约式可持续发展道路。

通过延续《红楼梦》里“僧”和“泪”的扮相，《断鸿零雁记》开辟了一个阴性的文化空间。在此空间中，弱化、感伤的男性表面上对女性充满尊敬和爱意，但这种情感的付出实际要求女性做出“对等”的反应。她们或死节或开明的形象，正是这种反应的表征，投射的是传统的男性同性社交欲望。这种欲望充满自恋色彩，试图在时代的变动中通过对家庭关系的展演，来促发男性知识分子回返传统道德秩序的意愿。破碎的家庭、飘零的个体，以及寻而不得的“幽灵式”的（女性）美德，有助于在公众中引发一种同情感。但是，向大众开放自我，引发同情，绝不仅是个人的展示，而是表演一种能够为大众所接受或需要的人格形象。在这个意义上，满布小说的“哭泣”是一种情感劳动。它是组织现代社会生活的一种非常重要手段。

女性与民族（本土）传统的关系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不断触及的命题。20世纪 90年代的《高老庄》（贾平凹）与《孕妇和牛》（铁凝），21世纪初年的《秦腔》（贾平凹）与《天香》（王安忆），即为此一命题的代表性个案。《高老庄》将女性的生育力设置成可能带来高老庄传统复兴的外在力量，《秦腔》则提供一个地方传统（秦腔）的女性守夜人形象，但女性经验却从没有进入叙事对“本土传统”的建构中。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孕妇和牛》将女性孕育能力看作是文化传统再生产的内在力量，《天香》则以女性所传承、持守的地方小传统（刺绣）为支点，来重写中华精英传统（大传统）。《孕妇和牛》和《天香》代表着对女性与传统关系的几点全新理解，呈现了将女性的身体和文化经验植入本土传统建构的可能性。这样的“植入”，不仅意味着女性参与本土传统的赓续进程，也意味着对本土传统的重新定义，还意味着打捞被以往的“传统”省略的女性经验，可能要超越父性传统与女性之间压迫与屈从/反抗、大与小、上位与下位的二元对立模式，呈现两者间复杂多元的关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恋爱问题从新文化领域蔓延至市民大众之间，电影院的恋爱之风盛行。银幕上的爱情故事可激发观众的恋爱意识与恋爱想象，参与恋爱观、性道德的建构，教以具体的恋爱之道，从而起到恋爱启蒙的作用。黑暗的观影环境可为隐私性的恋爱行为提供一定的掩护，而其所散发的性诱惑气息，加之观影身体在与影像的互动之中更易处于一种感性状态，有助于情感的发生，于是电影院往往成为恋爱的一个实践空间。电影院的恋爱现象以及相关舆论意味着现代爱情的社会性胜利。重在彰显个体自主性的现代爱情是构成现代主体的重要维度之一。尤其对于女性观众而言，银幕上下的恋爱风景及其所昭示的现代爱情观与两性关系，有助于女性探寻一个情感自主的自我。作为异性恋爱中的一方，女性在公共空间与男性的公开交往，也有助于促进其权利意识和社会地位的提升。

当代中国城市社区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现代化转型之中，充斥着形态各异的情感风险，既包括普遍性情感危机和体制机制“去情感化”的结构性情感风险，也包括社区居民情感异化和情感冲突频发的主体性情感风险，以及共同体衰落与公共性缺失叠加下情感陌生化的情境性情感风险。随着传统风险向新型不确定性风险转变，城市社区情感风险中也蕴含着发展的活力与机遇。社区作为应对风险的重要阵地，需要以情感治理的方式化解不确定性时代城市社区内部的多重情感风险。具体而言，既需要从结构层面推动体制机制建设和数字治理中的情感嵌入，也需要从主体层面构建社区居民的积极情感和群体心态，还需要从情境层面推动情感共同体重构和社区公共性培育。

当前文化与治理间的耦合存在以文化为治理对象的“治理文化”及以文化为治理路径的“文化治理”两种范式，两者在治理主体、治理路径上存在一致性，但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S社区重视社区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协作，并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实现了从对社区文化进行保育到对参与个体、组织集体、社区公共问题进行治理的转变，其治理实践经历了由“治理文化”向“文化治理”的逻辑变迁。通过比较发现，“治理文化”路径重点在于文化，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有益但对于社区其他公共领域的介入存在不足；而“文化治理”路径重点在于治理，更为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在全球面临“照料危机”的背景下，照料工作被赋予何种意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从宏观层面、文化视角从微观层面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在有别于这两种视角的“三层次—三制度—三身份”交织性分析框架下，迁移/流动、性别和照料三个维度互动交织，贯穿于照料工作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次的组织过程中，从而持续影响着照料工人对照料工作的意义赋予，使其成为一个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的过程。在一个长时段、整体性、关系性的意义系统中，照料工人对照料工作充满了好坏夹杂的复杂体验。而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分配照料工作的过程中，产生了缓解跨国/跨地区的经济不平等却加深了女性和被贬低的照料工作进一步捆绑的矛盾性后果。

近年来，从全球北方到全球南方的学术流动格局日渐浮现和增强。 在此背景下，深入细致地考察来华外国学者的置家过程显得尤为重要。跨境语境下的置家（home-making）过程远非顺遂，而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度政策（如签证、工作合同等）、物质实体与技术（如城市设施等）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因素的阻碍和限制。的确，各种类型的移民基础设施深刻影响着来华外国学者的职业发展、家庭与个人生活、社会关系网络而推动或阻碍其置家实践。与此同时，个体也在能动地调试和改造自身的基础设施环境，以优化其置家体验和流动轨迹。将移民基础设施视角同置家概念相链接，在学术流动语境下探究来华外国学者个体置家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类基础设施力量以及所生成的持续变化的流动体验，有助于推动移民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拓展和丰富其作为分析框架的力度与厚度，并能进一步挖掘在跨境移民体系日趋短期化和环流化背景下家与流动之间的复杂关系。

山岳崇拜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遍的现象，有人类便有对山川进行祭祀的仪式，最初属于原始礼俗，并逐渐转化为原始宗教信仰。出现国家政权后，山岳祭祀成为国家祭典中的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山岳镇岳化过程中，霍山原是西周霍国祭祀对象，霍亡后成为晋国祭祀对象，此后名列春秋战国时期九州九镇之一。九州九镇说表达了对大一统国家政权的祈盼。东汉经学兴盛，象征国家权力合法性之一的镇岳祭祀在经学理论上获得定型。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隋朝大一统“天下国家”的五镇终于基本认定，霍山镇岳化最终完成。山岳祭祀仪式蕴含着国家政权对统治正统性、合法性的深刻认识与需求。少数民族政权采用汉制镇岳祭祀仪式，体现出民族认同、民族融合。镇岳化使镇岳所代表的区域扩大，显示出中华先民逐渐展拓疆土的过程，也是凝聚疆域内各区域、各族民众合为一体的过程，其政治内涵远远超过仪式的本身。镇岳祭祀还与五郊迎气结合，既体现出浓厚的重农色彩，又宣示了国家的政治权力。

明清时期，丁忧制度在实施和惩处方面有了新的内容和严格要求，更加成熟完备，深刻关系着官员的人生命运。丁忧的利与弊，势必会造成官员思想、情感、情绪等心态的波动，产生身退辞避，或是瞻顾权衡，甚而营求己利等诸多丁忧心态。丁忧心态体现了官员为人做事的价值标准和精神境界，影响着朝堂政治、社会风气及自身和他人的命运走向，并在与社会思维、社会影响相互作用后，成为平衡国家、官员和民众之间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学科体系的确立和规范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从学术谱系来看，民国时期，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体系建构和演进轨迹清晰可循。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提出“文献学”“中国文献学”概念并以西方学科理念框定中国传统学术，开启了民国文献学体系建构的先河。在梁氏文献学思想的影响下，郑鹤声兄弟完成了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中国文献学概要》，其构建的“大文献学”体系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学科基础。随后的三四十年代，以“校雠学”命名的章节体著作大量出现，这些学术专著在文献学理论、方法和历史方面为构建学科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一些校雠学著作还保留了传统史书的编纂方式和体例，此时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调适中。民国时期文献学体系建构经历了从“以西范中”到“援西入中”的转变。考察这一时期文献学体系的嬗变，可以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历史鉴戒。

朱子读书法以切己修德为宗旨，以“熟读”为总纲，包括对文本的义、理、味的逐层把握，是文本“活化”的过程；与之相应，读者的心灵大抵经历了由整齐严肃到从容宽闲的变化，包含了一种活泼泼的审美体验。从具体的读法来说，讽咏法之于诗歌、观血脉法之于散文，都是“熟读以活”的具体运用，也有利于揭示诗文的美学特质。从文学思想史来看，朱子读书法所含的穷理功夫和体贴情怀，体现了文学思想史中少有的理性精神和生命化的文学观念。朱子后学虽然奉此读书法为圭臬，但并没有向文学领域过多拓展，其学理价值有待于今天的文学思想史研究者继续关注。

机构协调问题是行政法治的重要理论关切，在公共卫生治理过程中得以凸显。宪法、法律等规范性文件要求行政机构进行协调，对基本权利发挥结构性保障作用。机构协调兼有可外部化的内部行政法意义与法政策学面向。作为组织性协调工具，议事协调机构、党政领导小组、派出工作组、内设机构推进了行政协调发展。作为程序性协调工具，联合会商、行政协助、多阶段行政等程序亦发挥了行政协调作用。实体协调组织和协调机制、程序是行政法中机构协调法治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优化政府数据共享对完善机构协调问题起到关键作用。学习性规制有助于机构协调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形势不断迭代、进化、完善。

在《国家赔偿法》删除“依法确认”条款后，确认违法程序在我国行政赔偿制度中依然存在。除有助于维护时效统一外，确认违法程序中的行政确认和司法确认也分别是行政首次判断权和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理论在我国的体现。实践中，确认违法程序会使得行政赔偿制度中的违法行为在范畴和性质上发生改变，这是因为现行确认违法程序对于理论存在适用偏差且忽视了其内在变迁。建议在我国行政赔偿中保留确认违法，并在原则上将其定位为程序意义上的前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