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新飞跃，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理论，要科学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蕴藏其中的人类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做到“八个坚持”：坚持加强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新阶段，是现阶段对中国政府发展方向的定位。对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问题，多是从“职责结构”与“履责方式”这两条线去分别研究职能转变的轨迹。从前者的角度，大多是认为已经或正在经历政治型政府、发展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三个阶段，从后者则认为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管制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三个阶段。这大体符合实际情况，但对两条线索之间的关系则缺乏系统的认知，而且这“双线”在时间上也确实存在一定的交错。总体上看，政府职能转变工作始终是以“双线并行”的方式推进的。从发展上看，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实现从“双线并行”到“逐步合一”，即实现“职责结构”与“履责方式”均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在深入分析“双线合一”的过程中，探讨“双线”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相关问题，有助于廓清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现代化的内涵，又蕴含着中国特色。中国在积极探索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数字经济的内涵和意义。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生产方式，形成了新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经济运行全过程。数字技术和数字要素贯穿现代经济发展全过程，中国式现代化要在数字中国乃至数字强国的基础之上构建。建设数字中国需要扩大全社会数字经济建设投入、进一步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完善数字治理体系以及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在数字中国基础之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同时进一步强调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创新的形式多种多样，分布于科学端到应用端的各个点。创新对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加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偏向科学端的创新。基础研究不只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任务，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能够而且需要开展基础研究甚至一定的纯基础研究，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也要强化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改变“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基本模式，更广泛地与企业合作，共同推动我国的创新体系由应用端向科学端移动，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也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知识体系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核心要素构成。知识体系是文化的载体，也是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的载体。由于西方知识体系在清末民初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带来了“覆盖式”的冲击，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重构价值观念的历史任务迫在眉睫。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体现出自主性和开放性的特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注意力作为注意力经济运行增长的源动力，同时也构成了产生共鸣的窗口。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勾连，使得人的注意力在经济发展中遭受异化，从而使得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回应呈现为“缺乏关系的关系”格局。因而，只有通过对注意力经济形态进行存在论研究，阐述注意力的本真存在形式，解析注意力在资本装置下的异化态势，促动人们从行动上来反抗资本逻辑对日常生活的深度渗透与入侵。同时，通过对注意力经济形态的认识论层面的批判和价值论层面的反思，才能扬弃主客二元结构的思维方式，消除这种思维方式所构筑物性的资本逻辑，重新审视注意力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从而为超越资本找到克服注意力异化的可能路径。

梅洛-庞蒂在历史问题中见证了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二者在人类关系的地基上相互关联，共同以理性危机为反思对象。他借鉴胡塞尔在生活世界分析中引出的历史问题，却发现胡塞尔的先验历史观包含着矛盾。他肯定卢卡奇在意识形态理论中提出的历史维度，认为历史进程为历史理论摆脱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义提供了可能。然而，这使他深陷相对主义的质疑，为了摆脱争议，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象学还原中转向肉身。肉身在历史性概念的深度关联中被阐明，它作为人类关系的起源揭示了历史性的生成。因此，历史生成论是历史唯物主义深度还原的结果，它使梅洛-庞蒂从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转向肉身本体论，并为历史哲学的更新指出方向。

在党的二十大所强调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下，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制度创新，承载着实现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使命。基于“制度与生活”的分析框架及六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的经验素材，可以发现制度创新的典型探索紧紧围绕着“融入群众生活”的主线展开，并具体呈现为从强化村级党建到搭设制度通道再到发起群众动员的发展脉络。“融入群众生活”提升了制度创新的情境适应性与治理有效性，也凸显了群众生活秩序的强大坚韧性与相对独立性。由此，在保证制度尊重群众日常生活逻辑的基础上，推进制度对转型期农民生活秩序的合理调节，实现制度与生活的辩证统一便构成了新时代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内在机理。

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受区位要素、农村社会政策、社会经济转型和信息化建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局部地区农地流转、机会不公平、社会资本量与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差异等因素也带来了农民收入不均等问题。江浙两地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在江浙农村居民增收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差距也在逐渐拉大。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差距是江浙农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已扩大到11.27个百分点，而江苏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高于浙江，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地差距。两地不同的政策响应、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模式、粮食安全战略的角色定位以及不同的发展理念与地域文化等因素均对收入产生了影响。

探究《汉志》小说与方士关系，关乎小说溯源及其原始形态的认定，需对其历史语境作出整体把握而非就事论事，亦不能为由文本出发的思维定势所局限。通过对“山川能说”的解读，尝试循着汉及以上时代人的历史记忆，追溯早期巫祀社会相关活动与方士及小说在制度上的联系。方士最初应该就是指以方祀与鬼神交通者，既如此，那么，其“说”既是一种与鬼神交通的仪式场合，又是一套向四方、山川神祇祝告的言辞行为，无论说形势、述古事，皆具有以第一人称讲述的现场表演性。诸如此类的表演内容在口传向书写转换的时代被记录下来，成为《汉志》这样相对具有理性化思维之文献分类体系中的“小说”。

明清通俗小说中大量的暮夜书写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一、小说围绕夜间不可靠的视觉、听觉等建构故事，深入挖掘人物感官的叙事潜能；二、小说格外关注由于夜间人物对外部世界感知的不可靠而导致的的心理波动，以及缘于夜间活动范围的受限致使人们探索外在世界的激情转向了内在的心理世界，从而深度探索人物心理；三、小说中或韵或散的暮夜书写在营造氛围上具有积极的与消极的两种氛围形态，作为时间幕布，切合故事情节衬染人物心理、烘托叙事情调。

“具身化”作为当前身体研究的核心概念，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领域被广泛应用，但因各学科对“具身化”在认识上存在观点分歧，相关成果在经验解释的精确性、有效性及可操作性等方面面临着质疑和批评，所以从整体性角度推进“具身化”理论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其中，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提出的“肉身实在论”为各种研究思路寻找到交汇点，初步建构起整体性“具身化”理论的雏形。未来的“具身化”理论研究可从建构取向、生成取向和互动取向三方面继续澄清身体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联，进而探索一条“超越二元论”之外的理论进路。这需要加强中国本土“具身化”自主知识的探索，为中西方“身心一体”与“身心二元”文化观念提供鉴照和理论参照系。

在社会治理研究中，如何看待非人之物的社会性存在及影响是一个仍处于探索中的议题。长期聚焦这一问题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发展过程中走向了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分野，这限制了其学理价值的实现。通过对“关联的物质性”“能动性”和“转译者”这三个核心概念的再审视，可知该理论的一个根本关切是在于对物质性联结状态及其变化的重视。对社会治理研究而言，从非人之物对于物质性联结状态之改变这一角度切入，跟踪其“行动”进而勾画整个系统及其变迁，是一个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分析视角。将这一视角应用于对公共自行车与共享单车的案例分析，就可以更好地描绘与解释特定新技术的应用如何给城市自行车交通治理带来了巨大改变，从而有助于扩展社会治理研究的分析视野。

20世纪初，一些美国精英倡导法律国际主义理念，即通过发展国际法和构建一个以国际法院为核心的国际司法机制来维护世界和平。成立于 1910年的卡内基基金会，在前国务卿鲁特、国际法学者斯科特等人领导下，迅速发展为法律国际主义的旗舰组织。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该阵营内部出现分裂。新成立的强制和平联盟为法律主义的国际秩序思想引入了集体安全与武力制裁因素，而这是卡内基基金会所反对的。双方由此展开了激烈的外交大辩论，一度主导了美国国内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问题的讨论。但是，随着威尔逊倡导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法律国际主义的影响力迅速下降。直到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执政后，法律国际主义的影响再起并塑造了美国对外政策的法律主义取向。

随着《皮锡瑞全集》的出版，对皮锡瑞思想的研究可望进一步深入和全面。皮锡瑞思想在日本的影响，早在李肖聃的《湘学略》中就有提及，但是究竟实际情况如何，一直未见详细的论述。狩野直喜既是京都中国学的奠基者，也是日本汉学界继承清朝考据学学统的传人，致力于中国古典解释学的现代复兴。狩野直喜的经学研究，特别是终其一生都非常关心的《春秋研究》深受皮锡瑞经学思想的影响。其弟子小岛祐马作为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学科中社会思想史研究方法和学风的开创者，不仅标点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在日本出版，而且将其公羊学思想运用到自己的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并在晚年提出只有中国文化才是通向世界和平的唯一之道。

范源廉乃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于 1899 年至 1906 年三次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高等大同学校、弘文学院、高等师范学校。其间，积极参与、倡导了留学生的师范及法政教育，并参加了留学生组织等社会活动。范源廉留日回国后，先任职于清末学部，开创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法政教育，后就任民国初期的教育次长及总长，主持创建了中国近代学制。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初创过程中，范源廉及其留日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形成了近代中日之间共同的“教育基因”，反映了近代中日两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密切关联。

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研究范式，进入21世纪后又逐渐与日常生活史、艺术史、物质文化史等诸多领域汇为更为巨大的学术洪流，从后者的学术渊源——人类学汲取了实践视角等重要的学术资源，为重新书写真正的“中国”思想史提供了有效的操作路径。这些领域共同关注的概念“象征”（符号），为思想与社会互动提供了重要的桥梁，从而把思想史研究从发现什么是“中国的”思想推向了探索“中国的”思想如何形成的更深层认识。在整体史视角下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是时代思想的一种呼唤，正在成为整合华夏文明话语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翻译以“信”为第一义，然而在实际翻译中，译者常根据译入语的时代需求、文化背景、审美习惯等，对原文进行一定的改编和处理。19世纪早期，英国汉学家汤姆斯译颜希源《百美新咏》，选取其中31位女子的传记，并对文本进行较大改编，重构了一组具有汤氏审美旨趣的东方“美人图”：人物选取由重美貌与德行转向重才学与智慧；文本重编时，以女性为媒介向西方介绍中国诗歌。汤氏对中国诗歌的关注集中于平仄、四声、押韵和对仗等面向，较早表达“中国无史诗”的观念，由此在中西诗歌比较视阈中建构起汉学世界的中国诗歌史认识，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知识演进中的经典化进程。

宇宙、社会、人生、人性和生命等内在自相矛盾的悖论性存在决定了悲剧性体验的悖论性存在，其表现形态是矛盾体，文学艺术中表现在人物性格、心理、环境、氛围、情节、结构、主旨、手段与目的、动机与效果、时代文学主题等方面。悲剧性的悖论性特征的哲学基础是对话哲学而非斗争哲学，展现了各因素存在的合理性，推动了作品内容的发展，显现了世界和人性的真实、复杂和深邃。悲剧性的悖论性特征的心理活动机制是二难心理，是人兼得而不遂却仍追求完美的复杂心理。悲剧性的悖论性特征启发我们，文学艺术要表现高度的真实，要有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发人深省的思想力量和摄人魂魄的艺术魅力，就要强调悖论性内在各方的绝对性、鲜明性、坚定性和各要素之间的对话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