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分配制度是国家发挥最直接和主导作用，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集中体现在财政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上。21世纪以来，民生财政支出水平大幅提升，被称为中国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的“黄金时代”，这是否带来了民众幸福感的提升呢？基于 2005和 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研究发现，随着支出规模的迅速扩大，民生财政对各收入阶层群体幸福感都产生了显著的提升作用，从2005年的负效应或无效应转变为2015年的正效应，有力地解释了幸福感的变迁趋势。其中，教育与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对提升基层民众的幸福感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文体传媒支出则主要提升了中高收入群体的幸福感。这些结果不仅拓展了幸福感的理论解释，也为政府制定民生财政政策、优化支出结构提供了经验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自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为遏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控制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范式，长期垄断世界现代化理论的话语权，干预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本质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殖民，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提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升华，具有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截然不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私人数字货币横空出世，对既有的国家货币发行机制提出挑战，央行数字货币由此应运而生。私人数字货币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存在彼此竞争、相互补充的复杂关系。竞争层面，央行数字货币可对冲私人数字货币带来的风险挑战，并防范私人数字货币的过度衍生。私人数字货币在国际结算、跨境支付领域蚕食央行数字货币的交易体系，甚至会形成数字货币区，与央行数字货币分庭抗礼。互补层面，央行数字货币可兼容私人数字货币的技术，私人数字货币可借鉴央行数字

货币技术特性实现社会共识机制。央行数字货币通过为私人数字货币提供信用“背书”、稳定加密币的币值、完善稳定币的功能，使得私人数字货币之间有效互通。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结合形成数字版货币提款权，补充私人数字货币的支付功能。

服务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促进了以服务为投入和产出的全球价值链的兴起，而越来越多的经济体通过 RTA 渠道来实现区域内更高水平的服务开放。基于 WTO-RTA 贸易协定和 OECD-TiVA 增加值数据构建了RTA服务开放与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双网络，研究了RTA服务开放网络的构成与变化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网络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RTA服务开放网络形成对全球服务价值链的布局有重要的影响；连接多个服务型RTA社群的高中介中心性国家在RTA服务开放网络中的枢纽地位有助于确立其在服务业 GVC网络中的核心位置；区分行业异质性发现，RTA服务开放网络的形成与演变无论对生产性还是生活性服务子网络的分布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一国在RTA服务开放网络的轴心地位的提升主要促进了其在生产性服务价值链网络中地位的升高。

将性别建构为一个分析范畴，虽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学术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却没有真正改变性别相对于阶级、种族等统摄性分析范畴的弱势地位。职此之故，重估性别与阶级、种族等分析范畴之间的关系，依然是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实际上，与复杂多元、变动不居的阶级、种族范畴不同，性别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表意机制，既作为与阶级、种族并置的意识形态机器，询唤并型塑符合社会要求的性别主体，又作为能够反映一切社会差序结构的基本原型，用以表征阶级、种族等意识形态的自然性与普遍性，性别在意识形态运行中所具有的这种统合一切差序的结构性功能即是性别的表意机制。

家庭创伤记忆是青年成长叙事中阻滞人格主体建构的障碍与生成畸形情感伦理的动因。纾解精神创伤、呼唤亲情关怀、直面家族史等是以张悦然、张怡微、笛安为代表的部分“80后”女作家群体亟需处理的问题。在回溯创伤记忆时，《茧》《细民盛宴》《西决》《东霓》等相关文本的叙事人贴近隐含作者的距离，将历史原罪、情感经济、家族隐秘指认为精神创伤成因，以对生父母、继父母和代父母的态度渐变完成情感认同，并借自白语调与叙事节奏使创伤书写或内蕴审慎节制、以柔克刚之美，或呈露出主体情绪恣肆宣泄的快意夸饰之美。但青年作家生活经验与历史反思力有限，自怜情结与性别身份的困囿使相关文本暴露

了精神分析写作或情感夸张式宣泄的局限。

明代学术经历了由早期“宗朱”向中晚期“崇王”的演变。阳明学者季本通过对《中庸》“已发未发”“戒惧慎独”等内容作出心学化的诠释，积极回应、参与明代学术的这种演变。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以朱子为对话者，透过对朱子相关诠释的批判来展开自己的思想。这折射出在明代“由朱转王”的学术演变进程中朱学始终未因阳明学的发生、发展而“离场”的事实。季本对《中庸》的诠释及对朱子的批判，成为我们把握《中庸》诠释与明代学术演变之互动关系以及厘清明代学术演变进程中的一些细微面向的重要个案。

在《大学》成为“朱、王之争”风暴眼的境遇下，由《大学》而入回应“朱、王之争”已然成为中晚明以来学者共享的学术途辙。作为晚明东林学派的集大成者，高攀龙同样借助对《大学》的诠释介入晚明的全国性学术议题“朱、王之争”，以“尊奉崔铣改本《大学》”“辩难阳明”以及“推阐朱子”的学术取向，开辟出根柢朱子、批判吸收阳明的回应模式。这一模式深刻影响了明清之际的学术走向和学风递变，表征出晚明“朱、王之争”的学术态势渐趋由阳明学独盛向朱子学日兴转进，从而为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起到先导之功。

中国正在根据WTO《政府采购协议》谈判形势修订《政府采购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二阶构造之外，当代政府采购法制亦有二元范式，如法国2019年《公共采购法典》：采购主体涵盖公、私法主体，采购合同性质行、民二元，行政合同履行适用优益权与情势变更等公法规则，采购救济路径多样、覆盖广泛；面对欧盟化与全球化，法国仍将判例法写入成文法典，强势捍卫了优益权等本土规则。二元范式不仅有利于推进中国行政协议制度发展，也在一定时期内符合中国现实需求；应以政府采购法制改革为契机审慎适度拓展行政协议类型，结合本土公、私法相关规则，深化行政协议公法意义上的实质规范构造。

“诉的利益”概念在我国行政审判实践和理论中尚无统一理解，将其界定为独立于原告资格和受案范围的诉讼要件，特指法院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实体判决的必要性和实效性。这一狭义理解可彰显诉的利益独特的问题意识，增强其司法适用性，并为这一概念的法定化提供可能。我国行政诉讼的权益保障功能为诉的利益提供了制度前提，诉讼类型化的发展扩宽了其适用空间，但还须完善立案登记制，明确其诉讼要件的体系定位。诉的利益要从诉权行使目标、救济渠道效率、实体判决效果、起诉时机等方面加以判断，具体要求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和实践中已有体现。为了维持诉的利益的特定内涵，应当明确其讨论范畴不包括复议前置和一般起诉期限，其与行政纠纷可诉性、诉讼请求形式的要求也无重合。

甲午战争期间，英国商船“巴山”号违背中立令，向日本偷运枪支弹药等战略物资，被中国海军拦截、扣留、查验。英美德三国驻华使领却罔顾事实，假借中国未设立战利法院，以船只被扣、船体受损、货物延期为由，向中国勒索了巨额赔款。中国在这场跨国官司中的败诉，印证了帝国主义的行为逻辑——强权即公理。

程千帆先生《〈复堂词序〉试释》一文认为谭献截取周邦彦和辛弃疾三首词中的四句，是希望填词者领会“透过一层”的表现方法，并对这种表现方法的机制和特点作了细致分析。程先生所论还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比如在词学史上谁先关注到这种表现方法及这种表现方法的复杂性等。程先生认为谭献此序与“比兴”无关，又认为谭献批评项鸿祚“知二五而未知十”是因为项氏对词的价值和技巧不够重视，其观点尚可商榷。其实《复堂词序》希望填词者“消息”的周、辛词句和对项鸿祚“知二五而未知十”的批评，都体现着谭献“比兴柔厚”“忠爱缠绵”的论词宗旨。

汉晋诗歌中的送别内容还有些是依附于赠答等诗歌体裁。六朝时期，诗歌中对送别的抒写已不再依附于赠答等题材，而成为真正独立的诗歌门类，以五言新体为主要体裁。建康作为都城是文士集中地，迎来送往频繁，故此地送别诗最为兴盛，对建康送别诗的详细考述可大体了解六朝送别诗的特征。六朝送别诗中送者所作远多于别者，送别诗中往往关合离别地、目的地以及送别双方，这些规律和特点亦为唐代送别诗所继承。对六朝送别诗的探究亦为六朝诗歌、唐代送别诗以及六朝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清代的大型女性类书《奁史》中记载了中国古代女性洗浴、熏染、遮蔽等卫生行为。从医疗社会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女性卫生行为是古人清洁卫生、身体保健理念的呈现。从身体史的角度来看，这些卫生行为又是男性对女性身体进行的规训——男性以自己的审美标准“凝视”“塑造”女性的身体。古代女性为了迎合男性审美，只得接受男性的规训，并将其内化为自己对身体的要求。

《史籍考》作为一部大型史学目录著述，其编纂从发端至手稿最终毁殁，许多官员及士人参与其中。章学诚是《史籍考》编纂的最初提出者与设计者，署名周震荣的《上李观察书》对《史籍考》编纂内容与体例的陈述，乃是章学诚校雠学理论的集中体现，展现出章氏学术视野的高远及其目录学理论体系的融通，对章学诚在《史籍考》编纂中的作用需要重新评估。作为《史籍考》编纂体例的总设计师，章学诚虽然最终未能完成该著，但在编纂该著的过程中，其史学理论不断成熟，史学成果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