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法哲学视域下的财产权批判思想经历了由资本主义架构内的批判到超越资本主义视野批判的演变过程。马克思起初为贫民捡拾枯树枝的权利作辩护，指责富人的“先占权”;揭露官僚政治是导致葡萄种植者贫困、财产权遭受损害的原因。马克思继而批判了黑格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思想，揭露了国家最高统治结构是私有财产的结构，提出了建立真正民主制的构想。他进而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揭露了市民社会的私有财产权是少数人独占的、自利的权利，提出了否定私有财产、实现社会的普遍财产权的人的解放的路径。马克思财产权批判思想的进路和启示性在于，他对底层民众内涵和历史作用的理解越来越具体、丰富;由从历史中寻找财产权根据转变为要求社会人权的全面恢复;从建构理性伦理共同体到建立人与人直接联系的社会共同体;为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时间确立了全新的结构与组织方式，塑造了整个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以线性时间形成对生产关系的支配，以循环时间形成对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支配，以历史时间形成对世界历史演进的支配。马克思成功揭示并批判了资本与时间的三重内在关系，共同构成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时间批判的科学体系。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线性时间、循环时间和历史时间三重相互关联的时间形态的剖析，揭示并批判了资本在不同层面对人类文明的支配。马克思以社会主义为载体寻求对时间困局的超越，以生命时间和自由时间的解放以及文明的开放性，谋求一种根本性的时代变迁和人类文明进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包含三大演进节点:唐、宋两处众所周知，明代中期一处，留意者殊少。在他笔下，唐代至明中叶小说以娱乐为主，此后改以摹写世态为主。环顾清季民国各家论述，这点堪称鲁迅最独特的看法。他描绘这一转型，参照了 18 世纪至 19世纪后期西方文学的嬗变轨迹。但从其知识结构看，对西方文学史的理解，本不应如此简化。由是观之，他有其一贯的思考框架，参考西学资源时，不无选择、重塑。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西学观念与小说史迹的凑泊，情形颇为复杂，非“以西律中”一语所能尽括。

与国内单质化的“美国学派”学术史叙事不同，20 世纪 40—70 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的真正特征是多元化，而弗里德里希、韦勒克和雷马克三者存在分歧的观念与实践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体现。弗里德里希作为教堂山会议的组织者和美国比较文学的推手，其务实建设的观念与实践体现了“法国学派的美国化”。韦勒克作为教堂山会议的参与者和学术史记忆的核心，体现了美国学界反对传统比较文学的面相，以及将文学视作整体来研究的理想主义信念。雷马克作为学术史记忆的创造者，因其存在问题的比较文学定义而被误认为是美国学派的代言人，但在此之外，雷马克还有更多值得重视的观念与实践，也使他成为这一时期多元化特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晚清大量的白话宣讲小说，充满了深切的生命关怀与社会关怀。在末世的恐慌下，叙述者反复诉说个体与群体之“劫”，谆谆教导民众如何“救劫”，夸饰圣谕宣讲的神圣性，并在故事中大量植入神灵、神谕、死而复生、附体等，将其作为对下层民众教化、规训时所采取的策略。契合圣谕主旨的善与善行在“救劫”过程中促进了凡圣之间的交流、沟通、转换。作为宣传圣谕的“案证”，即便叙事有些雷同化，却因融合了“记实性”与神异性而为民众所喜爱，成为清后期重要的弘道方式。

侏儒作为一种特殊人群，因其异常短小的身材和娱乐人主的功能而被史家或一般文人纳入书写视域。唐前侏儒形象，可追溯至尧舜时期。先秦侏儒除史家所记娱乐人主者外，影响较大的是《山海经》中的焦侥国、小人国人。对其身高和其他特点，历代文献的记述存在差异。由于神仙道教思想的渗透，秦汉不少侏儒具有神异色彩，其中著名者如《汉武故事》之巨灵。三国至隋朝文献中的侏儒在保留传统特点和功能外，还有部分来历不凡，表现特异。总体而言，以古小说为主的古代文献对唐前侏儒形象的记述幻实并存。现实中的侏儒人微位卑，古人对其成因之推测，往往众说纷纭。

族际共情是个体与其他民族成员感同身受的群际情感，能够为促进各民族融洽共处夯实情感基础，但群体归属会导致族际偏差，弱化对其他民族的共情。根据群际情绪理论和群际接触的三重社会分类模型，可以培育积极的族际接触情境，进而通过优化社会分类以达到提升族际共情的目的。构建族际共情提升路径的整合模型，可为工作实践的开展提供抓手并形成系统性的参考框架。

在民法典编纂前后，很多学者主张应在我国《民法典》中规定家制，并确立家庭的民事主体地位。这种观点是否合理，值得探讨。家庭在私法上的地位，经历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人主义的历史变迁过程。这种变迁反映在家庭结构上，就是大家庭的逐步解体，核心家庭成为当前家庭结构的主要类型;反映在家庭职能上，就是家庭生产职能的逐步弱化，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对外从事私法交往的必要性大为减弱。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的生产职能普遍地由家庭承担，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因此，家庭成为当时私法上的主体有其必然性。近代以降，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个人普遍地从家庭中析出，取得了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外参与私法交往，家庭在私法上的地位已然没落。在家庭成员四散各处，且家庭的经济职能降到极微弱地步的现代社会，在民法上对家制作出全面规定并无意义，而一般性地认可家庭具有私法上的独立人格亦无必要。

新修订《反垄断法》加入了“鼓励创新”作为立法目标之一，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强调创新价值恰逢其时。围绕创新展开的竞争为市场带来活力，提升动态效率，并最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反垄断法》的适用中应当全面落实对于鼓励创新目标的考量，为此需对反垄断分析范式进行革新，从“以价格为中心”转向“以创新为中心”，在竞争损害理论中引入创新损害分析，将创新带来的动态效率纳入豁免或抗辩理由考量，并将其运用到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经营者集中的反垄断规制中。全面落实鼓励创新目标有助于新修订《反垄断法》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更好实施，并最终达到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维护创新竞争之间的良好平衡。

近年来，国内外的诸多关注与争论让国企规范问题再一次被放到了聚光灯下。针对此问题，我国虽然展现出力争完善的决心，但目前由法律规范与政治规范组成的国企双重规范模式依旧面临重重困境。在以《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为核心的国企法律规范模式下，相关法律法规过度聚焦公司的商业目的，使得带有公共属性的国企与规则格格不入。在以党内法规为主的国企政治规范模式下，相关规则也因党内法规效力与位阶的不清而引发了诸多问题。对于这些困境，美国对政府公司的规范经验提供了两点启示:第一，国企基于其公共属性应与其他公司分开规范;第二，只要将国企政治规范法律化，政治规范一样能够高效运行。结合这两点启示与我国国情，可将国企法律规范与国企政治规范予以统合并一同纳入《公共企业法》，在考量国企公共属性的基础上来重构目前国企的双重规范模式。

基于 2000—2017 年间中国对非援助数据，选用非洲国家夜间灯光数据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深入探究中国对外援助与非洲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在提取、校正并整合了 DMSP-OLS 和 NPP-VIIRS两类灯光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使用广义可加模型验证了其可靠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结果发现中国援助能够显著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且非洲国家经济增长也会进一步吸引中国援助资金流入，更改样本范围与核心解释变量后上述结论并不会改变。而西方双边与多边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经济增长间并不存在这种正反馈循环。不同流向与来源的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具有异质性，其中优惠程度更低的 OOF 类援助、流向社会基础设施的援助以及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的援助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但受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小;而 ODA 类援助、流向经济基础设施的援助以及来自中国政府机构的援助则正好相反。扩展性分析表明，随着上述互动关系循环累积，使得中国援助对非洲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长期效应。这为拓展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领域的相关研究，进一步优化对非援助工作提供了重要经验。

构建统一市场是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一环，而政治权力分割对市场分割又有着关键性作用。以太平天国运动前后的大米市场作为考察对象，我们研究了晚清地方督抚的政治势力扩张带来的市场分割。依托米价数据与清末官员数据，构建了涵盖 195 个府的米价相对离差数据库与官员政治网络数据库，并通过 DID 回归分析发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后，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湘军与淮军势力崛起，显著扩大了湘军淮军督抚控制区与清政府控制区间的米价离差。在进一步对这种市场分割的长期影响进行分析时，我们利用 IV-2SLS 估计发现清代市场分割对民国的市场分割也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影响。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荣孟源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和编辑工作，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料学成果，凝结而成《史料和历史科学》一书，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基础。荣氏史料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初步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料学的理论体系，科学论定史料学在历史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明确提出史料的阶级性论断，同时坚持史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从史料形式、性质、版本、内容等多重角度对史料进行分类，加深对史料性质的认识;此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料考证的内容与方法，将考据、辨伪、版本、目录、校勘、辑佚等传统学术方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

在美国邦联制 下，为了维护各州的共同安全、增进各州的整体福祉等，邦联国会被授予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邦联国会的司法权包括设立法院审判战利品上诉案件，以及对州际边界争端行使上诉终审权。邦联国会及其前身大陆会议为审判战利品上诉案件进行了制度探索，并坚持对所有战利品案件的上诉管辖权。邦联国会还组建临时法院解决州际边界争端。邦联司法权得到多数州的承认和支持，其运作整体而言比较顺畅，但不乏个别州不承认邦联司法权甚至拒绝执行邦联判决。美国建国者反思邦联司法权及其运作，设置独立的联邦司法机构并界定联邦司法权。邦联司法权及其运作表明，美 国建国者最初构建的邦联制国家具有联盟式国家的基本特征，享有并行使此类国家的基本职权，且不断发展和完善，并非失败的国家。

 “”字出现在甲骨文和西周初期以前的金文中，可隶定为，其本义为“视道而直行”，引申为 “省察”“巡视”;西周初年随着“天命有德”观念的出现，周人借形赋义，又为“”赋予了“在大地中央省察天意并有所领会”的含义，等于创造了一个新字，可以隶定为“徝”。省、直古音相近，故可相互通用。上古时期，上天是人间意义的最重要来源，很多核心观念与词汇都与交通天人的“上下通”有关，周人以 “根据上天之意行事”为有“德”，而按照上天的意愿做事，怎么做是通过心来把握的，所以在“徝”的基础上增加了“心”符成为“德”字，强调对上天之意的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