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生态经济内蕴，并以此构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理论依据。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指导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三重逻辑关系的融合，呈现出“产业模式—制度保障—价值旨归”的完整互动结构。囿于我国区域生态质量分异明显、绿色技术创新不充分不协调、“双碳”目标面临多重挑战、生态文明制度存在短板等状况，因而在推进现代化的生态转型过程中仍面临诸多现实瓶颈。鉴于此，可重点从产业布局调整优化、数字技术创新生态转向、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健全适配现代生态经济治理的制度体系入手，从而进一步构建和拓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乡村治理始终贯穿于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主体建构、制度革新、体系建设的过程，正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实现新的转变。中国式现代化是乡村治理创新转型的理念指引，乡村治理有效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二者并联演进、相辅相成。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乡村治理既面临要素、动力和条件深刻变化带来的转型机遇，又要应对现代技术、制度和机制融入乡村的适应性、衔接性与匹配性挑战。新征程乡村治理转型必须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要在目标上强调全面均衡发展，在内容上突出人的现代化，在主体上倡导多元合作，在方式上注重内生式发展；要统筹协调城乡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走经济共促、社会共商、文化共建、城乡共治的创新之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展现出了独特的历史演化进程，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不仅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社会现代化理论形成挑战，也使得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中国本土社会理论有着独特而厚重的理论使命，即“直面中国实际、反思西方理论、传承中华文明”。而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研究者可以将“人”本身作为中心线索，通过对中国社会变迁中“人”的处境与感受进行调研和描述、以“人”为行动主体凝练关照中国社会的标识性概念、基于“人”的生命体验分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机制、立足于“人”的实践探索具有本土色彩的社会研究方法，以推进本土社会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指引，从全球视野、国家职能、政党领导三重视角出发，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和政治保障。首先，从全球视野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在资本主义空间不平衡条件下的必然展开 ，它积极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开创了一种具有扩展性的“新文明形态”。其次，要完成这一创举，就需要社会主义的国家力量嵌入资本活动内部并调和其内在矛盾，为中国式现代化理念的实现提供制度基础。最后，为了确保国家行动的正确政治方向，又需要中国共产党发挥对各项事业的全面领导作用，维持资本与国家之间的良性平衡，保证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本质。通过这三重视角的递进，可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作出一种系统性把握。

清代女性的文学批评相当发达，表现在多文体的名家名著品评中。其中有关《牡丹亭》《红楼梦》等作品以及李清照等作家的评论，达到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准，在方法论方面也有所创新。更难能可贵的是，才媛们在批评实践中逐步树立起自信，发表了女性独特的意见。

在政治、教育、文化等多重历史酵素的复合作用下，燕京大学成为1928—1937年间北平女性写作的一个中心，涌现出以林培志、李素英、李满桂、谭超英、郭心晖等为代表的一批女性作家。燕京大学女作家群的聚结，首先是该校发达的女子教育和活跃的校园文化的产物，同时亦与学校借助课堂教学及师生人际网络传递的文学资源和写作经验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学院风格鲜明的作家群体，燕京大学女作家群揭示了五四女性文学尚来不及提出、20世纪30年代又被革命文学的时代潮流所遮蔽的女性常规性命题，同时也标志着女性学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确立与发展。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旧社会”相关的叙事频频出现在小说中，承载了隐喻式的历史想象。作品借助此类叙事所蕴含的价值判断，完成了“新中国”历史合法性的话语建构。其间，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与主流叙事同中有异。她们或通过个人回忆的方式书写“复线的历史”，以幽微的怀旧情绪疏离了进化史观的线性逻辑；或偏爱用日常生活反映社会进步，在国族想象中有限度地保留了个人话语；或在痛诉阶级苦难的同时关注个体尊严、女性困境，触及对传统性别文化的反思。其所展露的观念意识的丰富性，一定程度上折映了进化论在本土语境中衍生出的复杂内涵。女作家笔下“旧社会”叙事的独特性根植于中国妇女近代以来的历史境遇。

乡村振兴，一场地域组织形态的重大变革，是中国式现代化深入发展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在现代城乡二元对立发展所创造的物质前提下，地域均衡发展的客观作用力与地域发展规律主观表达相结合的产物。传统的以城市发展为主线，农村处于边缘、依附地位的地域发展格局被打破。随着现代经济进入外溢离散、资源多集聚空间有机整合、差序发展阶段，其内逐渐孕育出人口、资源集聚—离散平衡的地域发展共同体。其中，县域作为构建地域发展共同体着力点的学理性和政策性意涵不断强化。由此形成县域乡村振兴的建设思路，即基于个体及其家庭的经济、社会与生活需求，构建发展型地域社会政策，建设县域乡村经济社会生活系统，打通因社会资源缺位而形成的人口地域流动壁垒，将城市潜在转移的劳动力引流到县域乡村。

随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张、市辖区向“管政府的政府”转型、属地责任强化，超特大城市街道办的权责配置已无法适应城市治理的现实需要。为缓解超特大城市街道办的权责失衡问题，各地纷纷展开以推动执法权下沉为主线的改革创新。通过对案例城市新修订的街道办组织条例的文本分析和田野调查，可以发现在治理重心下移时代，街道办的权责定位仍然存在“应然”与“实然”的差别：“应然”层面，街道办的权责配置趋于明确、执法权得以强化、履职保障机制逐步优化；“实然”层面，依然存在权力承接困难、经济发展负担沉重、向社区过度摊派工作等新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源于街道办编制不足、行政区划设置不合理、“区—街—社区”关系不清。未来优化超特大城市街道办体制的基本方向应是在保持派出机构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真正将街道办坐实为一级权责平衡的“准政府”。

多次机构改革已经实现了绝大多数事项“归口管理”的目标，但仍有很多复杂性、突发性、创新性的事项需要通过“齐抓共管”的方式应对。然而名义上的“齐抓共管”在实践中却呈现出“差异化履责”的特征，具体表现为真抓实管、各自为政、象征履责、推诿拖延等。上述差异形成的原因既包括静态组织层面的权责配置与协同机制建设，也包括在执行过程中动态变化的时间推移、政治势能、紧迫程度、相关利益主体态度和社会关注度等，上述因素共同影响“齐抓共管”各部门的压力感知，并通过改变“齐抓共管”的组织特征，带来各部门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这种动态演化过程将影响最终的执行效果，应结合具体事项采取针对性措施，使“齐抓共管”这一中国特色治理实践的制度优势落到实处。

进入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数字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促使“数字归责”成为基层网格化治理的显著特征。数字归责，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用数据刻画政府流程，内在逻辑表现为“以事定责”。数字归责，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城乡治理的一个阶段性发展，更是技术的迭代更新下治理绩效提升的结果。实践中，这种职责优化的路径，扩大了政府职责的具体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基层政府责任在“问责统领”的体制下日渐累积加重。因此，应客观评估数字归责的改革效应，避免“数字形式主义”，警惕落入过度现代主义的“数字化”陷阱。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我们研究了《绿色信贷指引》发布所引起的绿色信贷限制行业相对于不受绿色信贷限制的行业的绿色创新质量变化。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非绿色信贷限制行业，《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对绿色信贷限制性行业的绿色创新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指引》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主要渠道包括降低融资约束以及提升企业环保关注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企业处于环境规制力度较大地区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绿色信贷政策对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加。因此，政府应提高环境规制力度与知识产权保护成本，降低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以此营造能够引导企业进行高质量绿色创新的金融市场环境，推动企业进行绿色转型升级。

一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在全国房地产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维持一线城市房价平稳从而对保障全国房价平稳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XGBoost等机器学习方法和SHAP值可解释性方法，对四大一线城市房价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在2012年前后的动态变化进行测算并分析，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因素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其影响在不断增强。第二，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对一线城市房价上涨也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不过其作用呈现出减弱态势。第三，货币政策等因素对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影响相对偏弱，并且近年来其影响进一步下降。考虑到预期因素是一线城市房价上涨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对一线城市而言，稳房价的关键在于稳预期。进一步地，结合实证结果可知，需要让房价更多地由基本面因素来决定，并且通过稳定房地产调控政策来稳预期。一是从供给端发力，构建一线城市土地供给与房价以及土地供给与常住人口之间的联动机制。二是从需求端发力，缩小一线城市与其周边城市以及其他三四线城市之间的公共服务差距，从而减轻一线城市的外来人口压力以及由此引发的住房需求增长。三是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通过稳定政策来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预期。

日本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历史意识勃然兴起，一部部以“万国史”冠名的教科书和历史书籍鱼贯而出，载述着知识分子对世界历史的理解和认知。甲午战争后，日本已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一政治观念支配了知识分子看待世界历史的眼光，他们亟需改写“万国史”，将日本史纳入世界历史，阐发日本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与“帝国日本”的崛起相伴而生的，是日本人愈加汹涌澎湃的“世界史”意识。他们将“国家”的历史与“世界史”连接起来，通过解释“世界史”来争夺历史的主导权和文明的话语权。

顺直水利委员会的会址位于天津，它旨在测绘顺直全省河道、制定治本计划，该会虽因“中外合办”颇受非议，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海河水政的统筹。1928年9月，华北水利委员会正式在津成立，它由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而来，隶属于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纯属“自办”；辖区由原“顺直”扩大为“华北”，“华北水利区”的范畴逐渐明晰，即黄河以北注入渤海之各河湖流域。在走向“自办”的过程中，河北省政府与国民政府因治权产生纠纷，多次协商后省府取消对华北水利委员会的限制，承认其对水利的统筹作用，并与之合作，华北水利由此得到一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