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对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批判，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为指导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所做出的前期论证，其目的在于阐明意识形态从“批判性”到“建设性”的进位实现路径。基于对马克思的意志、阶级意志、等级意志、资本意志和人民意志系列范畴的考察，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建设向度，即共产主义理想所向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为，在基本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共产党领导下，显现为实现人民意志集中和思想观念解放的根本指向。

劳动力再生产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以及二者的双重转化揭示了劳动力再生产的实质是资本支配劳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鲍尔斯、金提斯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再生产理论都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具体发展。立足中国体制转型和劳工再生产的实践，这三种理论都只能解释部分事实。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劳工问题”主要涉及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二者呈现为两种不同进路：前者指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其劳动力资源的接续补充、代际传承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型塑过程；后者是指，面对集体主义时代的阶级实体消解、改革以来阶级话语消失的双重背景，传统产业工人和新型工人群体的“再形成”过程。

近年来，随着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形态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力。数字经济具有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和共享化的特征，其内涵不断丰富。数字经济测度需要界定数字经济概念、捕捉数据要素价值、注意时空可比性和对智能化的衡量，形成统一的规范和标
准。探究数字经济超常贡献，一是研究数据要素的作用、价值和权属；二是关注企业和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金融、数字贸易和数字劳动力的发展；三是理解数字平台具有的数字效应、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模块化优势，也要反垄断、承载社会属性和保护数字安全；四是从数据共享与安全、政府数字化治理能力、全球数字治理等角度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最后，为中国应对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提出建议。

利用2011—2019 年中国30 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经过内生性问题处理及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2）在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得到有效验证；在中、西部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显著。（3）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与金融要素重塑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升。（4）考虑空间因素后，数字普惠金融仍可以显著促进本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升。研究结论为更好地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与决策依据。

医史学家范行准将王宏翰誉为“中国第一接受西说之医家”，实则明遗民祝石接受西洋医学比王宏翰更早。祝石不仅与艾儒略、卫匡国、利类思、南怀仁等耶稣会士来往密切，而且成功将多明我会士引入浙江兰溪。他曾参与校刊多部汉文西学文献，包含丰富西洋医学知识的《形神实义》，即其中之一。在自撰医学论著《录医》中，祝石公开宣扬西洋解剖学，抨击中国传统医学，拉开了中西医论争的序幕。他运用西洋蒸露法等在社会名流中广泛行医，得到钱谦益、陈维崧等学者的高度认可。周笙曾将祝石的医方收入《医林口谱六治秘书》中，王宏翰也很可能参考过祝石的医学论著。祝石是一位被遗忘的中西医汇通先驱。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疫病防控形势日趋严峻，东亚地区在抗疫、热带医学研究领域开始了互动合作的努力，远东热带医学会即是其产物之一。它也是西方殖民医学在东方发展的产物。第九届远东热带医学会于1934 年10 月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举行，其依照历次远东热带医学会的惯例而开，国民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为各会员国和地区代表在医学方面的切磋交流与合作创造了良好环境。它的召开，带有历次远东热带医学会所共有的医学交流、卫生外交和殖民医学的特点和色彩。此次会议对热带疾病的研究交流与应对措施的探讨，也带有二战前国际公共卫生发展的时代特色。以第九届远东热带医学会为考察对象，可以衡量二战前东亚地区卫生国际化发展的张力与限度。

历史文献对于宋辽以后的考古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考古学主体立场出发，以准确的历史文献作为佐证材料，有助于加深对考古发掘材料的认识和解读、开拓研究视野，进一步提高结论的可信度。在此基础上，不断积累形成的“新的历史记录”更加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讲述，与传统历史叙事互相取长补短，异同互见、相得益彰。

考古文化的阐释与传播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古文化的内涵主要涉及考古理论与遗迹遗物的内容层面，发掘、研究、保护和修复的方法层面以及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考古人物的人文精神等层面，具有公共性。但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公众对考古文化认知存在偏差，现有阐释与传播方式也有诸多问题，加强考古文化阐释与传播具有现实必要性。提升博物馆公共考古教育能力、树立科学的考古文化阐释与传播理念及方法、搭建满足公众多元文化需求的阐释与传播渠道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考古文化的阐释与传播效能，促进社会共建考古文化阐释与传播体系，共享考古文化成果。

维持科技领域的主导地位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美国将其视为维持经济安全、军事安全，进而以实力维护美国霸权的关键。近年来，中国在量子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先进网络通信等第四次科技革命前沿技术领域实力的快速增长，日益引起美国的“科技战略焦虑”。为“迟滞”中国科技实力快速上升的势头并继续确保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依据“自强”与“弱它”的双重逻辑，围绕科研资助、创新激励、专利保护、科技转化、人才培引、外部竞争六大政策重点对美国科技战略进行了力度空前的革新。拜登政府上台后，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科技战略的整体思路，围绕“自强”与“弱它”并重的战略逻辑，拜登政府还对特朗普政府的科技战略举措进行了强化与完善。

作为美国工人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协调者，美国工会是重要的政治参与者，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决策和国际经贸谈判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尽管近年来工会的会员率有所下降,但其政治影响力不容忽视。自就任美国总统后，拜登将自己定位为几十年来最支持工会的总统，并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工人权益和工会组织权的劳工政策，致力于以工会复苏来重塑中产阶级社会，以劳工权益保护来打造“国际人权联盟”，进而确保其在中美博弈中的优势地位。就目前而言，拜登政府主要将其劳工政策与工会复苏、基础设施建设和中美竞争联系起来，这将对未来的中美经贸谈判产生一定的影响。

逻辑是具有工具性的论证科学，作为西方哲学的基础从古至今与其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现在的中国逻辑（一般称为“名辩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近代以来比照西方传统逻辑的教学体系而构造的，对中国传统哲学并不能起到逻辑于西方哲学那样的基础作用。本来意义上的中国逻辑是基于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这一特定的思想生态，在名实关系、物类关系、象物关系的基础上，以正名为目的、以类为基础、以推类为方法，对名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的考察与研究。中国逻辑通过察实、分物、归类进而正名，归类的依据是类的同异，基本方法是从名到类、从类到名的推类，而且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演变结合在一起。

王充，两汉相交之际的著名学者，其著作《论衡》是中国中古时期论证研究的重镇，对当今的论证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对于《论衡》的研究，以往多关注内容而较少涉及论证。然而，从《论衡》的论证规则和论证策略出发回答其有效性的来源，从而推进对《论衡》思想的确认和理解，构成了《论衡》乃至王充思想研究的核心问题。为此，对《论衡》的研究需要引入广义论证理论下的“以中释中”程序，聚焦两汉社会背景，从语境理解规则、功能规则、表达规则及分块规则出发，系统回答《论衡》的生效性从何而来的问题。

西方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的观念、方法对朱自清和傅斯年都有重要影响。但两者所接受的是不同学术传统的语义研究，傅斯年深深浸润于欧洲大陆以德国为中心的历史语文语义学，朱自清接受的是20世纪20、30 年代以英国为中心的语义研究传统。朱、傅尝分别注意到对方最重要和最能体现其研究特点的著述，此种关注颇能反映两者学术旨趣尤其是研究方法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西方语言学、语义学研究自晚清已经影响了中国学界，贯穿了近现代文学及古史、思想史研究，交织成一个绵延的学术谱系。

近代以来，面对外战屡败、外辱接踵之局，清廷或外派使臣出使欧美，或遴选学生留洋海外，以引入西方格致之学，实现强国富民之目标。这些外出人员将所到国见闻以文字形式记录反馈本土，形成颇具规模的出使日记和留学游记。其中利用古典诗词尤其是竹枝词形式书写异国亦较常见，如《伦敦竹枝词》《柏林竹枝词》《东京竹枝词》等，并受传统诗歌研究和比较文学跨文化形象学研究所重。但由于这些竹枝词散见于各类庞杂文献里，搜罗整理殊为不易，因此还有很多描写海外见闻的竹枝词未得到有效爬梳，如陈寿彭《欧陆纪游》中37 首“巴黎竹枝词”就未有辑论，其详实描写了巴黎市井生活和民族习俗，或真实记录，或想象加工，不啻是国人认识外部世界、异国文化的有效桥梁，值得认识梳读。

元代记录色目人事迹的散文，现存约有309 篇，主要分为军事将领、各级官吏、文人雅士三类形象，在书写者笔下，他们的形象呈现出儒化倾向。尽管如此，这些由“异域”居于中原的色目人，因其出身、居住环境、现实境遇等因素，在多方面表现出独特性。元代散文对他们的叙写，第一次以汉语言文字集中展示了色目人物群像；勾勒了色目人在中原地区的生存状态、居处方式、生活习惯的变化；丰富了元代散文的写作内容，使其呈现出新的艺术风貌，为我国散文发展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

明末出现的大乘天真圆顿教是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信仰世界的重要教派，该教派的创立者弓长与其弟子木人、东木是明末清初民间社会的传奇人物。寻索考述大乘天真圆顿教的来龙去脉，即可见弓长、木人、东木师徒三人构建民间宗教思想理论的历史作用与巨大影响。

非洲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对非洲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长远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中，经济价值增长、政治社会包容、生态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方面。以此为脉络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非洲牧区可持续发展在经历了早期传统游牧的发展模式和殖民主义者对非洲牧区传统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破坏之后，当代非洲牧区在可持续发展模式构建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总结学术界的研究，在非洲牧区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方面，提出了在经济价值增长层面持续推动跨国合作、在政治和社会包容层面多元主体参与牧区治理模式中更加重视牧民的意见、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依据实际情况在自然保护区边缘设置缓冲开放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方案。

公共风险应对决策中的主张分歧主要由四类原因产生，即认知差异、利益差异、价值差异、政治对立。其关键影响因素分别为风险信息的不确定性程度，不同主体在风险承受能力上的差别程度，文化价值的多元化程度和张力强度，以及风险议题的政治化程度。其主要管理路径分别为根据风险的性质和发展阶段来适时适情选用专一选择、开放选择、区间共识三条路径，降低风险信息的不确定性；通过提供保护性措施和替代性措施两种路径，提高弱势群体对风险和风险应对措施的承受能力；建立各种文化间对话机制，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和交叉共识；建立专家主导的风险决策体系并构建命运共同体意识，将风险议题的处理尽可能专业化、技术化。综合运用四种分歧管理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决策中的主张分歧，有利于风险应对决策的及时作出和有效执行。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运用征地权取走源于农村土地的全部租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让我国城市的公共品供给水平显著提高。尽管在理论上这种公共品供给模式得到了“亨利定理”的支持，但其激励结构和社会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不可持续性。当城市化进入成熟期，地方政府的房产税收入与地方公共品支出之间逐渐形成稳定的对应关系，迫切需要推进地方公共品供给模式的转型，即构建以房产税取代土地租金作为融资来源的地方公共品供给模式。但公共品供给模式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这一转型依赖于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的推动，因此，必须同步推动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