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观基于实在观。马克思判定实在即历史递进性存续。马克思现实观以历史递进性存续要求对历史样态强制规约为取向；把现实理解为满足历史递进性存续要求的历史样态；把现实的实现机理理解为客观强制与自觉强制的实践性统一；把历史是否满足历史递进性存续的要求，判定为区分正现实、负现实的尺度。现实观的特征是：具有纵、横融通的结构；以历史递进性存续为其历史与逻辑起点；可验证；具有实践性、整体性和追求人递进性解放属性；以历史内在尺度为其生成的根据；以历史递进性存续要求对历史样态强制规约为其理论框架；以现实概念为其哲学总体性范畴。现实观的意义是：优化实践观、彰显消解现代性困境的出路、孕育科学的社会危机理论等。

资本主义是西方走进现代文明的第一种制度形态，这一现代性转变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现代性文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诸如生态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等“现代性问题”。在人的解放视域下，聚焦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及其相互关系，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病理学”诊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创造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新文明指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新”主要体现是：辩证方法上的“新”，不是完全否定既有现代化的另一条全新道路，而是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的同时继承并发展其解放潜能、文明成果的新道路；本质规定上的“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道路；实践路径上的“新”，以多维解放为核心实现“五大文明”综合发展的新道路。

高质量对外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高质量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能否推动高质量出口发展？我们使用2008—2013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实证检验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利用2008—2020 年国家层面出口数据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对于内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先行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人民币国际化通过提升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来促进企业出口质量升级。

从汇率传递视角出发，我们主要使用2008—2013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检验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出口企业应对汇率波动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有效提升企业出口产品价格的汇率弹性，稳定产品以出口目的地货币表示的价格，有助于出口企业应对汇率波动。（2）这种作用可以通过产品质量效应和进口中间品成本效应两种机制实现。（3）这种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异质性，在进口强度较低企业、小规模企业、位于垄断行业以及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说明这些企业可以更多地从人民币国际化完善金融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等功能中受益。

基于2010—2017 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对多种量化标准下政府补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和投资规模产生了显著的倒U型影响，即政府补助规模较小时，更利于促进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并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而政府补助规模过高时，却抑制了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这一效应并未受到变量替换、样本选择范围及回归方法调整的影响。上述政策效果主要作用于绿地投资，对跨国并购并不明显。此外，获取政府补助相对较少的高人力资本水平及资本密集型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并扩大投资规模，而获取政府补助相对较多的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和投资规模并未受到人力资本水平及资本密集程度的影响。

选取2015—2021 年的日度数据，基于VAR模型的动态溢出指数方法，从收益率和波动率两个层面可以考察我国不同种类商品期货间的联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收益率总溢出在样本期内呈“U”型走势，而波动率总溢出对极端风险事件的冲击更敏感。（2）化工和软商品分别为我国商品期货市场中重要的价格引导者和风险发送者，而谷物和贵金属均为价格与风险的净接收者。此外，10 种商品期货的收益率溢出水平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波动率溢出对不同极端风险事件冲击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化工的波动溢出对疫情冲击的敏感度较高，软商品的波动溢出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敏感度更高。（3）商品期货之间的收益率溢出和波动率溢出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研究结论对政府政策制定以及投资者决策均具有现实意义。

当代政治理论关于全球治理的相关争论，其背后的逻辑涉及世界共同体的内涵与价值，不同的世界共同体观念会引申出不同的全球治理模式。世界主义者聚焦于全球贫困及相应的全球正义等问题，主张一种经济型世界共同体。以全球人权体制为基础的世界共同体则依托当前存在的一系列国际法和国际机构，主张一种法律型世界共同体。这两种类型的世界共同体都以目标为导向，在实践上赋予世界共同体以某种统一的“强制性权力”，容易导致霸权主义等支配性的国际关系。第三种类型的世界共同体则尊重国家主权及其伦理含义，并将关注点放在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实际上主张一种以国际合作和对话为主题的关系型世界共同体。关系型的世界共同体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在内涵上能够实现彼此融通，有助于丰富全球治理的内涵。

金融危机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秩序大辩论；新冠疫情扩散和俄乌冲突爆发，令这一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在各种力量分化组合和重新构建的同时，全球基石性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备受冲击，全球文化形态趋于多样化。近年来全球秩序动荡的原因可以从权力、制度和文化三个维度进行剖析。在权力维度，新兴国家的出现令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东西方政治对立加剧；世界权力中心的多极化和权力主体的多元化使大国对权力的垄断出现裂缝，也使国家行为体对权力的约束愈发困难；在制度维度，全球制度化的密度分布不均、深度欠缺、内化度出现问题，令既有基石性制度的有效性和权威性遭受质疑和破坏；在文化维度，全球秩序覆盖面扩展，其间所流行的文化观念发生转变，“西方中心观”受到质疑，新道路和新发展模式日渐显现。三个维度的变化，拉大了全球权力结构和治理框架间的鸿沟，使既有秩序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政治与安全观、经济与发展观、全球治理观、文明价值观方面，为重塑全球秩序提供了新的价值引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在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等不同领域为探索全球秩序重塑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案。

2020 年10 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首次明确提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美好生活需要满足”首次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以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满足为主题的社会需要理论体系，以满足社会需要为主要功能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议题形成。在中国美好生活新时代和“社会生活革命”背景下，首次简述由个人需要、社会福利服务需要、共同需要、基本需要和社会福利需要组成的社会需要理论体系和社会需要满足过程，主题是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满足社会需要的“中性化、制度化”目标、过程和制度原理。最后聚焦如何实现由“市场社会主义”向“福利社会主义”制度转型，创建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实质是构建以中国特色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福利社会为目标的现代版社会主义“美好社会”。

1949 年苏联核试验的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引发美国朝野的恐慌。尽管预防性战争曾遭到美国国内不少人的反对，但美国军方依然认为存在着美国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机会之窗”，试图依靠享有优势的核力量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并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制约美国贸然行动的因素，特别是苏联报复能力的增强以及强大的常规兵力。美国决策者担心，核打击虽然可以给苏联造成严重破坏，但不可能将其击败，反而会失去西欧，美国自身也将遭受苏联的核报复。

1492 年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后，殖民征服打断了印第安古代文明的正常发展，随之出现了欧洲文明、非洲文明与印第安文明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到18 世纪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文明结构。但这种文明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均具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只是到了20 世纪中叶之后，伴随着发展模式的转换、发展型政府的建立、文化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产阶级社会的扩大、各种创新性文化成果的涌现，拉美才逐渐形成了现代文明，这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文明。现代拉美文明是多源混合的文明、亚西方文明、具有长期边缘性和不平等历史的文明、兼
收并蓄和开放创新的文明、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文明。拉美文明的和谐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拉美文明的不平等性、依附性、不平衡性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拉美文明具有和谐性与不平等并存、开放性与依附性并存、多元文明与不平衡性并存的“悖论”，这正是我们认知拉美文明的关键。

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经历了从明代前期道德、学问、人品俱佳的“靖难”和“新明朝”功臣元勋，到宣德中期以后兼具儒学之敌的功臣元勋，再到嘉靖年间作为儒学之敌的功臣元勋的僧人，最后至清朝乾隆年间成为策划“靖难”之役叛乱的“祸首”的曲折变迁。明清时期姚广孝的形象变迁基本上由朝廷主导，官民士人从而衍之，但官民士人的形塑有时也影响了朝廷的形象建构。

神话属于口头文学，有古老的渊源。女娲是创造大神，在形形色色的女娲神话传说中，除了造人补天，还有许多故事讲述女娲与其他神灵共同完成发明创造。在诸如此类口头文学表述中，往往体现出一定倾向性的民间情感态度及性别话语特点。立足巴蜀地区，从造字、制谷、治水等话题入手，透视口头文学中女娲与诸神合作的故事，其中透露的性别文化信息值得研究者注意。

《三才福》是一部收藏在莫斯科国家图书馆（RSL）的清中期苏白传奇抄本，两卷，共32 折，保存完好，未见于任何中文曲目或书目。此剧大量使用当时苏州话做对白，带着浓厚姑苏平民生活气息，对探索清代苏州都市平民生活、尤其是对平民女性的理解，颇具独特的意义。

在“工农兵”文学时期女作家的小说中，革命女干部／群众的关系表述常常成为知识女性身份建构的叙事支点，但不同时期的女作家对干群关系的书写存在差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我”与贞贞由启蒙到感召的复杂情谊，揭示启蒙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过程。《百合花》以军民同盟的女性关系，表现战争年代中母性之爱与女性之爱的复杂集合与节制释放。《长长的流水》中以团结友爱的同志关系叠加干群关系，通过引导与被引导的良性互动，双双完成她们作为革命主体的建构。这表明女作家们面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微妙变化，努力调适自己在革命中的身份位置，重构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的曲折心路。三个文本中关于干群关系的表述，动态化地呈现不同时期知识分子与乡土社会关系的变更，亦凸显出知识分子经历的多重精神变迁。

《绿窗新话》一书因其形式、内容方面的特性，兼与说话伎艺的关联，向为学界所重。前贤研究多围绕《绿窗新话》的编纂目的、文献来源、文本生成、功能价值等问题展开，又因材料缺乏，难成定论。在此背景下，从《绿窗新话》的文本来源出发探讨相关问题，或可另辟蹊径。曾慥所编《类说》与《绿窗新话》之间存在密切的文本关系，因二书通行本均“殊失原貌”，加之《绿窗新话》的出处误导，以及皇都风月主人者的有意改动，这一关系甚少为学界所知。通过对二书条目的细致比对，可考证出《绿窗新话》共有六十余个条目曾引用《类说》，包括照抄《类说》、节略《类说》、参考《类说》三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