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以现代性阐释为主旨的学科体系，社会学在其诞生伊始便以工业化进程及其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古典社会学在发轫期提出的“劳动异化”“社会团结”“科层制”等理论命题，奠定了工业社会学最具基础性意义的理论前提。学科分支意义上的工业社会学并未在古典时期产生，而是到20世纪20年代，以梅奥为首的哈佛大学研究小组所进行的“霍桑实验”，开启了不同于管理学的社会研究范式，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出发点，兼具突出的实用性和理论性，方才真正揭开学科分支意义上工业社会学发展的序幕。此后，工业社会学在欧美、苏联和东亚多线平行演进，形成了不同的分析范式。在微观视域，针对工业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人际关系、社会行为、工作效率和组织形式等问题展开研究，同时亦注意在宏观层面将工厂社会纳入工业社会总体的社会变迁之中来加以理解。进入20世纪晚期，工业社会学开始出现明显的式微现象，对此，我们应将其置于工业社会学起源和变迁的总体进程中来加以理解，此种式微现象并不意味着工业社会学的终结，而是以新的形态获得学科转换与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建构了单位制，为中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公私关系取代劳资关系、产业工人国家雇佣以及单位福利主义是其中影响技能形成的核心要素。这段时期，中国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始终在技工养成与新社会力量塑造之间摇摆，其演变围绕着两个核心逻辑主线展开：一是国家卷入的统与放；二是技能形成与改造人并行。在思想改造与“学用一致”的目标导向驱动下，产生了诸多政策行动。由“用工配额制”衍生出来的“招生即招工政策”激励了国有企业兴办技校、参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动机，这对中国国有企业工业能力的积累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新世纪初期以降，作为国企工厂内集技术攻关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新型组织形态，技能大师工作室在政府主导下普遍流行起来，成为当下产业工人技能传递最新的实践探索。此种工作室通过多元主体吸纳与资源整合，使厂内技能传递呈现平台化发展趋向，主要表现为：打破了以往科层组织纵向垂直式技能传递的固有边界，形成了纵横联合的“重层”结构；通过师徒合同短期化使原有技能传递关系变得多维化、立体化；同时生成了高度组织化的技能传递共同体。平台化技能传递的背后也包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等企业文化的传递，使得产业工人技能传递进入令人瞩目的“后工业”发展阶段。

基于新新经济地理理论，采用2003—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数据，我们探讨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影响城市工业效率的作用机制。总体上，环境规制的增强对城市工业效率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市场规模不同，此影响存在差异性。从影响机制来看，环境规制对城市工业效率的影响源于对异质性企业的选择效应以及对在位企业效率的影响：选择效应利于城市工业效率提升，其作用机制是降低低效率企业进入比例，增加低效率企业淘汰风险，且市场规模较大城市的选择效应更强；

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和创新效应对在位企业效率产生倒“U”型影响。各城市应基于自身“比较优势”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程度，最大可能地发挥环境规制创新效应对在位企业效率的提升作用，发挥环境规制选择效应对低效率企业的淘汰作用，有效促进城市工业效率和城市群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硬约束下，中央不断提升环保因素在地方政府激励与惩戒机制中的影响权重，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成为新常态下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之举。我们以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及“回头看”这一准自然实验作为研究样本，从金融市场反应与空气污染治理成效的视角，探究其政策效力。研究发现：金融市场对中央环保督察的反应显著为负；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政治优待”预期，随着环保督察行动的不断深入而被逐步打破；对于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未达到80%的城市，“回头看”阶段相比于督察阶段更有效地降低了空气污染物；分地域来看，中央环保督察在北方地区的政策效力更具持续性，但在南方、西北地区的结果并不显著。

我们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从“集体主义”文化氛围的视角研究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收入差距容忍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人的客观相对收入越高，其主观收入差距容忍度也越高。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下检验影响的异质性，发现集体主义感弱化了个人相对收入对其主观收入差距容忍度的正向影响。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主观经济地位在客观相对收入影响主观收入差距容忍度的过程中发挥正向的中介效应。政策涵义在于，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绝对贫困得以消除，政府需要逐步重视和不断增强陷入相对剥夺状态贫困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此外，政府还应在再分配、三次收入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文化的差异性和重要性。

在后果主义审判中，裁判后果的发现与证立是一个二分的过程，裁判后果的认知过程是“经验—直觉”与“理性—分析”双重加工的过程。在司法决策过程中，受主体性因素和情境性因素的影响，法官会形成对裁判后果的认知偏差。前者主要表现为司法决策的锚定效应和结果效应，而后者主要表现为决策环境异化带来的决策风险。为了防范裁判后果的认知偏差，必须通过强化裁判说理实现裁判后果的理性证立，通过制度改革实现司法体制的“去科层化”和决策评价的“去功利化”，为司法决策创造相对宽松的制

度环境。

专项治理具有非常规化、非制度化和非专业化特点，常常被认为不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然而，不同治理情境下专项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治理技术可能有所不同。以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案例研究，探讨了弱治理情境下专项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治理技术，分析了其融入现代化的可能路径。研究发现，在弱治理情境下，专项治理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行政权威、官员意志和压制性程序，但更倾向于采取专家治理、制度治理和技术治理的策略，从而增加专项治理的现代化价值内涵，并可以通过人、技术和制度的多重维度融入现代化进程。

传记电影《掬水月在手》以“平淡”为媒介，设计了一个精密的叙事框架。该框架以互文为纽带，超越为诉求。就前者而言，以叙事之“淡”言对象之“淡”，对象之精神与叙事之风格相映鉴，形成互文关联。就后者来看，言平淡，意在平淡之外，也即平淡被视为实现超越的方式。超越表现在两个层面：“小超越”即叙事与所述在各自领域内的超越，如叙事以平淡化机制对常规化叙事的超越，对象在自身经验世界中通过建构“距离感”收获超越；“大超越”是文明层面的超越，叙事对时代框架的反叛如此，人物在存在与诗学之辉映中收获“克服时代性”的超越亦然。

动画电影是一门集电影、文学、绘画、音乐和数字媒体等众多艺术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衡量动画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准之一。纵观中国动画电影音乐的百年历史，其鲜明的民族化风格贯穿始终，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中国动画学派”的民族化音乐风格创造了中国动画电影音乐的辉煌，这一音乐风格通过以五声调式为基础的优美的线性旋律、富有表现力和个性化的民族配器方式以及基于传统故事题材对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的借鉴三个方面体现出来。“中国动画学派”在呈现“雅乐而作”的民族化特色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一些问题，导致其衰落。进入新世纪，新一代中国动画人励精图治，推出了以《大圣归来》为代表的一批成功作品，其在音乐上表现为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继承与创新，显现出“谋新求变”的精神。

黄遵宪、梁启超等的异域经历，使“诗界革命”一度将日本作为传播中心，还接受了日本启蒙诗歌的变革范式启迪。其倡导的“新意境”和“新语句”，主张与民族复兴精神、传统文化融合，已饱含具有开放性的日本化色彩，拉开了晚清诗歌以通俗化表达新思想的序幕，开启了胡适、郭沫若等自由诗体的思路，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五四”新诗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只是“诗界革命”由于诗体革新缺乏独立性，过度倚重海外的背景，没有彻底成功，没有从“白话”走到“白话诗”。

清末民初，许多仁人志士尝试以语言文字改革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突破口，严修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以支持官话合声字母、推动民族共同语形成所开展的一系列教育革新活动为切入点，探讨语言改革、教育普及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严修在清末民初语文改革运动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进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西学东渐对其语言文字改革思想和实践有重要影响。

西方“黑船”强行叩关，引发幕末的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反应。位处中心的幕府优柔寡断，而位处迎击“黑船”前沿的西南诸藩，其反应程度明显要比幕府强烈，原因在于各藩的多重需求及动机。一是对幕府遏制各藩军事发展的不满；二是对幕府垄断国内外贸易的不满；三是对缺乏政治话语权的不满。最终，军舰加强了各藩的武备建设，商船活跃了国内的商品流通，藩篱的打破和锁国体制的瓦解致使幕府统治走向终结。迎击“黑船”的关键在于解除《大船建造禁止令》，解禁之后的发展出路唯有扩大通商贸易。只是禁令一朝解除，日本的国家走向便朝开国而去，倒幕维新便成不可扭转之势。最终，如同“蒸汽”为“黑船”注入动力一般，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蒸汽船为日本近代工业化发展注入了原动力，加速推动了日本向近代国家的转型。

原敬在担任台湾事务局委员时，初步提出殖民地统治构想——“内地延长论”，随着日本在“关东州”和朝鲜实施殖民统治，其殖民地统治构想进一步深化，明确为“同化论”。以其殖民地统治构想为思想指导，原敬组阁之后，针对殖民地统治面临的严重危机，对殖民地统治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其调整目标是以“同化”为核心，取代“武断统治”，实施“文化统治”政策，构建政党内阁掌握殖民地统治的体制。原敬内阁通过调整殖民地统治政策打破了军部在殖民地的一统地位，政党内阁在殖民地的统治地位得以提升。原敬内阁的殖民地统治政策看似具有一定妥协性，实际更具欺骗性，更符合其长期甚至永久统治的目的。其殖民地统治政策终究不能改变殖民地统治的实质，只不过是针对风起云涌的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采取的怀柔政策而已。

执拗追求“大国主义”是日本历史上一以贯之、内生性的诉求。战后日本的经济安保，在内涵演进上，呈现从“最开始的保障战略物资供应”再到“防止技术外流与保障供应链安全”的延展；在约束程度上，呈现“从政府呼吁到行政政策、再到法律政策”的提升；在目标指向上，呈现“中国指向”“美国指向”“欧洲指向”的层级；在价值取向上，呈现从“防守型”到“攻防兼备型”的转换。尽管日本经济安保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在本质上都具有一个追求“大国主义”的历史逻辑。从目前而言，日本难以真正践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更不会持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显然，“经济安保法”的生成逻辑不能简单认为是源自外生性的“环境压力”，而是源自内生性的“主动行为”，外部环境条件变化只能起到“催化”或“延缓”的作用。“经济安保法”不仅造成由市场机制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规律被严重扭曲，而且有悖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趋势。

钱穆与梁漱溟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他们都反对全盘西化的政治道路，由尚贤精神出发，提出了各自的民主尚贤观，并希冀以此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钱穆以“贤人政府”为传统政治进行辩护，进而提出基于“信托政治”的民主尚贤观，最终影响到其国家本位的路向选择；梁漱溟则通过“理性之国”作为理解传统社会的依据，构建起“团体政治”映照下的民主尚贤观，最终决定了其社会本位的路向选择。钱穆与梁漱溟的民主尚贤观实现了尚贤理念和选举民主的初步耦合，其对政治领袖道德使命和智识能力的要求，至今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