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少子化和长寿化趋势交叠的背景下，中国人口转变表现为快且急的典型特点。遵循人口发展规律，人口老龄化持续深化，人口负增长在空间上由点及面不断扩张，使得中国即将进入总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的交汇期。这种新人口形势会对国家发展带来经济社会负担持续加重、宏观经济潜在风险增加、城乡协调发展难度提升、社会各类关系矛盾凸显等新挑战，也会带来短期内劳动力供给充足、低龄老人社会参与增加、教育发展格局拓宽升级、家庭政策助力生育率提升等机遇。为此，在思想上要科学认识，充分理解新人口形势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举措上要主动适应，充分发掘新人口形势蕴藏的新机遇；在行动上要积极应对，直面新人口形势对发展的全面挑战，努力把新时期的人口机会有效转化为新的人口红利，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 21世纪不可逆转的人口发展态势。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中国在廓清人口老龄化所蕴藏的挑战和机遇，以及把握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基础上选择的实践路径。新时代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需要处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核心关系，避免典型谬误，把握认识误区和悖论，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认知转向，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人口老龄化方面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我们利用 CHARLS 2011—2018年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包含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社会保障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涵盖抑郁情况、洗澡设施、社交活动等10个指标的农村老年多维贫困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该指标体系测算分析了 2011—2018年农村老年群多维贫困的特征与动态变化。研究发现：（1）2011—2018年我国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状态得到整体性改善。（2）新农合、新农保等基本医疗和养老保险政策的出台，对缓解农村老年多维贫困具有关键决定作用。（3）社交参与、慢性病和抑郁情况是农村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主要构成要素。（4）区域间和基于个体特征的农村老年多维贫困状况及致贫因素差异显著。文章的政策启示是：老龄化背景下要重视缓解老年多维贫困问题，包括提高农村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度、重点关注老年群体慢性病和心理健康问题、构建满足老年群体美好生活需要的多元化社会服务体系，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萧红是一个具有多方面艺术修养的作家，音乐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她文学写作特别倚重的形式资源，承担着她的表意系统中重要的黏合功能。生逢中外文化交汇的时代，她长于以不同类型的音乐表现不同的情感内容与形式，寄托自己对世界的认知与审美评价；转型之后的各种类型的雅颂大词以及中外音谱系统都引起她的反感，只能承担反讽的修辞功能，而各种类型的中外郑卫之音则负载着她共情的价值认同，并且以功能为规矩，测画出歌、诗与戏剧之间的文化基因链条；她以移情认同的方式表现民族民间的情感形式，又在中外音乐的合成中，完成自我生命的抒写，而且直接渗透到修辞的缝隙中，灵活运用比兴、通感、转喻、互喻与寄喻等种种歌词的修辞手法，自我分泌的血泪汁液便也如浆涌流灌注进抽象的语言文字中，感觉化的声音形象使她的文学中充满了鲜活的生命质感。

清代闺秀的文学阅读活动非常普遍。阅读是闺秀学习知识、增长学问。成为女作家的基本途径。闺秀对女性作品的阅读，更是女性的文学创作走向自觉与独立的重要一步。通过阅读经典、时贤、女性著作，在作者与读者的互动中，促使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女性文学生态，扩大了闺秀诗名的传播，形成了具有性别特征的文学品位与文学审美。更重要的是，闺秀在继承大文学传统的同时，确立了女性写作的“香奁正则”规范，将“灵秀”作为闺秀诗的审美标准，但又欣赏沉雄带有风云之气的女性作品，从而使女性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学史上具有鲜明的性别特色。

民国初年，在女性革命热情消歇、女性参政权利被压抑之后，女性报刊诗词延续《妇女时报》所开启的商业化途径复归传统主题。《眉语》《香艳杂志》《女子世界》为代表的女性文艺报刊诗词则各逞其才，在民初的“新时代”呈现出色调各异的特征。《眉语》诗词以闺阁艳情赚取利润，名为破除旧道德，实则传播真情色；而《香艳杂志》和《女子世界》则以闺秀名媛为题材，展示文人情怀，实际并非“香艳”。三份刊物的主持人物不同，办刊风格各异，但所刊发的诗词都在民初女性报刊诗词传播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官修《宋书》说：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内“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这属于盖棺之论。然而奇怪的是，千百年来，永嘉人民无比地崇敬、爱戴这位太守，种种纪念性场所或建筑遍布永嘉各地。这一矛盾现象应当得到解释。事实上，谢灵运“遍历诸县”的真相，恰恰说明了他是一位很有担当的官吏。虽然任职仅仅一年的时间，谢灵运巡视兼调研，规划加督导，从经济民生，到礼乐教化，完成了治理永嘉的顶层设计，铺开并实施了一系列的发展永嘉的基础工程。谢灵运永嘉时期的山水诗、玄言诗、励志诗、行田诗、劝农诗，以及“游名山志”，正是他作为太守的“工作日记”，他以诗人的才情，记录了他为官一方的感人的心路历程。治理且造福永嘉的功德，足以还原谢灵运应受尊重与赞扬的良吏形象。

“纠正朱门后学之失”虽被视为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的主要内容，却少有对此加以论述者。今就船山对《四书大全》所收饶双峰《论语》解的评析来看，确乎体现了船山对朱子后学思想之批判与接受。在治学方法上，船山判双峰学为“强为分判，破碎文义，曲为扭合”的训诂分析之学；在理事关系上，船山主张事因理立而事即理在的理事一体，重视形下实践，反对空谈玄理；在三教关系上，船山基于实理实事观，对佛老严加斥责；在思想发明上，船山提出气能为善、性道非一等观点，皆不离以气本、实事为本的思想主旨。在若干观点上，船山对双峰说褒贬兼具或深表认同。总之，船山以其实事实理之学对双峰《论语》分析之学的批判，可视为道学内部之思想对话，见证了船山之学同样置身于以《四书大全》为载体的以朱子后学为主的朱子学学术共同体中展开。在对朱子后学展开批判继承之际，船山自身亦融入朱子学的广阔脉络中。

耻感伦理是集体主义特质之儒家文化的基础元素。它在客观意志之法的伦理性层面表现为未能遵从礼仪规范，实现“特殊自我”向“普遍自我”的跨越，进而为共同体所唾弃的道义惩罚；在主观意志之法的道德性层面表现为“实然自我”与“应然自我”的落差，所产生的否定性道德情感，是“成人”的底线伦理与“至善”的德性伦理的内在统一。耻感伦理在乡村熟人社会的交往格局之中、士大夫—士绅阶层的道德范导之下、“做人”与“脸面”的现实运行之间，规范着传统的乡村共同体。这种前现代的伦理传统只有在伦理根基、伦理结构、伦理精神三个层面实现现代性转化，才能真正融入社会主义荣辱观，从而为中国社会之现代伦理构建提供有效的传统文化资源。

历史主义在科学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直接影响库恩之后整个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与演变问题。在新编史学的历史主义背景下，自然主义逐渐成为当代科学哲学的主流研究范式，随之相对主义也构成科学合理性辩护的焦点难题，但从科学哲学的内在演进理路来看，自然主义范式却并非唯一选择，与之相对的先验论传统仍构成科学哲学发展的另一条可能的暗线。这一先验论进路主要体现为后期库恩—弗里德曼基于编史学的新康德主义先验论对自然主义的批判，但这一强调功能性与构成性的新先验论尚需通过对科学实践的阐释来补充其背后理论哲学的局限性，并以实践的科学实在论作为融合历史主义的基础。

“真”是否是一个可分析的概念？弗雷格给出了否定回答，他认为“真”是自成一格和不可定义的。这种观点虽具有“冗余论”的倾向，弗雷格却认为“真”是居于第三域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对象。弗雷格将“思想”认定为真值承担者，但是“真”与思想却不是谓述关系，而是句子的含义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真具有独立性、先验性、无程度性、无时间性的特征，在人们思想进行判断和把握时发挥作用，由此可以根据弗雷格对思想结构的分析，总结出一套“弗雷格语义”。从哲学探讨到形式刻画，弗雷格的真理论完整且融贯，弗雷格语义更体现出他的外延论思想，但整个理论也存在着预设过多所带来的问题，并且需要对“断定力”概念作进一步的说明。

梳理目前所见周代蔡国铜器墓葬和铜器铭文，可以辨析蔡国铜器中的女性称谓和身份，结合史籍记载，从联姻视角探讨周代蔡国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蔡国在不同时期的联姻意向受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西周至春秋中期多与畿内贵族和中原邻国联姻，春秋晚期则多与南方的楚、吴两国通婚，并有北向通婚冀北山戎族的迹象。

朝鲜王朝中后期官私史学日益发达，朝鲜社会涌现出许多本土自撰的中国通史著述，包括独立的中国通史著述和一部分中韩历史合编书。这些著述有较为明确的教育功能，以儿童训蒙、科举用书类普及性读物居多。其编纂形式多样，有编年体、纲目体、人物传记，以及中国历史年表、图表等；在史料上主要取资于历代正史和东传朝鲜的宋元明普及性史书，特别是后者成为朝鲜中国通史著述的重要史料来源；在著史理念上强调《春秋》华夷观和褒贬精神。这些著述在朝鲜社会的利用和传播，促进了时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推动了官方性理学正统观与道德观向社会各阶层的渗透。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韩国本土民族意识的强化及民族主义史学的形成，这类著述被其本国史所取代而逐渐销声匿迹。

在高丽王朝的恭愍王执政中期，发生了“三元帅事件”和“兴王之变”两个连续的政治事变，它们可以被总称为“金镛之变”。恭愍王是“三元帅事件”与“兴王之变”两个关联事件的主谋，金镛只是执行者。在执行官方交付的书写任务时，受情感与责任心等内在因素的驱使，在歪曲与遮蔽历史真实的同时，也尽可能地保留下一些关于事件真相的线索与信息，这是史臣们使用的主要笔法。为了能够同时完成两种相互矛盾的任务，史臣们采取了以表层书写完成官方任务，以里层书写保存历史真相的方法，两种书写在同一过程中进行，读史者只有剥离表层，深入内里，才能看到历史的真相。

步入数字时代，数据是驱动数字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创新要素，科学审慎规范数据获取行为是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基础一环。数据爬取作为数据获取的一种重要方式，对数字市场竞争秩序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有助于实现数据开放、流通及共享，推动数字经济的积极发展；另一方面，也可能侵犯不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产生负面效应。其中，平衡多主体多元利益是重点也是难点。目前，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尚缺乏对数据爬取行为的有效规制模式与方法。除继续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与互联网专条兜底条款的适用外，还应加强《反垄断法》在规制数据爬取行为上的运用，证成数据爬取兼竞争激励和竞争妨碍的双重属性，在充分尊重技术规律、市场规律及法治现实的基础上，对数据爬取予以科学严谨、规范系统的多工具规制，实现数据爬取行为所涉及的多元利益平衡及共同发展，以发展的思维与方式来推动问题的解决。

1923年出版的《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是郑天挺于 1922—1927年担任法权讨论委员会秘书期间，在委员长张耀曾指导下主撰的一部著作,也是郑天挺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具有较高的国内国际影响。文章以《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为中心，通过一个组织（法权讨论委员会），一本书（《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以及一个群体（法权讨论委员会），讨论了郑天挺与法权讨论委员会的关系、主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的意义、对收回治外法权的贡献，在法权讨论委员会中积攒的优质人脉资源对其学术起步及日后教育行政工作的影响。

苏联核计划中的核装药研究始终遵循多方案并行方针：在核装药方案上，钚装药和铀装药两种方案并行；在钚装药方案中，铀—石墨反应堆和铀—重水反应堆并行；在铀装药方案中，从热扩散法、离心法和扩散法并行，到扩散法和电磁法并行。依据各方案的进度和核情报辅助，苏联首颗原子弹最终采用了通过铀—石墨反应堆实现的钚装药方案，与此同时，铀—重水反应堆和铀装药方案仍在研究，分别起到补充钚生产和丰富原子弹种类的作用。核装药研究是苏联核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整个庞大工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