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患关系主要结成于陌生的医患之间。情感交流对这一情境下的医患信任的作用，已因医学知识的生物学化和医疗活动的职业化进程而隐退，使得现代医患信任主要体现为患者对医疗制度的信任和对医务人员的客观资质与医疗能力的认知信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情感信任。这在事实上蚕食了医患信任的社会根基。重视“缘情结信”的信任模式，使医方情感支持在医学教育和医学执业的层面得到制度性的认可，使医患信任重新得到情感信任的浸润与维系，是重建当下脆弱的医患信任的必经之路。

医患信任是医患双方的相互信任关系，以往更多关注的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简称患者信任），忽视了医生对患者的信任（简称医生信任）。基于深圳市8个行政区共37家医院的抽样调查数据，呈现了医生信任的现状。研究发现：医生信任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制度主义视角上，公立医院、越高等级医院的医生对患者拥有较高的信任水平；日均工作时长、职业倦怠对医生信任具有显著的消极效应。文化主义视角上，一般人际信任以及对媒体医患报道的信任均可提升医生信任水平；开放主义和自我超越价值观对医生信任也具有积极影响。这些发现意味着提升医生信任既要重视制度主义因素，如降低工作量、提升职业效能感等，也要重视文化主义因素的长期积累，如提升整体社会信任水平、提倡积极的文化价值观等。

实现生态正义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共同富裕视域下探究生态正义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生态正义理论需要分析生态正义理论的时代化观照，将生态正义理论纳入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实践中去考察。在理论逻辑层面，在共同富裕视域下考察生态正义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必要性和深刻的逻辑必然性，生态正义理论的具体内涵包括种际生态正义、代内生态正义、代际生态正义和全球生态正义。在共同富裕视域下探寻生态正义的实现路径则需要坚持共同富裕的全面性，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维护种际生态正义；坚持共同富裕的全民性，以实现全民富裕推动发展成果的代内生态正义共享；坚持共同富裕的长远性，以循序渐进的手段构建代际生态正义共同体；坚持共同富裕的国际性，以共谋全人类发展蓝图凝聚全球生态正义共识。

基于我国数据保护和利用不足的现实问题、产权制度对资源利用的正反两面影响，以及数据相关政策导向，我国应将统筹数据保护和利用作为数据产权制度的目标。“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制度，通过数据权利束分割实现“权能分离”，基于数据产业链、供应链运行需求，对“三权”进行模块化整合和结构性分置，正是遵循了平衡数据保护和利用的运行逻辑。为进一步推动数据“三权”分置有效运行，首先，须基于数据分类分级管理的理念和原则，建立动态赋权与限权结合的确权机制，以及严格授权与附条件默认授权结合的授权机制；其次，在分别完善场内和场外数据流通交易规范的基础上，还需推动场内外数据交易规范及标准的互联、互验、互认；最后，建立分类分级数据信息安全机制，构建多法协同的数据财产安全法律体系。

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赋权立法保护”范式呈现出方法论上的“结构性”错位。在方法观层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度逻辑、商业数据的自身品格及其运行机理决定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应秉持“谦抑”方法观，而“赋权立法保护”范式明显悖离“谦抑”方法观内含的前置限制和基本限制要求；在技术工具层面，赋权立法保护范式援引的“劳动自然权利理论”“功利主义理论”和“盗用原则理论”本身亦难以实现逻辑自洽。“谦抑”方法观要求商业数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应回归一般条款的法解释学适用范式，并形塑以下一般性分析框架：宏观上选择与坚守利益衡量标准，微观上构造“利益位阶方法+比例原则”的二元工具谱系。

《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治理效果是否取得显著提升，目前缺乏相关的实证研究检验。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发现，当前电商平台涉知识产权侵权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知识产权恶意投诉现象日显以及对电商平台过错认定标准存在分歧。导致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治理困境的原因在于投诉与维权之间的成本错配导致知识产权恶意投诉激增，对电商平台主观知道标准缺乏客观的判断依据，以及因电商平台的主体地位不明导致对其审查标准存在争议。为解决上述问题，除了应当重视平台自治并构建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侵权治理的体系化治理模式，还需要构建恶意投诉行为的治理机制，并对电商平台的审查标准以及电商平台的过错标准予以明确和规范。

“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的要求需要深入分析影响货币创造、货币供应的不同渠道，充分发挥各渠道的调控作用。通过研究我国财政部门在货币创造中“被动参与”与“主动影响”的二元特征，我们发现：第一，在我国财政金融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和由财政部门履行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制度安排，赋予了财政部门对货币创造产生实质影响的能力。第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具有的“集中”与“隔离”功能，决定了财政部门通过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政府债务等渠道从货币流通市场抽取或注入的货币规模是巨大的，并通过货币循环的作用引起商业银行信贷收缩或扩张。但因为我国财政部门不具有通过控制预算执行影响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下货币创造渠道的法理基础，所以财政部门通过国库集中收付制度只能被动影响货币创造。第三，由财政部门履行对国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的制度安排，调节了国有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能力和方向，并且财政部门可以通过对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动指导和约束影响其信贷规模和结构。

作为亚太地区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级别最高的区域合作机制，同时也是我国加入的第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中占有特殊地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我国应以“布城愿景”的实施为契机，使APEC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等方面的战略平台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掘和利用，为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提供助力。同时，应推动APEC各成员努力寻求交集和最大公约数，开展更具成果导向性的务实合作，共同打造和平稳定、开放包容、清洁美丽、守护相望的亚太。

东汉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为文造情（内容或题材）”的普遍情形，这就是逞才游艺的创作风气。这一创作风气，自东汉前期出现，到中期达到鼎盛，后期持续繁荣。东汉逞才游艺的文学创作，虽不直接关乎国计民生，但是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价值：作文以逞竞才学，以文字雕琢炫艺，追求更加细腻的描摹、华丽而自然的表达，都有助于促进文学艺术表现的进步；着重抒写个人的闲情逸志，看重个人情感，及其以文学为游艺的崭新文学观念，也推进了东汉文学走向独立自足的进程。

大结是明代八股文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与文章各部分形成有机联系，而且承担着独特的文体功能。自宋代王安石科举改革以来，“自摅己见”成为经义文的写作要求。元代科举把自摅己见的功能单独赋予四书文。明代把“入口气”设置为八股文的主体部分，并设置大结以专门承担自摅己见的功能。明代八股文大结在融贯经典、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等方面曾提出过尖锐而深刻思想。大结的设置激发了士子通经致用意识。清康熙十六年禁用大结，弱化了八股文表达个人见解的功能，与其专制主义政治意图相表里。乾隆之后八股文厉禁越来越多，八股文走到了末路，变成一种缰死枯窘的文体。

明人笔记中包含丰富的小说资料，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有明一代小说批评生态的独特样貌。明人小说观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其时文化小说观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人认识到小说文体的独立性，有些人则杂糅文化小说观与文学小说观。明代一些小说评论者对小说家创作心态、才情禀赋及其所处时代之文学生态、文化思潮尤为关注，这些要素成为其小说批评的重要维度。明代小说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诸如作伪、禁毁以及《水浒传》在民间丰富多样的传播与接受方式，《金瓶梅》在文人小说圈的流传，瞽目艺人的小说演说等，也是观照明代小说批评生态的重要视域。

《兔园策府》久告散佚，幸有敦煌写本数卷，能使人复睹其样貌。该书与《初学记》一样，属于文学启蒙“类书”。它既为科举“对策”而设，对各种骈文创作亦多有裨益。杜嗣先《兔园策府序》撰成于陈子昂出生之前，它明确反对六朝浮靡文风，倡导“削谀论以正辞，剪浮言而体要”的撰述理念，可谓唐文变革之先声。从武后到玄宗朝，“文变”过程及内在动因虽然复杂，但制诏表启等应用之文渐能超越齐梁旧格，呈现出博雅务实的新风貌，却是不争的事实；对此，《兔园策府》或亦发挥过积极作用。写本残卷部分展示了《兔园策府》十卷本及三十卷本的文本异同，其“对策”骈语和“引经史为训注”紧密结合，充分体现着经史之学以“类书”为中介积极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内在逻辑。

朱元璋家族与徐达、常遇春、郭英三个功臣家族之间的联姻，早在明朝建立之前就已经开始。 明立国后，这一集团式的联姻进一步扩大，成为皇室与勋臣联姻的核心。随着懿文太子夫妇去世，集团 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最终引发了导致皇权更迭的“靖难之役”。“靖难”成功的朱棣随后加强与徐达、郭英家族联姻，清除常遇春一系在集团中的影响力，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一变而为朱徐郭婚姻集团。此后，皇室与徐达、郭英家族的联姻也渐渐难以为继。宣德以降，宗室婚姻制度渐趋严格，影响明初政局六十余年的朱徐常郭婚姻集团也淡出了历史。

都水司是明代工部四清吏司之一，主要负责管理河渠水利、桥梁道路及织造、器皿等上供物资，其下辖机构分为内署与外署，驻扎于地方的工部分司官员数量相对更多，以注选或题差的方式选任，分别掌管运河各河段、竹木抽分、漕船修造。万历十五年，都水司郎中周梦旸编成《水部备考》一书，作为官署志书，分类胪列了该司职掌的各项条例和相关纪事，详细记载了漕河、黄河及其他河渠的变迁。万历前期，黄淮河患严重，河道大工屡兴，都水司事务繁重，职掌冗杂，尤其以治河为要务，该书充分体现了黄淮大工的时代特点。因应河道管理及河费开支的需要，水衡外署掌握运河夫役、钱粮的调配，随着运 河疏浚工程的常态化，形成了相对独立、有别于工部中央的经费收支和管理体系。

王国维的治学之路是从哲学到文学再到史学，治史领域则由古史研究转向西北史地学。关于王氏晚年的史学转向，论者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在古史领域大获成功并为世人瞩目之际，王国维晚年史学研究的主题，其实早已悄然预伏。在全力研究殷周史的同时，王国维仍兼顾边疆民族史与地理研究，这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意识，即国史研究不应局限于域内，需要紧密关注周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这得益于其青年时代感染的东洋史学的历史视野。近代西北出土的大批文物及文献资料，强烈地吸引欧洲东方学者、日本东洋史家的目光，使这一区域的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前沿领域。1919年，因为伯希和、沈曾植的启迪，王国维事实上已完成史学转向的心理调整和专业预备。王国维一方面继承清代西北史地学的传统，一方面积极引入欧洲东方学、日本东洋史学的新视野、新材料，推动中国本土史学的现代转型。同时，他借论定沈曾植的治学风格，进而构造自我的思想世界，宣示其追求真实的历史世界与理想的人文世界的学术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