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始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自觉探索和反思。中国的市场化社会转型必然要求从现代性语境中出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时代的需要和新的实践实现自身的观念更新。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社会哲学研究，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兴起和发展的观念基础。政治哲学的兴起拓展并深化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研究，在社会哲学研究的早期确立了“全面的现代化”观念，呼唤着现实性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在新时代，关于民主政治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阐释和建构，深化了对中国式全面现代化的理论研究。继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研究，就要坚持整体性观念，注重对历史传统的研究，开展中西现代化的多层次比较研究。

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中国式现代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抵御风险危机的过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然而，学界较少从“韧性”的角度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风险危机管理问题。质言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激活诸如公共性、全态性、共同体性、动态过程性等“韧性”要素，并通过激活传统治理因素、推进动态循环、生发生活性秩序、集聚伦理向心力等机制，逐渐形成一种从社会内部主动适应风险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模式。坚持深入研究基层社会治理中韧性的具体作用机制和动态过程，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伴随现代性之进程，文化与文明在时代转型中与传统发生了断裂。在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眼中，断裂所以发生，源于现代性“脱域”机制日积月累的影响。现代文明建设非直接引发断裂，它先导生脱域，继而影响文化与文明走向。这一社会学问题所以被关联至诗“学”领域，并将诗歌与诗教话题重新拎起，乃源于其“反脱域”机制在修复与疗治此“断裂”时所可能发挥的积极性与建设性的价值。换言之，在疗治现代性所导致的文化与文明断裂问题上，作为对吉登斯理论的反向演绎，中华诗教的“反脱域”机制在学理上提供了可能性的路径与方案。

围绕着大型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激烈的立法争论和观点对立。争论双方围绕着美国反垄断法的立法目标、原则和理念等展开激烈的争论，焦点在于反垄断立法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美国创新，以及创新源自市场激励机制或者系统性创新网络。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导致新的商品形式、要素资本和生产组织方式出现，对美国现行基于消费者福利的反垄断理论造成前所未有的挑战。拜登政府在接受新布兰代斯学派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将数字平台反垄断视为促进和推动创新的核心步骤，通过持续强化联邦政府的研发资金预算以及反垄断执法强度，试图在国家创新生态体系中扮演引领者和监管者角色，其反垄断斗争矛头直指能够（已经）对数字经济市场秩序产生深刻影响的“关键贸易伙伴”。

美国对非科技援助既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应对全球技术竞争的海外手段。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加强在数字技术、前沿医疗科学和新型农业技术、空间和网络技术等领域对非洲的科技援助。拜登政府在美国对非援助计划中更加突出科技主题，强调技术指导和科技创新；强调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交流，加大科研合作的资金投入；强调科技行业技术标准的制定，争取非洲国家对美国科技规范的认同；强调发挥美国联盟体系的作用，拉拢盟友共同参与对非洲科技援助，搭建技术联盟和多边合作机制。拜登政府利用非洲自身发展对美国科技援助的需求，力图建立在非洲地区的科技垄断提高自己的经济收益，维护自身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顶端的优势地位，力求增强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争取在地缘政治竞争中占得先机。然而，拜登政府对非科技援助附带一定的政治条件，并非真正为了非洲国家的发展，而是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利益为出发点，实际效果甚微。

韩国政党政治具有限定动态多变的特征，“六共”前属非制度性，其后步入轨道，对其研究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韩国的政党制度具有强烈的排斥性，基本为保守主义政党独占，各政党名称及人员结构无论如何变更，均在其左右间转移，能否取得政权，全在于是否通过“统合”克服危机、压制对手。进入 21 世纪韩国进步势力有所上升，但“新右派”崛起引人注意；作为民正党直系的“国民力量”是保守阵营右翼，尹锡悦政府运行一年多后已呈“朝小野大”的执政格局。

社会参与对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至关重要，但国内的社会参与存在政府热衷推动，但民众意愿不强、参与不足的现象。借助理性选择视角和“科尔曼之舟”的分析框架，可以发现个体在进行社会参与的行动选择时，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一系列与中国式现代化有关的机制对这样的理性计算有着情景性的影响，如城市化、工业化、互联网普及等，而“搭便车效应”和“门槛效应”亦会影响作为集体行动层面的社会参与。因此，需对政策实践中的“全民参与”“动员式参与”作进一步思考，亦需注意社会参与可能产生的副作用。

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政策，我国有效消除了绝对贫困，成功实现了全面小康社会。然而，关于精准扶贫政策对中国农村收入差距产生的影响，却存在不同观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若干年份数据，运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方法和双重差分法，深入探究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传导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缩小了农村收入差距，并通过相关稳健性检验；精准扶贫政策产生的“降差”效应是通过激发几个传导机制，如提高贫困农户就业规模、转移收入水平以及人力资本等，从而实现农村收入差距的缩小；异质性分析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高受教育、党员身份以及风险规避户主农户家庭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这一政策对中东西各地区都有显著影响，但以中部地区收入差距缩小效应最为突出。

少数文献已经开始尝试探寻空气污染对创业的研究，不过已有文献大都只是分析了空气污染对创业数量的影响，忽视了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这很可能会低估空气污染对创业的整体影响。基于2003—2017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及2022年的个体调查问卷数据，实证研究了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第一，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越严重，该地区的创业规模越小。第二，人口流失在空气污染与地区创业规模之间起到了中介效应，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会加剧该地区的人口流失程度，进而减小地区创业规模。第三，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个体越偏好风险、拥有的社会资本越多，空气污染对创业规模的影响越小。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大力度整治空气污染，并且出台政策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机会和发展潜力，从而增强对创业者的吸引力，以促进地区创业规模的扩大。创业者应增加自身的创业资源和社会资本积累，从而更好地应对空气污染的不利影响，着力提升创业规模并提高创业成功率。

创新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以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理论和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和创新能力在政府补助与企业高质量创新关系中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市场势力和行业竞争在上述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且行业竞争程度适中和较强的样本中市场势力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大，行业竞争弱的样本中调节效应不显著；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联合申请专利、非国企以及融资约束小的样本中政府补助的高质量创新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基于此，应“因势而异”“因市而异”，对不同市场势力和处于不同市场结构（即竞争程度）的企业进行差异化的补助政策；应“因类而异”地根据专利类型给予不同的补助政策，激发独立型专利的突破性技术创新；应视企业性质和财务状况而异，重点关注民营企业和融资困难的企业；辅以其他扶持政策和监管政策配套实施，以充分发挥政府补助的高质量创新促进效果。

哪吒闹海故事源于宋辽时期佛教“那吒析骨还父析肉还母”与“大圣那吒太子屠龙”的传说。明代，哪吒身份由佛教护法神过渡到道教灵珠子，故事相应呈现出佛道交融的特点。清代，场上改编使哪吒闹海故事的宗教性被逐渐削弱。用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分析，可见哪吒闹海故事主题经历了由宗教至世俗的演变，反映出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佛教故事文学性的增强，以及佛教教理日趋衰微对故事世俗化的推进。

南阳夏饷铺M19出土的“鄂侯作孟姬媵壶”是判断春秋鄂国族姓的重要依据。通过考察两周 异姓媵器资料及出土情况，鄂侯壶为异姓媵的可能性不大，可以认为其铭文真实反映了春秋鄂国为姬姓 的事实，春秋鄂国是西周姞姓鄂国灭亡后异地徙封的“异姓同名”诸侯国。同时，鄂侯壶丰富了媵器返葬 于女子父国墓葬的材料。媵器返葬是春秋时期较常见于南方各国的文化现象，既是出嫁女子与父族联 系紧密的体现，也是当时诸侯国通过婚丧活动强化同盟国关系以发展自身力量的需要。

《南唐书合订》是李清在“南唐承唐”的正统思想指导下，以陆游书为基础，以马令书和野史为辅，经改订之后完成南唐史新著。该书曾遭清廷禁毁，版本一度非常稀少。家族及家庭的影响、遗民心态、李清自身的学术理念与学术素养为该书撰成提供了条件。该书体例严整，内容丰富，考证精详，实际是对清初以前南唐史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对史学知识的普及和清初学风的转换亦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梁方仲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奠基人、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尤以一条鞭法研究著称。他的一条鞭法研究与其学术生涯相始终，从制度与历史两个方面展开；将一条鞭法的文献记载与实际运行相结合，尝试寻找一条鞭法产生和发展的路径，探求其在地方与中央层面推行的复杂样态；建立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一条鞭法研究体系，突出对一条鞭法的社会经济内涵的阐释，主张以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史阐释代替传统的政治制度史论述；充分全面地占有史料，更关注地方志等地方史料。梁方仲研究一条鞭法的路径与方法，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带来新的思考，而且对本土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古罗马的“政制”传统在拜占庭时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它是皇帝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在5—6世纪，囿于罗马传统框架，军队虽然是“政制”的核心要素之一，但在皇位更迭中并无主导地位。然而，在黑暗时代，帝国的生存危机和军区制改革将军队置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心，军区军队频繁干预皇位更迭，成为政制传统的颠覆者。皇权强调回归古罗马传统，重塑军队在政制中的合法捍卫者角色，用政制庇护皇权，从而造就了异化的古罗马传统，这是拜占庭帝国在古罗马政治基础上发展出中古特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