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转变和健康转变的双重作用下，我国已经步入长寿时代。人口健康作为国家战略和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长远且深刻的影响。中国特色人口健康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健康思想和我国传统文化为理论渊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通过对比中美日三国人口和健康转变的特点，发现中国与美日两国在实现人口健康方面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因此，中国特色人口健康的实现路径是充分发挥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在人口健康领域的积极作用，将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作为重要的战略工具，挖掘长寿时代的健康红利，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

超大的老年人口数量、超快提高的老年人口比例与史无前例的老龄社会之风险，是我国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人口国情。应对超老龄社会的大变革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成为构建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使命与学科自觉。反思西方老年学知识建制始终与老年医学相伴发展，聚焦于年龄/衰老/老年人的学理内涵，在学科实践上从未掀起过老龄化社会变革或老年社会福祉大转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老年学在接受、跟随与学习西方老年学的同时，以政策叙事推动自主知识的体系建构。在以新生命政治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目标下，中国老年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社会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的、多层次与跨学科的政策叙事框架，为强国建设与民族复兴贡献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知识生产与中国创新。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属于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机制创新，实质在于对政府与社会主体间责任承担进行合理划分。政府将服务供给任务交由社会主体承担后，自身从服务生产者角色退出并转向担保者、监管者角色。政府责任就从过往进行直接供给的履行责任，转向了督促社会主体所提供服务合格的担保责任。政府担保责任具有坚实的制度基础、深厚的理论依据和有效的实践指导，其在性质上与民事担保责任存在显著差异，也呈现出对行政法属性的背离，从而具备了社会法属性。基于保障老年人权利和社会公益充分实现之目的，政府应担保居家养老服务价格可接受、供给不中断、市场竞争有序、质量符合标准、普惠均等实现。未来可通过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改进政府治理能力、健全监督管理形式等措施，来推动政府担保责任有序实现。

在20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解读最为激进，其核心论点是重视马克思早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贬抑其后期的《资本论》，并最终使反资本主义从马克思所规划的一项现实运动过程倒退为某种纯粹的乌托邦想象。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解读无疑严重曲解了马克思的本意，但他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持续反思却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理论效应。在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研究相对沉寂的今天，就马尔库塞的解读作出必要的回应和辩驳，将有助于我们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一以贯之的有机整体。

萨特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可超越的，其辩证法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这种哲学的“亲近”。为此，重新阐释萨特辩证法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将有利于澄清这种“亲近”关系。萨特辩证法可以通过物质、对象和超越性这三个概念来加以重构，并据此说明萨特关于超越性的含义、物质与超越性的关系以及物质与对象的实在关联方式这三个问题。但是，萨特和马克思哲学在辩证法的整体化方向、物质概念的基础、对物质超越性的理解以及物质与对象的关联方式上存在着重要区分。萨特对马克思哲学的“亲近”其实蕴藏着真正的界限。这种“偏离”或者“误读”主要根源于萨特“实践”概念的虚弱及其对辩证法范围的窄化。

萱草又叫宜男草，也叫忘忧草，还被称作母亲草。在先秦语境中，萱草只有忘忧作用，象征着女性对意中男子的不忘之情。魏晋时期生成的“萱草宜男”话语，是人们利用“女歧生九子”的传说附会而成，其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意味。魏晋文人士子撰写《宜男花赋》之类的文字，把宜男草比作理想的女性，并暗示其有促使夫妻好合、多生贵子的功效。妇女们则在迎合父权需求的同时，巧妙利用“萱草宜男”话语，使佩戴萱草花增加个人性魅力的行为正当化。“萱草宜男”话语的生成及其文化内涵，一方面凸显了父权社会性别制度对女性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表明魏晋时期妇女并非一味地顺从父权的控制，在有限的空间内，她们有可能利用父权制的文化需求，使自己“非礼”的行为合礼化，以利于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存状态。

中国古代社会中，女性“多言”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之禁忌。此种礼教社会语境下，女子被认为当以沉默为美德，逞口舌之利的“言说”会给婚姻带来不利，因而女性的自我表达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宋元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塑造了市井家庭日常生活中一个聪明能干却因“快嘴”多言、反抗礼教而被休离的新嫁娘李翠莲，成为泼辣女性典型形象之滥觞，言说着的女性主体由此构成了此类形象的特征。其后又有许多历时性跨文本如宝卷、弹词、白话小说、现代小说、戏曲、曲艺等，以变形、转型、反转、重组与新生等不同的衍变方式，丰富着李翠莲形象的文学与文化内涵。

“中国风”绘本作为原创绘本里异军突起的一支，因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学经典更为道地的理解与重述获得了童书消费者的较高认可度。在以重述经典见长的“中国风”绘本中，作为文本重要维度之一的性别书写，整体而言仍然沿袭了传统脚本、文类的性别话语惯习。但近五六年来，“中国风”绘本内部一种标志性的“创新”重述就体现在“性别”这一牵涉最广的身份分划及其叙事中。其主要表现为民间童话重述脚本中颇具“性别翻转”意味的、具有强力量的女性主导者新传奇的缔造，以及文人经典重述脚本中女性视角、呈现女性欲望故事的生发和“超性别/双性同体”文本的增多。这些变化为当代文学性别叙事和“中国经典”的重述拓展了新的思维和疆域，为性别平等叙事增添了新的可能。

在工商业与人权语境中，“多利益相关方”具有整合知识资源的功能。参与各方应秉持互惠原则，贡献知识以评估人权风险，并回应利益相关方的合理诉求。将“多利益相关方”等同于“公众参与”的论点没有注意到“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者不是一般公众，他们与所涉议题应有直接利益关系，并有能力贡献社区知识，理解产业诉求。这种解释方式符合风险社会中社会理性与科学理性的互动规律，体现商业向善的理念，遵循权利义务相统一的法理。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将“多利益相关方”与“多边主义”对立的论点没有观察到“多利益相关方”的内在张力，即“多利益相关方”内部的权力差异与冲突使之依赖国家公权力的制度供给。我国可以在国内立法中申明“多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在国际上倡导主权国家支持下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提高我国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话语权。

政府创新是政府发展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相较于从制度变迁理论的新旧体制转换视角对政府创新做出的经典解释，政府过程理论的“偏离”假设，为从政府在现实与法理的“摆动”中寻求体制机制创新的解释提供可能，丰富了其存在的理论必然性与现实必要性。现实政府往往在适度、过度以及多重“偏离”所形成的合力中实现发展。但从制度的“路径依赖”看，法律和现存制度并不具有使那种正向“偏离”合法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想将其——至少是高效地将其纳入现有的法律和制度，需要进行有目的性的政府干预。而体制机制创新正是最为典型的干预手段之一。中国政府职责体系的优化路径，能够典型地反映清单制度作为体制机制创新对“偏离”现象发挥的关键作用，揭示其功能实现的基本逻辑。这对于政府创新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

中唐前期浙东唐诗之路有一些独有的特点，不少文人因避乱或漫游而来浙东，寓居浙东的文人也很多，宦游浙东的文人中，也有不少在任所之外漫游。中唐前期 50年间浙东诗人总数几乎与初盛唐138年相当，留下浙东诗的总数，则超过初盛唐138年的总和。写有浙东诗的诗人中，曾游浙东占绝大多数，也远远超过初盛唐。究其原因，与地理位置和山水以及经济发展和交通有关。但是更吸引文人的，则是浙东自东晋以来形成的文化氛围，特别是名士文化氛围。同样的刚刚经历战乱，同样的避乱南奔和文化南移，很容易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形成新的名士文化，吸引大量文人来游。

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体现出乾嘉时期藏书家对通俗小说的阅读生态。围绕在《阅红楼梦随笔》周边的早期读者多系周春同乡亲戚、学友，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通俗小说阅读、品鉴群体。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周春将治经、治史之法折射入小说，形成其独特的索隐范式。而同乡学友间的交流与书籍传播，使浙西成为《红楼梦》阅读、研究的重镇，索隐方法蔚然成“派”。透过考察其索隐方法、观念之来源，辨析其治学理念之得失、文学思想之倾向，可以进一步挖掘本时期藏书家、考据学家对通俗小说的阅读、研究方式，以及通俗小说对本时期学术、文学诸核心问题的影响。

依据现实数据，收入不平等与贸易利益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在异质性企业框架基础上引入消费者异质性，以探讨在人均收入水平给定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对贸易利益的影响。模型中，消费者异质性通过收入与价格弹性的负相关关系，影响加权平均替代弹性，进而通过市场竞争强度这一渠道，最终影响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效应。在理论模型基础上，通过进一步运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1）考虑消费者异质性的贸易利益估算结果与同质性消费者模型相比存在显著差异。（2）在出口固定成本较高的情况下，较高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削弱可变贸易成本降低带来的福利效应。（3）人均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产生对冲作用。本研究可为我国在当前阶段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福利效应，进而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员工韧性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优势和应对不确定性的核心能力。基于对中国差序氛围下师徒关系提升Z世代员工韧性内在机理的探讨，构建并验证一个跨层次的研究模型，通过256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下师徒关系的情感纽带能够激发徒弟心理可得性进而正向促进员工韧性；组织差序氛围不仅正向强化师徒关系与徒弟心理可得性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心理可得性在师徒关系和员工韧性之间发挥的效应产生促进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如何通过激活师徒关系提高员工韧性具有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1429年，在朝鲜多年陈请下，明廷免除朝鲜的金银岁贡，为了避嫌，朝鲜从此在国内禁用白银，而以楮布为主要流通货币。1592年，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明廷迅速赐给朝鲜两万两白银，宣祖当即赐给身边人员，人人有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白银是朝鲜国王给朝臣的赏赐，并非军饷，亦非货币。在跟明、日交往时，常需用白银，战争期间更是必不可少。明大军开赴朝鲜，带来大量白银，对朝鲜产生巨大影响。为了确保朝鲜白银的来源，宋应昌等极力鼓动朝鲜开采银矿，发现了端川等多处银矿，1594年以后，每年都能开采一些白银，宣祖终于解除白银禁令，朝鲜各地渐渐接受白银为货币。尽管历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朝鲜最终融入了东亚白银世界之中。

《夙兴夜寐箴》是宋代陈柏撰写的关于读书、治学和修身养性之箴言，元、明、清时期，被视作学规或养生之方。该书在朝鲜王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性理学者卢守慎、李滉和李珥的推崇，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其作为修“圣学”的重要实践方法。英祖时期，《夙兴夜寐箴》被用于经筵和世子教育，英祖君臣借此阐明修身、相处之道。与元、明、清不同，此书在朝鲜王朝经历了从“箴言”到修“圣学”之方的转变，既与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有关，也与朝鲜王朝独特的政治、文化有关。

20世纪初，欧洲近代考古学随着列强派往中国的考察队传入中国。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机构开始独立自主地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国现代考古学正式诞生。在中国考古学诞生的过程中，商务印书馆作为出版机构，不仅出版中国传统金石学著作，同时翻译出版了欧洲及日本的包括考古学理论、考古方法论、考古成果等的考古学著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设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