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的展开蕴蓄着实现不同社会图景的内在线索。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为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美好社会”奠定了基础。基于此，有必要对新时代美好社会的主要依据、核心意旨与合理边界进行相应规定与学理性阐释。美好社会的主要依据在于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奋斗主题，表征了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历史任务，凝聚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共识。美好社会的核心意旨是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奠基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在共同富裕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社会，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美好社会的合理边界在于其不是社会主要矛盾消失的社会，不是平均主义社会，在根本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文明是考察人类发展历史进程的基本视角和路径，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别是通过社会实践方式的不同得以表征的。作为一次伟大的“术语革命”，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文明层面深刻而创新性的概括，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所结出的文明之果，有着深厚的革命、改革和建设的社会实践基础。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了中华传统文化，是立足于中国土壤的中华文明；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传统社会主义道路的继承和发展，是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它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创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现代化模式。借助于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它既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高度的合和智慧和文化底蕴，又并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单一目标，而是融入民族精神的世界性转向，为现今世界秩序的有序治理提供了包容性智慧。

发展经济和提升民众福利水平，是现代国家维系其合法性的重要基石，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来源之一。基于CSS 2021调查数据，可以从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两条路径探讨收入变化对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绝对收入与国家认同呈非线性关系，即绝对收入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国家认同，这一效应在低收入群体中更为明显；第二，客观收入差距对国家认同具有负向影响，但在绝对收入和国家认同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客观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绝对收入对国家认同的促进效应就越强；第三，主观分配公平感在绝对收入和国家认同之间发挥中介效应，高收入群体因为主观分配公平感更强而具有更高的国家认同。这些发现为提升国家认同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参考。

中国的儿童福利研究已经成为一个与实践紧密关联、由多学科参与的研究领域。作为历史性社会行动领域的儿童福利包含制度实践、政策行动、观念文化三个维度，主要关注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历史变迁、当代建构和制度环境中的儿童福利实践，由发达国家的社会背景、政策经验和国际社会政策学术脉络、中国国内社会现实和政策语境共同塑造的儿童照顾、儿童保护、儿童贫困三个主要方向的学术议题，以及儿童福利的制度构建和服务落地相关的价值理念、文化观念。研究者需要对该领域的学术活动同国际和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及相关政策语境之间的联系具备自反性的认识，在此种学术自反性的基础上积极与更广泛的社会现实和学术脉络进行对话，推动跨学科合作研究并推进基础理论研究。

与机械复制时代的表面形象复制不同，人工智能通过模拟人类的艺术机制来生成艺术品。模拟包括仿真、仿生和虚拟三个层面。人工智能已经成为艺术生成的“代理”式主体，迫使我们打破艺术的“人类中心主义”。与机械复制艺术不同，人工智能艺术是内禀的，可以再造灵晕和情感。人工智能艺术会带来三重挑战：1.替代问题：人工智能会在智力和社会层面部分替代艺术工作者；2.信任问题：真假判断是人工智能艺术的基础判断；3.虚拟问题：智能科技可能会模拟生成一个虚拟社会。人工智能艺术可以成为智能技术应用的实验。人工智能模拟时代产生一种控制辩证法，人们要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可控和不可控因素。想要解决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悖论，需要将人工智能技术上升为艺术，用艺术来引导技术的发展。

笑的发生机制应当是一个包括导致笑的对象、领会和情绪反应等多个环节的整体。已有的几种主要理论首先都是着眼于这个机制的某一环节的某种单一特征，导致其解释的原因往往缺乏逻辑的充分性和必要性；其次它们都未能确立领会在这一机制中的基础地位，其解释是经验性的。为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即“问题—解决”模式。它一方面以喜剧为范例阐明了笑的完整发生机制的每一环节的特点及其在这一机制中的作用，并由此对上述理论进行整合，故具有更充分的解释力。另一方面它表明喜剧性的领会才是笑的根本原因，阐明了领会规定情绪并最终导致笑的客观表现的逻辑，并且表明这种领会的特点在于通过一种出乎意料的问题解决方式使领会者对于对象的态度突然从敬重转化为蔑视；它由此不仅阐明了笑的先验根据，而且得以更深刻地认识笑和喜剧的存在论意义。

《管子》思想丰富、包揽各家，是研究先秦文化乃至中华思想文化的重要典籍，而“同构”的思维形式在《管子》相关的推理与论证实践中有着鲜明的表现，不仅表现为中国古人从自身经验外获得新知识的重要认知方式，还展现为一种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文化环境中颇具说服力的论证方式。“心君同构”推理从古人对“君”之于政治的核心意义的认知出发，通过在已有的知识库中搜寻同样位于所在领域“核心”地位的“心”，然后利用“君”与“心”的相似结构推知“心”的权威地位同样能够适用于“君”，即是从“心”为君主的权威性地位证明以及通过这种证明为《管子》作者的治国理念提供合理性的说明。

本文使用几何平均的方式引入标准生产力矩阵与合成机会成本概念，将基于比较优势原理的广义价值论两部门分工交换模型扩展为多部门模型，在坚持比较利益率均等原则的基础上，给出了多部门模型下相对生产力系数、平均比较生产力、均衡交换比率、产品价值等概念的表达式，证明了当部门数量从两个变为多个时，多部门模型的相对生产力系数、均衡交换比例、平均比较利益率等变量的表达式与两部门广义价值论模型是一致的，是两部门广义价值论模型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扩展。

基于2011—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与其贷款银行的配对样本，考察银行金融科技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金融科技显著促进了企业新增投资，提高了投资不足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未能提高投资过度企业的投资效率。从影响机制来看，一是银行金融科技提高了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企业的融资便利性，即降低了信贷成本和准入门槛。二是银行金融科技对债权治理的作用具有部分有效性，降低了投资不足企业的代理成本和盈余管理，但未对投资过度企业形成有效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面临较大的融资困境、较好的外部数字基础设施与较高的市场和媒体关注度时，银行金融科技对投资的促进作用越明显。研究为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为政策制定者、银行和企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中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对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经济主体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2008—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地级市政府债务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讨论了地方政府债务对企业价格加成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债务显著降低了企业的价格加成。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融资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增加是地方政府债务抑制企业价格加成的重要传导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规模较小、信息不对称程度高、成本节约能力较弱的企业受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对其价格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显著提高了地区内企业价格加成的离散度，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文学价值主要体现在文艺美学和政治美学的两个层面：前者是作家在文本形式上对既有文学书写传统的继承与创新；后者是作家基于文本对人类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所做的文学反思。在创作实践中，石黑一雄既摒弃了“唯美主义”的美学原则，又体现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原则，其小说在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学双重语境下另辟蹊径，以“世界作家”的姿态面对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以记忆书写作为主要叙事策略，将个人记忆升华为集体记忆和国家记忆，使其小说在新颖的创作形式与深刻的内涵之间达成一致，为当代文学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的引领性作用。

由文字构成的借喻性文学地图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表征，具有锚定和具体化等社会表征的运行机制，在被构建的“真实性”的保护下隐秘地为权力话语服务，参与空间秩序生产。通过分析马克·吐温在《马克·吐温夏威夷来信》等早期游记作品中绘制的文学地图，可以剥去这层“真实性”外衣，揭示作为社会表征的文学地图如何对他者、民族身份和国家空间发挥建构作用，并揭示吐温的夏威夷文学地图如何为美国之后占领和吞并夏威夷群岛奠定了话语基础。

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论与经验材料之间进行对话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寻求评估和发展理论。不同理论代表着不同的知识视角。比较政治学本质上是本体论的，却常常因其方法（论）特征而被当作一个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知识领域。充分和有效的经验知识积累是比较政治学学科认知效力的基础，而严谨的知识生产需要严谨的科学方法。在“方法至上”的研究氛围中，理论概括的普遍性和方法的持续改进日益受到重视，而“满足经验分析的要求”这一学科基本标准却被忽略了，进而导致研究实质性经验信息的稀释和现实政治相关性的削弱。作为一门折中的学科，比较政治学研究需要关注案例（描述性与非描述性经验信息）、理论与方法的均衡。在学科科学化与学科人文传统的持续张力中，比较政治学的魅力就是让人们看见森林，也看见树木。

以往学界很少关注刑法因果关系的基本问题，从而导致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理解存在整体性的偏差。刑法因果关系的基本问题由刑法因果关系的适用范围、司法功能、学说使命、判断模式、成立标准五个问题组成。从罪名类型的角度看，所有在犯罪成立条件或量刑条件中包含实害结果的罪名都需要考察刑法因果关系；从案件类型的角度看，有且只有那些发生了实害结果的案件才需要考察刑法因果关系。刑法因果关系既可能影响定罪，也可能影响量刑，其司法功能具体体现为六种不同的情形。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学说的使命是为刑法因果关系三段论模型确定大前提的内容，即为刑法因果关系设置妥当的成立标准，而非查明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事实关联。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当采用“先归因后归责”模式，这种模式能够兼顾刑法因果关系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可以避免将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混为一谈。刑法因果关系的成立标准是多元的。更为确切地说，结果归因的成立标准是一元的，而结果归责的成立标准是多元的。

明代浙江祠祭祖先的形式可以分为庵观附祭与墓祠、家祠、宗祠三种形式。明前期墓祭有墓庵、墓亭、墓祠，士大夫予以肯定。家祠通常祭祀近祖，或有祭祀始迁祖，有违儒家礼制，士大夫也给予认可。家祠事例见于温州府、处州府、金华府、湖州府。明中叶绍兴山阴陈氏创祠堂，置祭田，祭祀父祖。金华府义乌陈氏设立祠堂牌位引起关注。明后期浙江温州祠堂仍在继续设置。温州府乐清县李氏、高氏设置大宗祠。金华府东阳许氏祠堂由地方名人专祠转化为族人宗祠，绍兴府余姚吕氏也有始祖祠，由家祠演变为宗祠。吕氏设置祭田，由族众捐置，三房轮流办理祭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