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不是现代化的属性，而只是西方现代化的特性。若将现代性视为现代化的属性，自然也会将其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属性。但不论是从马克思还是从韦伯的视角看，现代性都与资本主义精神密切关联，且表现出占有性、利己性、功利性以及与传统的界分等特性。因而，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现代性，那无异于是说中国式现代化也含有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所批判的“现代性”及其表现，但这明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相悖。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承载了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的结合与创造性生成，不仅蕴含对现代性的超越，也远非对现代性的超 越所能涵盖；不仅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借鉴、汲取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当然还包括对现代性积极成果的借鉴与批判性吸收。但中国式现代化终归不是以现代性为属性，也不是以对其超越为旨归。毕竟，中国式现代化有着更为广袤的天地和发展前景。

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原创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准确把握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视角。中国式现代化史视域为深化该视角下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衔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研究范畴的框架。在中国式现代化史视野中，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现代形态转型于世界现代化、重塑于中国现代化、升华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构历程中；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实践表征主要体现在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独立自主精神、巩固中国式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本质、增进中国式现代化“普遍性”自信等方面。

新时代社会工作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对其专业职能的多维呈现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工作理论在应对新兴议题时日益凸显解释力与实践力的局限。立足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脉络与治理语境，新时期“服务+治理”双重使命下的社会工作职责可系统整合为五个关键职能维度：人群帮扶的专业作为、基层治理的专业参与、区域服务的专业嵌入、志愿服务的专业优化、党建引领的专业助力。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情境中，社会工作理论的创新发展亟须回应一个根本命题：社会工作如 何在“服务”与“治理”双重实践中实现价值契合与行动统一？唯有清晰解答这一问题，方能推动社会工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肩负新使命、彰显新作为。理论的建构必须兼顾历史纵深与现实需求，统筹全 球视野与本土根基，以“立足文化、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广阔格局，打造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自主知识体系。基于“服务”与“治理”互构共生的实践逻辑，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自主发展可从三重路径推进：其一，立足历史视角，发展具有历史厚度的自觉理论；其二，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建构富有 文化根基的自觉理论；其三，系统提炼新时代社会工作实践成果，创新体现实践导向的自觉理论。

近年来，跨村联合成为应对跨域公共事务、推动乡村整体发展的重要模式。然而，既有的以行政村为尺度的产权和治理单位设置，致使其在实践中普遍面临组织壁垒、利益松散和责任模糊的碎片化困境。基于对C县“乡村振兴联合体”的案例剖析、研究，发现政治统合、利益整合和制度耦合共同构成 推动跨村联合有效运作的内在机制。该机制在不改变原有集体产权和行政隶属关系的前提下，实现联 合体层面的产权和治理单位的重构，进而塑造出整体性组织观念、紧密性利益结构以及相容性责任导 向。研究进一步拓展了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对称性理论，并深化了对跨村联合的理论阐释，为新时期更 好地推进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更具创新性、灵活性 的经验参考。

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中国式养老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智能养老正经历由“技治主义” “管理主义”向“技术−人文”协同的理论转向。基于技术社会学与老龄社会治理框架，算法作为智能养老 的核心驱动力，其风险内涵已超越技术层面，呈现涵盖算法本身、算法应用与算法治理的“大算法风险框架”。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与智能化技术跃迁相交织的特殊国情，需确立人民性、智能化、普惠性与共生 性原则，通过制度规范、技术重构、主体参与和情境嵌入的协同赋能路径，推动人工智能与中国式养老从机械组合走向有机融合，构建兼具技术先进性与文化适应性的老龄社会治理体系。

神话“木姐珠”是羌族口头文学的代表作。研究“木姐珠”神话有三大话题当注意，这就是羌历新年、神话母题和尔玛风俗。从性别研究切入该神话及相关事象，其中蕴含的女祖崇拜、女神救难、人神 之恋、婚姻制度转换、性别话语变奏等问题皆值得重视。

“五四”前后新的空间场域孕育了第一代女作家的写作，空间流动不仅是她们的切身经验，同 时流动性体验也参与建构了她们写作中的情感表达。在公园、会所等现代性空间和火车、旅馆等流动性空间中，“五四”女性写作所建构的情感话语呈现出异质、多元、含混的特质。空间流动给现代女性情感 主体的觉醒和生长，提供了历史契机，但也面临了跨越空间边界的历史限度。情感话语的背后隐含了一 个时代的精神镜像与情感结构，而在多元的情感话语与含混拼接的情感地图背后，个人的身份认同、现代主体的建构、浪漫爱情的想象等遭遇到空间权力、性别政治等的潜在规约。

一个多世纪以来，清代财税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既包括了20世纪初“新史 学”出现以后利用新理论、新方法的研究成果，也包括晚清“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时人的思考和识见。近150年的清代财税史研究，成果众多，特别值得注意的：一是晚清有关人士的论说；二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开创性研究；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财税问题，涉及国计民生，某些现实问题的凸显和对现实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研究热点的形成和重要成果的出现。同时，清代财税史研究也存在若干不足，需要相关学者的进一步努力。

有效管控企业经营风险，是实体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金融资源对于企业稳健发展至关重要，但若金融活动脱离实体经济则会显著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国家产融合作试点城市政策旨在探索破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结构性梗阻的新模式，通过制度性安排引导金融资源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本文首先厘清了产融合作政策“三级联动”与“三方协同”机制的运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 了产融合作政策如何通过信息协同、资源赋能、治理优化与创新驱动四重机制缓释企业经营风险。然后，本文进一步讨论了试点政策退出后政策效应的持续性问题。最后，本文利用我国2005—2022年上市企业数据检验了产融合作政策的企业经营风险缓释效应及政策效应的持续性。该研究为进一步优化产融合作政策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为数字技术驱动的新型货币形态，央行数字货币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整合数据资源，可以实现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央行数字货币也面临着技术迭代加速与制度供给滞后的矛盾，其衍生的金融脱媒、隐私安全等风险本质上是生产关系调整滞后于生产力变革的映射。基于此，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部门须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有效的治理设计，建立适配数字生态的新型金融治理制度。央行数字货币的治理应从技术、制度和国际合作三个维度展开。在技术层面，各国央行与标准制定机构需制定统一的国际标准，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在制度层面，各国立法部门须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框架，以确保数字货币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在国际合作层面，各参与央行推动跨境支付协作并构建全球数字货币治理框架，以应对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跨境风险和监管挑战。

企业绿色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路径，央行创新型货币政策是引导其发展的重要工具。本文以2018年6月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范围为准自然实验，以2013—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央行创新型货币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央行创新型货币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第二，央行创新型货币政策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研发投入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第三，央行创新型货币政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在政策冲击前银企关联度高、非高科技、声誉价值低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鉴于此，本文为疏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绿色发展渠道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政策启示

案件事实与刑法文本规范之间的关系决定了行政犯案件裁判规范的证成模式。对于案件事实与刑法文本规范完全匹配或完全不匹配的行政犯案件，通过以刑法文本规范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的演绎推理即可证成裁判规范。图尔敏论证理论中数据与结论的简单关系模型，能够对演绎推理的证成模式予以图示化呈现。对于案件事实与刑法文本规范基本匹配或部分匹配的行政犯案件，演绎推理的证成模式符合形式合法性要求，但由于其无法容纳非正式法源而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不具备实质合理性。通过应用图尔敏论证理论中数据与结论的复杂关系模型，可以将演绎推理的证成模式转化为内部证成，并且在不改变内部证成结构的前提下引入伦理道德、公共政策、行政惯例和技术标准等非正式法源进行外部证成，最终系统化建构兼具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行政犯裁判规范证成模型。

我国刑法在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过程中暴露出保护法益范围过窄、规范本体忽视特殊保护以及司法认定形式化三类问题。个人法益立场与周延保护理念相矛盾，消极刑事立法与积极主义刑法理念相龃龉，既有解释倾向与实质解释理念相背离，这些是问题根源所在。依托教义学阐释与规范修订，我国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刑法保护理念可以得到纠正回应。第一，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的法益解释为包含个人信息权益与公共利益和秩序安全的复合法益；第二，修订司法解释中的相关条款以凸显对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特殊保护；第三，构建以“人之生物特征”为核心、“识别验证能力”为辅助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实质认定标准。

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的诗词结社和雅集活动非常频繁且活跃。其诗词雅集活动的举行与中华传统节日尤其密切相关。从中华传统节日的角度探寻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的诗词雅集活动是一个新颖而独特的学术视角。从发生动因来看，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的诗词雅集活动受到了中国古代文人节日雅集传统和民俗文化传统的影响，导致其在换元改历以后仍遵守旧历，将丰富多样的中华传统节日作为诗词雅集的活动主题。大体而言，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诗词雅集的节日类型可以分为三种，即重要的传统佳节、常见的岁时节气，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消夏消寒。总体上看，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诗词雅集中对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学书写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奇异的文化场域和情感场域，其中寄寓了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的复杂情思，既有乐天知命的无奈，又有文化守成的执着。时过境迁，如果剥离其落后的政治外衣，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化立场上看，民初上海清遗民群体的诗词雅集活动对于中华传统节日和民俗文化的珍视，尤其值得今人重视和借鉴。

李涵秋的小说以表现清末民初新旧转换期伦理道德的失范和冲突见长。清末民初，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伦理原则体系开始失效，不再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和引导作用，这便导致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失控、失序和混乱。而李涵秋就恰恰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从总体性上陷入失范、抵触的时代，他以一种守旧而又不排斥变革的方式对这个时代进行了独立的回应，这使其在思想和艺术重要性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广陵潮》具有一种“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立场，这恰恰是其区别于“五四”新小说的独特之处，由此也就获得了一种涵盖全局的眼光和余裕。《广陵潮》中的伦理叙事主要涉及伦理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对于伦理道德而言，重要的是新旧还是真伪，是当时新派和旧派人物的一大分歧，实则两者并非完全对立的关系，“连续性”确保道德作为社会粘合剂的功能，“断裂性”则推动道德适应社会变革，满足时代的需要，两者具有互补性，共同构成了现代性情境下道德演进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