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核心动力，技术进步在推动社会生产力跃升的同时，其伦理风险亦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凸显。机器作为劳动资料的物化形态，本质上是人类知识力量的延伸，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其技术属性被资本逻辑扭曲。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劳动异化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全面渗透，形成数据拜物教、算法统治等新型异化形态，其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对技术本质的遮蔽。新时代中国基于马克思机器思想重构技术发展的价值坐标，将技术创新纳入“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框架，使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的解放与社会公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表明，坚持技术进步与人的解放相统一，既能规避资本宰制下的伦理风险，又能通过技术赋能更好地推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全球技术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数字社会主义是西方左翼学者基于对数字化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特征的认识而提出的社会主义变革方案，既包含着对数字时代生产力变化及其深远影响的认识，也包含着对一定范围内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诉求。一方面，数字社会主义敏锐地捕捉到数据要素的社会化本质与数字生产力的解放潜能，在生产协作、平台治理、数据公有化、算法民主化等维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契合了关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与唯物史观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数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认知偏差、对阶级斗争历史作用的弱化、对无产阶级夺取和改造资产阶级国家机器问题的系统性回避，又使其陷入技术乌托邦和经济改良主义的困境。

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研究需要重视对“行为”的研究，哲学发生行为转向，这是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外在促发导致的。西方哲学的逻各斯传统，重视存在（Being）忽视了行为（Doing）的研究，或者将行为限制在伦理领域，忽视了其本体论和超伦理的价值。现代哲学对行为的研究愈发重视，海德格尔特别重视行为的研究，是从语言论转向行为论的关键人物。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的全面替代和全面虚拟化趋势，是促使人们重视行为研究的现实原因。人工智能仅仅是从功能上模拟人类行为的，意味着它无法完全模拟人类的本质行为，特别是诗意行为。中国传统思想对行为非常重视，如“有为−无为”辩证法和“合礼”思想，是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人工智能美学是一个新兴的美学方向，在基础概念和美学系统上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它以此前的人类美学研究为基础，在对照中进行美学领域的拓展。这一拓展以有机体和机器的实质区分为基础分界，有机性与自动性成为新美学的概念基础。人工智能融入创作主体，有机性部分被自动性替代，创作主体转变为人机结合主体，只有摆脱艺术创造来自内在心灵的传统观念，才能找到人工智能创造性的位置。人工智能美学不是去除人的因素，而是指艺术和美学判断存在于使用中，只有使用者才是真正的支配力量，而使用者只能是人，不会是别的，所以人工智能美学从根本上说，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撑，已成为“十五五”时期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升级的关键引擎。人工智能兼具广泛渗透性与动态进化性的通用目的技术属性，从现代化产业体系“实体经济−科技创新−产业链韧性”的三维核心内涵，可以剖析技术嵌入、资本深化与劳动重组的内在赋能机理。当前人工智能赋能进程面临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错配、资本逻辑偏向虚拟经济、制度供给滞后等困境。为此，需构建分层分类赋能体系，通过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新兴产业原生化发展、区域差异化布局破解产业升级瓶颈；优化生产关系与要素配置，健全数据要素市场与产业治理机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强化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安全保障，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

现存宋人《醉翁谈录》两种，内容差异很大，但两者有关联。直接的关联是罗烨《醉翁谈录·花衢记录》七篇全部见于金盈之《醉翁谈录·平康巷陌记》，这些篇目的共同来源主要是唐末孙棨《北里志》。金盈之《平康巷陌记》对《北里志》的文本改造悄然变换了文体，在笔记化的同时具有通俗化的特质，罗烨把文人笔记编入说话艺术资料正由此取径。此外，两种《醉翁谈录》在题材选择上具有广泛的相类性，表现了同一历史文化语境下具有时代特色的话语兴趣，但因编撰者文化立场、编撰目的等差别，两者表现出趣尚风格的差异，文人笔记与说话艺术由此分途。两种《醉翁谈录》之间的文本关联和文体嬗变，是文人笔记通俗化、说话艺术吸收和转化文人笔记的历史见证，从中略见文学史渐变之脉络。

明代章回小说《西洋记》无世代累积的资源，却能以百回之篇幅在短时间内编成，其速成的重要动力即为“赋法”。“赋”有不歌而诵、铺排修辞、文体学三重含义。“赋法”取其综合内涵，是白话小说、变文、子弟书等古代通俗叙事作品的共有形态，其本质是一种知识载体和声音逻辑。以“赋法”为视角，可以探究《西洋记》依傍神谱《增补搜神记》展开的赋法实践，由此理解小说的艺术风格，并重审白话小说的书面化和长篇化历程。

《聊斋志异》以落魄书生与异类或非常态女性的因缘为主题，形成两类性别叙事：“女性拯救”与“悍妇乱家”。这两类题材看似价值倾向相反，却共同指向当时寒士群体依赖外力获得拯救和渴望逃避现实的集体无力感，以及面对自身性别权威被颠覆、社会秩序被挑战时的深层次的心理恐惧。这一心理产生于政治表达空间收缩、上升渠道闭塞、日常生计艰难以及家庭权威失配的多重困境之中。由此，《聊斋志异》成为理解清初中期寒士心态的重要文本之一。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从历史溯源、理论传承与创新及实践演进入手，可系统阐明其思想来源、理论支撑与运行逻辑。新质生产力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为思想根基，同时在形成过程中吸收西方古典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合理成分，并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古代朴素的“力”论认知。新质生产力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经典著作中阐发的“新的生产力”理论，实现了三重跃升：以颠覆性技术创新推动发展范式从量变积累转向创新引领；依托制度优势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被动适配转向制度先行；将数据等新型要素纳入体系，推动生产力结构从要素协同跃升为生态优化。实践层面，其演进遵循理论突破、战略引领、制度落地、实践深化的递进逻辑，蕴含着科技突破引领产业变革、要素升级驱动系统重构、顶层设计指引区域实践并实现全域融合三大规律。新质生产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能，也为发展中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

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持续着冲击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加速了全球权力的重新分配。地区行为体力量对比及相互依赖关系的变化促使地区间主义功能整体趋向务实主义。其中，南北模式中共同价值让位于共同利益，南南模式则进一步聚焦能力建设，提升地区与全球层面的话语权。欧非地区间互动的演变印证了这一趋势：欧盟在横向功能上以能源、数字、关键原材料等具体领域的利益为核心，在纵向关系上以“地区−地区”“地区−国家”多层关系为抓手，平衡其他大国在非影响力，灵活嵌入规范与标准。地区间主义视角下欧盟对非战略的调整，揭示了其对非洲及自身角色的再定位，侧重经济诉求兼顾安全考量，联合非洲地区既实现其“去风险”及战略自主的目的，也重塑符合其政策偏好的世界多极化。未来，欧非地区间关系或继续保持复合地区间主义形式，但也面临欧盟内部分歧加剧、非洲要求实质性平等等挑战。南北和南南地区间合作可在四大全球倡议的框架下，以共同利益校准合作方向，坚持践行多边主义，加快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美国外事机构是以总统为核心，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行政部门、情报机构以及涉外独立机构共同构成的制度网络，是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与执行的重要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外事机构持续调整，逐渐形成以总统为决策中心、跨部门协调配合的运行模式。特朗普再次就任总统后，对美国外事机构实施大规模重组，通过调整组织结构、压缩机构规模并重新配置政策职能，在制度层面重塑美国对外事务的运行模式。这次重组体现在三个维度，分别是国务院内部结构与职能重组、国家安全体系规模与决策机制重组以及涉外独立机构重组。究其背后动因，本质上是美国国家战略手段的重构与战略资源的重新配置，具体原因包括国际竞争加剧与美国战略手段调整、“深层政府”问题与政府财政收缩、特朗普的人格特征与“效忠”需求。美国外事机构的重组不仅改变了原本的组织结构与政策执行机制，也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方式、外交决策体系的运作逻辑以及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全球气候治理背景下，气候政策频繁变动会对投资者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引起跨境资金流动给产业带来冲击，研究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产业的冲击效应和不同产业之间联动关系对设计更加稳定有效的气候政策，促进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投资者预期视角，基于跨境投资渠道，通过TVP-VAR模型探究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气候高风险行业的冲击效应；运用TVP-VAR的动态溢出指数方法研究跨行业下气候政策不确定性与不同行业间的溢出关系。结果表明：第一，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各个气候高风险行业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为负向，直接效应更大。一般状态下，建筑业和制造业受冲击最大；极端状态下，制造业受影响最为剧烈。第二，气候政策不确定性、跨境资金和气候高风险行业之间有较高的联动性，且在样本期间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在极端事件下联动性增强。第三，在行业相互影响下，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对单个行业的冲击具有异质性：一般状态下，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负向溢出水平最高；特定极端状态下，对农、林、牧、渔业的净冲击最大，采矿业对气候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向影响力最强。

在绿色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环境绩效提升与财务绩效约束并存的挑战。基于2010—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本文从绿色创新组织模式视角考察绿色自主创新与绿色协同创新对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协同创新相较于绿色自主创新，更有助于同步提升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机制分析表明，绿色协同创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力资本结构、降低经营风险和促进技术突破提升财务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该效应在小规模、处于成长期和吸收能力较强企业中更为显著。

在农民工返乡就业态势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探究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地点决策的影响至关重要。基于地区数据与2012—2022年六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全面评估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半径的影响。研究发现，家乡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半径，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就业带动效应和预期收入效应，进而缩小农村劳动力就业半径。异质性分析发现，家乡数字经济发展更有助于中东部地区、35岁以下、低收入以及高抚养比农村劳动力就业半径收窄。整体上，本文有助于深层次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就业地点的变迁，为宏观经济理论和政府决策提供坚实的理论与实证基础。

学术界对于清华简《系年》研究较为薄弱，《系年》的内容、主旨、成书年代、作者、文献类别、体例、篇题等存在诸多争议。重新研究得出诸多崭新的认识：《系年》的内容是周厉王以来的政乱和战乱，主旨是吸收历史教训为政治治理提供借鉴。《系年》记事止于楚悼王五年，不载十一年楚大败于晋之事，“晋公止”“魏文侯斯”称谓表明晋烈公在位而魏文侯已卒，其成书年代为晋烈公二十年至二十五年、楚悼王六年至十年（前396—前392）；后来楚人补写了楚悼王的谥号。根据文字特征，《系年》本是晋人所作，后流传至楚地，楚人有所修改。《系年》文献类别属于糅合记事、记言的“春秋”类文献。《系年》体例糅合编年体、纪事本末方法而成专题史著。《系年》暂定篇题不妥，而以《春秋微》或《周厉王以来天下之乱》为宜。《系年》有助于解决学术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提供了周代的天下观，不仅有助于推进周代历史的重构与解读，还有助于推进先秦史学发展的研究，因而具有重大的价值。

商王武丁时期的宗教信仰中存在帝、自然神、祖先神等多个系统，但随着帝的权威和自然神的权能逐渐为祖先神所兼并，异姓先臣亦被移出祀典，王室祖先神发展成晚商时期宗教信仰的核心，商人的信仰体系由此完成了从复杂多元的鬼神信仰向以先王为核心的祖先崇拜的转变。与帝、自然神等抽象神灵不同，祖先与子孙之间具有明确的血缘关系，这种亲缘性使得祖先崇拜超越了单纯的宗教维度，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对人自身价值的认同。在这一基础上，商人的宗教信仰出现了人文转向。在商末，祖先已不能随意降祸赐福，其能动性大为减弱，商人亦不再事事征求祖先意见，甚至在祭祀活动中表现出敷衍之意。伴随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增强，商人关注的焦点逐渐由鬼神之事转移到人的功劳荣耀与休咎吉凶等方面。凡此种种，皆表明中国早期的人文精神在商末已然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