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基本上围绕“精兵简政、转变职能、优化结构、提高效率”的主线。通过对中央机构改革政策文本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政策导向层面,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历经从“被动配合”到“主动作为”的转变,新一轮党政机构改革更是以职能逻辑为主线,呈现出整体性和协同性的特征。受公共价值导向的影响,政府职能的内涵、属性、结构、运作体现了责任、服务、分权、法治的导向;受绩效管理工具导向的影响,机构调整的操作逻辑以基于大部制的整合为主。为巩固改革成果,今后的党政机构改革应兼顾管理和政治两个层面。

在大市场整体监管理念下,中央酝酿成立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是顺应地方政府创新改革、回应理论界呼吁的重大体制突破,在顶层设计上基本解决了横向间政府职能交叉的问题。但从纵向间府际关系视角分析,如何理顺部门间权责关系、建立高效的协调配合机制等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仍无新解。通过构建政府职责系统嵌套的理论分析框架,梳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合并后的职能现状,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大市场监管体制进行纵向职责比较后发现,大市场监管体制的框架形成并不必然带来市场监管体系的制度化、科学化与有序化。为实现该体制的功能绩效,需进行系统横截面的职能聚类、纵向线的职责清理与每一个节点上的职事确认,在保证各个部门权责明晰的基础上,构建具有网络关系的协调机制,从而重构纵向部门之间的职责体系,这种纵向职责的重新匹配与嵌套甚至是改革成功的前提。 

“慢富快老”和“富而过劳”是新时代两步走战略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新国情,有效化解养老风险是顺利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新一轮机构改革的一个主要宗旨是构建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制度安排和组织保障,但在改革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契机的背景下,改变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格局仍面临严峻挑战。要充分释放新政利好就亟需转变发展理念,进一步完善整合性的医疗和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及相应的多层次医疗保险和长期照护保险体系,全面公平分配基本养老公共资源,构建应对人口老龄化新国情的共治体制机制,营造年龄友好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并以法律效力保障政策的贯彻实施,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老年人及其家庭。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政府职责体系构建进行了原则性设计:在逻辑层面突出"职责归类",在内容层面强化"统筹协同",在结构层面明确"府际差异"。在大城市这一场域中,以府际关系为观察视角,在市区关系上,区是城市公共事务管理压力的分担者、而非整体功能的分割者;在区区关系上,重在借助区际合作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在区街关系上,派出机构的属性注定"指挥与服从"贯穿始终。由此可以形成三项基础性认识,其一是不必过分拘泥于关于职责同构的批判,其二是做大做强市辖区的改革理念可能存在偏差,其三是可以考虑以"公共服务供给者"替代"行政级别"作为权责配置依据。未来,应当立足职责归类,重点关注合理确权;立足统筹协同,突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市级政府权威和强化区级政府间伙伴关系意识;立足府际差异,明确不同层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责任。 

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都是史学研究必须利用的最基本的文献。由于来源不同,对历史事件的记载也有所不同。以唐代妇女史资料为例,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关于唐代妇女尤其是姬侍婢妾群体的记载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叙述差异的出现与文本来源和记录者有关,也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所载妇女群体所属的社会分层有关,同时也与她们个体的生活经历和际遇有关。目前的妇女史研究,史料单一和研究手法单一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研究的内容大多停留于复原而难以进入更深更广的层次,尚需要从整合史料和研究手法方面多下功夫。而从整个历史学研究来看,这种现象并不孤立。为了促进历史研究的科学性,采用多元的研究手法、综合多种资源,多方位多角度、客观全面地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是非常必要的。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意识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华文化意识的重要载体与媒介。历届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女作家作品,既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又呈现着中华文化相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文化理念、共有的行为规范,展示了当代多民族文学中不同族群经验和多元文学传统所构成的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为促进民族文化向心力的形成、建设共享现代文化、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意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新时期初年乃指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这一时间段落。"婚变叙事"作为此一时期富有特色的书写类型,显示出多重话语交织、竞争对文学的影响与塑造等特征。其中既有十七年政治话语的延续,也有启蒙复苏情形下个体话语的生长,还包括民间话语对时代主题的通俗演绎。 

以往研究者根据《灯草和尚传》对女性欲望的关注,往往认为这是一部为女性欲望辩护的作品。但鲜少学者注意到:《灯草和尚传》对女性欲望所给予的理解,是以女性缺乏自控能力的观念为基础,明显呈现出贬低女性的倾向。与女性纵欲故事相较,《灯草和尚传》更为关注的是文人节制欲望的能力。通过将女性的性越轨归因为男性的自我放纵,作品不仅赋予男性以自我节制的特权,也将女性贬低为文人品行的反映。作为晚明淫僧故事延长线上的产物,《灯草和尚传》中僧人与文人女性私通的描写,仍然渗透着文人对于控制女性性生活的焦虑,揭示了文人所经历的时代困顿感和挫败感。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所孕育的中共留法群体,对于近现代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察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到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发展转变、内在逻辑可以发现,留法勤工俭学生转向共产主义,是对各种思潮进行理论研究、共同讨论的结果,他们转变立场主要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对自身勤工俭学实践和彼邦社会真相的观察和思考,使他们彻底认识到"社会革命"的必然性;从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到筹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是留法先进分子独立探索建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建党活动的自发性和内生性。 

中共旅欧支部是我党在海外最早建立的党组织之一,其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读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他们对唯物史观、阶级及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知、理解、把握与应用基本上是正确的,推动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特色和创新。中共旅欧支部成员是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较高的一个群体,"学共产主义"是其内部训练、开展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方式,主要通过内部通信及传阅通信集来开展。"学共产主义"的内容主要包括:哲学疑难问题,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法西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前沿问题,中国革命现实问题,个人与"学共产主义"关系等方面。中共旅欧支部"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经验是处理好三对关系:"学共产主义"与"洗涤脑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个人与团体的关系。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方面日本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战的左翼作家自不待言,连奉行自由主义的作家,因其作品内容背离当局国策,也在被警告和禁发之列;另一方面由日本内阁情报部组织作家,开展了一系列配合日本军部全面侵华政策的创作活动。一时间称颂战争、鼓吹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报告文学充斥书刊报纸,"国策"驱使之下的"国策文学"成了侵华战争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态,拿笔杆当枪杆的"笔杆部队"应运而生,成为侵略战争的代言人和吹鼓手。 

日本对于戊戌变法起初鉴于中国改革符合本国利益而多持欢迎、赞同之意,但随着清廷高层人事异动的频发而推测中国政局将变,出现否定戊戌变法前途的论调,其态度亦衍生出冷淡与批判。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基于新旧、帝后、满汉、英俄之争的性质分析采取了救援维新派的政策,而后又基于维新派地位低下、经验欠乏、举措急进等败因解析,认识到急进路线不仅无法推动中国改革以从中牟利,甚至会引起列强干涉从而影响本国安全而转向支持地方督抚的渐进改革。戊戌变法的失败进一步促使日本放弃亚洲主义路线,坚定了"脱亚入欧"瓜分中国的战略,助推了日英同盟的形成。 

提高有效科技供给能力推动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和结构调整,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根本途径。与要素驱动不同,创新驱动发展不仅涉及技术研发,而且涉及市场、组织和制度等因素。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再到规模生产,创新充满不确定性,被喻为"达尔文海"。如何降低不确定性和增加有效科技供给,是创新型国家和城市建设的方向。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表明,培育促进多元创新主体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创新生态系统,是突破创新的"达尔文海"效应和持续提升有效科技供给能力的关键。

创新不仅是教育和研发投入的结果,更是多样化的异质性个体互动下的系统性涌现现象。理解创新涌现的基本框架是"异质性个体-社会系统-制度性特征-创造性决策"交互影响的结构体系。这一视角突破了传统的连续的、线性的、可预测的创新投入产出思维模式和商业逻辑。创新的涌现和扩散,以及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是创新个体互动的结果,同时也受历史性小事件、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创新政策系统在引导和扶持创新活动时,应将创新的复杂性特征纳入考虑,并将政策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资源与其他创新资源进行互联并嵌入到创新活动过程中。 

十九大报告指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新担当离不开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切实履行。为了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必要从经济利益视角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采用我国润灵环球社会责任报告面板数据,对我国不同所有制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尽管承担社会责任导致企业当期价值下降,但是长期来看是增加企业价值的,尤其是非国有控股的一般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著地提高公司价值。同时,规模越小、负债水平越高、盈利水平越高、轻资产行业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越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