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主义认为，多民族或多族群国家内部少数群体的身份和需要往往受到主流群体的忽略、歧视甚至压迫，并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和包容，因此应当给予少数群体以特殊权利，但自由主义对此持否定态度。社群多元文化主义拒斥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优先原则和普遍主义观念，自由多元文化主义在对个体自决和群体权利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上与自由主义存在分歧。各方的不同观点显示出少数群体权利问题的复杂性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柯尔施问题”对于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仍然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在全球化的现代进程中，只有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才能避免它蜕变成依附理论和殖民理论，否则，这不仅不能从理论上，而且不能在实践上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更是无法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消灭哲学”意愿，也就无法把握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表达的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因此，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只有全面理解了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正确性，才能更好地理解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才能正确理解习近平提出打造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城市化思想的深化和方法论的演进是同其哲学发展历程紧密相关的。在不同的文本阶段，马克思先后提出“资本战胜地产”“城市战胜乡村”与“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核心论点，坚持从历史的观点、从城乡之间生产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而从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来揭示现代城市化的本质。城市化是推动人类向现代社会形态变迁的历史环节，农村的社会变革是城市化的内在组成部分。立足于马克思研究城市化的思想及方法论指导，有利于破解中国城市化的路径之争，把问题焦点转移到人的城市化上来，从而确立中国下一阶段城市化的根本方向。

与西方史学相比，历史编纂是中国史学最为优长和最具特色之所在。当前，为了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和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的需要，一项迫切任务是努力撰成系统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对于历史编纂学史与史学史之间的关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辨析：一、历史编纂学史是史学史的分支学科；二、历史编纂学史必须明确自己的研究重点；三、二者研究的内容应当各有侧重。

20世纪以来，编写一部顺应时代需求的通史成为中国史学界的共同追求。通史的读者，按接受意愿、接受能力、群体的稳定性等差异，可分为普通民众、专业学生和专业学者三个不同的群体。根据其不同需要，通史可相应地分为民众型、教材型和学术型三个类别。三种通史在编著的基本原则上是相同的，所区别的主要在形式上，包括语言风格、文体的使用、篇幅的大小、理论与材料等等，都要做出相应的处理，以适应不同群体的需要。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通史读者群体的稳定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史学的社会效益。

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教育部发起了学术作品的评奖活动，参评者既有功成名就的专家学者，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学人，审查专家也多为深孚众望的学界权威。以史学而言，获奖的著述多有独立体系和特殊创建，也有些作品在评审过程中争议颇多。以《〈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为例，评审专家为金毓黻、钱穆、吴稚晖、柳诒徵，在获奖等次的评定中即出现了较大分歧，其审查意见也各有侧重、别具深意。可以说，获奖作品的评定，除了独创性、发明性等规章要求之外，还与评审人的个人脾性、学术品味、治学趋向与学术权威性有关，在史学评奖的背后，更折射出了时代变局与治史趋向的互动关系。

中国现代新考据学派史家傅斯年以现代科学史学观和方法论为依据，对传统历史学和语言学作了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提出了“此虽旧域，其命维新”的学术命题。他指出历史学与语言学密不可分，中国有着将历史学与语言学相结合的悠久历史；传统考据学、特别是清代考据学重视文献考证，主张从语言文字的训诂来研究历史，这种学术传统和方法应当加以继承。然而，传统历史学和语言学又存在诸多缺陷，需要用现代科学史学观和方法加以改造和发展，以建立科学的现代史学与语言学。他借鉴清代考据学以语言学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并结合历史学方法，撰写出中国现代思想史和语言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为中国传统史学和语言学的科学化发展和现代转型做出重要贡献；然而，其理论又有相当的片面性，本质上是唯科学主义的。

20世纪后半页，比较政治学经历了行为主义到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演进。在21世纪初，新制度主义进一步向话语制度主义演进。对于这个演进谱系，与之相对应的学术研究视角则是由微观主义向宏观主义，再向整体主义转向。这个演进谱系有必要进行理论探讨。话语制度主义和整体主义研究视角对转型期的中国也具有诸多借鉴意义。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中国，我们应该对话语与制度的关系进行认真的反思和研究。

自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波谲云诡，人们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莫衷一是。从思维框架的角度看，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思考路径存在三个问题：首先，福山混淆了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这两个思考历史终结问题的不同角度，而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概念框架只能得出人类政治制度终将实现自由精神这样的非经验性、思辨的结论，无关“自由民主制度”的现实表象。其次，从实证角度看，不但唯心主义不适合作为经验实证分析唯一的前提条件，而且“为承认而斗争”人性观机制推不出自由平等的普及，再加上自由等概念的混乱，以及历史终结存在性的必然性和唯一性只是一种认知方式，因而福山的实证推导过程不能成立。再次，福山的“国家能力-法治-向下负责制”三维理论框架缺乏理论逻辑，他只是把一堆精挑细选的事实表象放在他的概念和判断的后面。总之，虽然福山对现实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但是由于他运用思维的表象对现实的表象进行思维，因此他的历史终结论命题不能成立。

自亚里士多德将逻辑学创建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论证就是其主要研究对象。然而，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逻辑学者关于论证研究的内容以及方法的理解不尽相同。20世纪70年代之后，逻辑学一些新理论的兴起，对论证的研究产生了关键的影响，论证理论在逻辑学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而促进当代论证理论的蓬勃发展，各种学说层出不穷。同样，在这些逻辑理论影响下的论证理论也呈现出新的视角和演进方向，其中加拿大学者约翰·伍兹提出的自然化的逻辑展现了论证理论的最新演进方向。

逻辑的本质是推理，易学逻辑是以“一阴一阳之谓道”为“公理”，以“刚柔相推”为方法而展开推理的，其中作为“公理”的阴阳之道有其自然客观基础，按此而进行的易学逻辑推理，包括推理的方法、规则、理论以及推理系统的构建等均要符合自然界阴阳准则及其变化规律，这既是易学逻辑本质的突出表现，也是易学逻辑的基础性问题。易学逻辑的应用，譬如中医的“法阴阳”，天文学中的“阴阳合历”，伦理政治思想中的“象天地而制礼乐”等思想与此密切相关，这也恰是易学逻辑工具性的彰显。

皇家亚洲学会是西方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之一，汉籍典藏丰富。其所藏中国古典小说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多康雍乾嘉时期的刻本或稀见版本，与国内现存版本可互为参照。皇家亚洲学会汉籍目录的编纂和修订，则反映了19世纪欧洲文学体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框范，体现了中西文学观念的差异，具有学术史的研究价值，是考察中国近代文学观念转变的一个重要维度。

寒山、拾得作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喜庆团圆之神——“和合二仙”与《西游记》有过一段“公案”。他们在宋元间泉州傀儡戏《三藏取经》中曾有过一席之地，充当三藏师徒的接引者。遗憾的是，最终他们的故事被百回本写定者舍弃了。探究二者进出“西游”的缘由可知，原本他们最早是取代了另一位“和合仙”万回而与“西游”结缘，但最终又被文殊、普贤二菩萨所取代，脱离了“西游”轨道。他们进入《三藏取经》，进入“西游”系统，是因为民间话语体系的兼容性。只是最终受限于身份标签，他们只能被割爱。这二者的出现与消失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为我们研究《西游记》的演化提供了全新的例证；另一方面他们的出现与泉州东西塔上实物雕像互证，也成为断定“南系”《西游记》——《三藏取经》相关问题的关键证据之一。

宋至明清，福建建阳刊刻了大量的通俗小说，深刻地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建阳作为通俗刻书中心，以通俗化、商业化为目的的坊刻特色也深刻影响到小说的评点形态。评点本作为通俗小说刊刻形态之一，与建阳书坊主的编辑理念、小说文体的发展轨迹、书坊主的理论实践等因素有密切关系，在通俗小说发展中具有一定的价值。

明代通俗章回小说流传初期大多受过当时“社会名流”“缙绅文士”的“印可”推崇，以扩大知名度。这与此类小说由社会上层向下层民间流传的传播路径有关。彼时士人往往在文人雅集、信函往来及个人著述中，通过强调此类小说可比附“经史”典籍、裨益圣教等方式予以主动推崇。“缙绅文士”喜好的原因除小说塑造了不同类型的文本趣味外，更是明代中后期“厌常喜新”士风的流露。这些促使彼时士人以此相“矜夸”“以为奇”及“以送日”，热衷于小说“本事”的索隐，从而影响相关小说的诠解倾向。甚至，出现“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的现象，从而推动明季通俗章回小说创作与接受的双相互动与双重高峰。

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时代的命题和担当。近年来，全球化在危机和逆流中盘桓，中国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一带一路”顺应区域合作需求和国际发展规律，引领全球化新趋势，集中体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旨在以互联互通夯实全球化根基，以独特模式赋予全球化活力，以新型平台完善全球化机制，以文明共融擘画全球化前景——从基础、模式、机制、目标各个方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思想发展为行动，从理论落地到实践。

“一带一路”倡议成果丰硕，但其动机和预期结果也面临诸多质疑。提升国际议程设置能力是切实化解担忧、不解或误解的有效途径，是回应和有限地缓和曲解或阴谋论的有效手段。“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被理解为针对国际发展失衡问题的“中国方案”，其提出、传播和执行的过程便是一个国际议程设置的过程。国际议程设置分析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一个新的解释视角，并因此将相对零散的问题、事件、政策和争论纳入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中，为“一带一路”从国内到国际、从理念到实践、从构想到制度的发展提供较为系统的解释，为化解“一带一路”威胁论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此解释和方法包含国际议程设置的三个相互关联且存在先后顺序的过程：议题形成、议题传播和议题制度化。国际问题的选择和议题的制定决定了可能获得国际共识的程度，有效的国际传播可以更加清晰地阐明动机，获取共识，制度化可以通过建立约束获得更多的信任。

RCEP是构建亚太自由贸易区的重要路径，在有待完成的核心领域谈判中，服务贸易自由化尤为复杂。RCEP各国服务业发展水平及部门竞争力差异显著，在各自实施的FTA中，16个成员采取了不同的服务贸易承诺方式，市场开放范围和程度的差距短期内难以弥合。作为一个诸边协定，RCEP以正面清单方式达成适度水平的服务贸易协定较为可行，但仍需克服许多障碍。

发展有效和更具包容性的金融市场，推动金融服务领域合作是APEC进程中的重要议题。2015年，APEC在《APEC服务竞争路线图》中明确提出金融服务跨境服务的支持，旨在使各成员的金融市场更加融合。然而，目前亚太地区各成员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和竞争力水平存在很大差异，这使得APEC在推动服务合作的进程中面临诸多问题。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金融服务竞争力水平远超其他成员；中国的金融服务竞争力水平因指标不同而差异甚大。APEC在推进金融服务合作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以及发展中成员内部的不平衡性，根据《APEC服务竞争力路线图》及相应实施计划协调合作，通过提高金融服务部门的竞争力，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

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与“交叉任职”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已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新一轮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对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产生了积极的抑制作用。以2013-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就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对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的影响及国有企业级别对此影响的调节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较好地抑制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2）较之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的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能够对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起到更大程度的抑制作用。党组织在参与公司治理并借此抑制国有企业高管隐性腐败的同时，尚须不断优化其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层次与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