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惨烈的大事变延续既久，被迫“左衽”的文化屈辱又创剧痛深；同时，晚明的文化繁荣产生出了一大批文才卓异、思想丰富的作家。因缘际会， “诗史”的文学思想便得到了空前的发育。这个时期，思想方面的领袖，当首推黄宗羲；文坛的领袖人物，无疑是钱谦益与吴伟业。他们的“诗史”观念以及率先垂范的创作实践，都对风靡一时的“存史记事，铺陈为尚”的诗歌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清初“诗史”书写的风潮之所以不过二三十年就骤然消歇了，主要是由于外部与内部因素造成的：随着清王朝统治趋于稳固，社会生活逐渐“常态化”， “史材、史料”随之匮乏；同时文网渐密，更多的人对敏感话题避而远之。另一方面， “诗史”观念的内在矛盾性 — —即“诗贵隐曲，史贵直切”，限制了作家高水平创作的可能；而生硬地“以诗为史”，也给诗歌增加了难以负荷之重。一成风气，免不了鱼龙混杂，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

孟子以“心”言“性”，以“良”界定“心”，这是孟子在心性论上两个层次的创造。前一层意义已被熟知，而后一层意义还有待掘发。在孟子以前， “良”并无规定心性之意义，是孟子首次将它运用到心性论场合，用以界定由“性”而显之“心”的情状。这种界定和“良”的原有语义有一定关联，但孟子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使用。首先， “良”的良善义指明此“心”的“善”的属性；其次，它的首等义（与其本义有关）乃强调此“心”是头等、至大之“心”；再次， “良”的确实义对此“心”在每一人的真实性进行强调和确认。在孟子的多重规定中， “良心”的范畴远比“善心”小。针对“心”的相关表现（“知” “能” “贵”），孟子使用了同样的规定，原因在于此四者皆以“仁义”为实质。因而，孟子在根本上是对“仁义”之“性”作出“良”的肯定，意味着此“性”不仅是善，而且是诸善之首，此等“首善” “确实”存在于“心”。由此来看，孟子的人性论不仅是“性善论”，更是一种“性良论”。

面对认知和表达，人类总是存在着欲说还休和难以沉默的两难与窘境。在西方，有不可言说的言说之“上帝问题”和康德作为认知界限的“物自体”问题。而在东方，有难以界定的佛教中的“空”和中国文化中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含“无”）等概念。这是具有共性意义和价值的世界问题。老子之道，不可言说，但老子“论”道，通过隐喻、象征、疑似性词语和“正言若反”的句式表达，既达到了言道之目的，又给体道者（悟道/践道）指明了方向。有“言说”兼“实践”，这是老子对世界问题的有益探索，特别是其“正言若反”的表达范式，是老子对世界类似问题做尝试性回答的积极贡献。

传统儒家倡导的华夷观念，代表了古代中国人对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认识。在中国古代社会，华夷观念与国家统一的格局密切相关，伴随着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在不同历史时期，华夷观念也有着不同的内涵，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的夷狄大多是生活在作为古代中国主体王朝边境之外的少数民族，近代以后，人们观念上的夷狄有了国际的含义。在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华夷观念对于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华夷观念在本质上带有民族歧视的特征，与现代民族平等观念是相违背的。当代中国人应该抛却传统的华夷观念，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坚持民族平等原则，从而实现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当代发展。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共同构筑的文化共同体。在先秦至清这一历史时空内，基于对“华夷之辨”的积极诠释，得以抟聚各方人心，巩固族群关系，维系国家稳定。受西方“民族国家”话语影响，近人对民族共同体的理解，逐渐偏离中国历史传统的本真面貌。因此，重申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史实，既可追本溯源以正各方视听，亦可对当下民族和融提供历史镜鉴。此外，站位本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主体性立场，与创建中国学术之旨十分切近。

20世纪日本学者关于章学诚的研究，主要有内藤虎次郎《章实斋先生年谱》《章学诚的史学》，冈崎文夫《章学诚的史学大要》，百濑弘的“章学诚传”，冈崎文夫《章学诚－其人和其学》，三田村泰助《章学诚”史学”的立场》，高田淳《关于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河田悌一《清代学术的一个侧面》等，这些成果对章学诚的生平及其学术思想、学术贡献等，做了多方面研究，是章学诚研究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成就。

《大日本史》是日本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正闰皇统，是非人臣”为目标。从日本最早的史书《日本书纪》到《大日本史》编纂的前、后期，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始终存在，且有不同作用。其中“天子授时、定正朔以布臣民”的正统观念一以贯之。 《大日本史》批判《日本书纪》用谶纬理论构建正统的做法，主张以过往历史的完整呈现来辨明“天祖之正统”。在《大日本史》编纂前期，以中国史学传统为圭臬构建日本之国史。到修史后期，为了强化日本“优越的国体”特性，史臣在本纪部分的开篇重新构建了一条天神传承序列，以此说明日本万世一系的成立。 《大日本史》的编纂过程，展现了一个受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书写历史框架，再填入神道元素以建构“皇国”观的受容过程。

拜占庭知识分子身处古典文化传统的氛围，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受到古典文明的熏陶，并自然而然地具有以古典文化为其底蕴的特征。君士坦丁大帝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后，基督教便迅速演变为国教信仰，拜占庭知识分子也因此经历了基督教化的过程，成为拜占庭东正教信仰的主要力量，积极参与帝国教俗文化建设，也必然形成了其重要的特征。拜占庭知识分子作为皇权专制官僚系统的骨干力量，在高效服务皇帝、忠诚服从皇帝的同时，享受着底层人民的劳动成果，这一特征也非常鲜明。

《法律选编》是拜占廷“黑暗时代”最重要的法律文献。在公正理念的指导下，它致力于构建相对平等的家庭成员关系，保护家庭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它致力于构建有序的社会关系，试图规避社会不公正的源头，为平民大众提供安稳的社会环境。 《法律选编》维护平民大众、而非贵族阶层的利益，缔造了一个平民大众的时代，这是其公正理念的最高体现。 《法律选编》的公正理念源于拜占廷“黑暗时代”元老贵族阶层的式微和传统罗马政治理念的回归，是“黑暗时代”的时代之光。

对底层女性的关注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一个持续性叙事点。以阶级/阶层与性别两个范畴之间复杂纠葛作为学理背景，选择丁玲《阿毛姑娘》和21世纪初年底层文学潮流中“打工妹叙事”的几个代表性文本，进行互文性的讨论。不仅可以体知“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底层女性形象的“前世今生”，更探讨了底层女性形象作为一种“他者”形象，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文化权力机制：底层女性的主体位置源自阶级（阶层）、性别、族群、国族、城乡等等多重身份的交叉、协商，因而是复杂、多元的。对其中任何一种身份的过度强调，都必然造成对其他身份的遮蔽，从而将底层女性形象本质化、刻板化。

知名女子教育家吕惠如于清末民初在南京经历了两次女学风潮，境遇迥异：1908年，她与粹敏女学监督彭方傅发生冲突而被排挤出校，多数学生追随吕惠如退学，拥戴她另立江南女子公学继续学业；1919年，她因阻止江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而遭到学生集体反对，最终被迫辞职。这一戏剧性的经历，体现了晚清以来“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之女子教育宗旨的崩裂、女学校内师生地位的变化以及学校与家庭、社会关系的调整。更加重要的是，它标志着女学生主体性的重要新变：她们居于学校的“同侪关系”中，在情感、思想、信仰诸方面都经历着快速成长，再加上民主、解放思潮的启蒙，于“五四”运动中真正淬炼成为“新女性”群体。

伴随“叙事转向”，叙事研究在社会科学领域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正如每一个生命都是性别化的生命，每一个生命故事也都是性别化的故事。叙事对于性别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而如何讲述性别故事则成为问题的关键。在批判人文主义视角下，每个行动者都是讲述生命故事和赋予其意义的主体， “主体建构”在叙事研究中得以彰显。然而，这并不妨碍有限“真实”的抵达，只要能够透过生活经验的表象挖掘其内在意义，并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解。性别故事成为那些融于生活又获得意义的日常点滴与生命轨迹的记录，帮助我们走近性别的真相。在此基础上，性别研究呼唤新的公共叙事，为受压迫和边缘化的人们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

在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过程中，科学的理论终结论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许多人认为传统“理论-驱动”的研究范式将为“数据-驱动”模型所取代。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种思潮既彰显出经验主义借助新技术展开的逻辑可能性，又展现了技术乐观主义对未来科学发展规划的新图景：海量数据使得“预测”成为科学工作的基本重心，而“相关性”则成为其背后的根本依据。随之，科学模型的建构不再必须，而以“演绎”为代表的科学方法论也不再必要。但理论终结论在夸大经验数据独立性的同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在科学实践活动中人类理性维度的意义和价值，理论终结论的得出还为时过早。

延展心灵能否解释意向行为？克莱兰德认为用延展心灵理论解释行动，外部化行为动机，致使延展心灵与标准的行动观念相悖，从而使延展心灵的自主性在形而上学上不可行、在概念上无法识别，更主要的原因是延展心灵对行动的解释不符合戴维森的“动机-因果论”。然而，戴维森的“动机-因果论”也有自身的缺陷，它没有说明意义如何流入行为。对此，可以用动态系统弥补这个缺陷，即自上而下的因果关系重新解释意向行为的“自主控制”。

近些年来，发生在高校与学生之间的纠纷凸显出依法治校的重要性。如何实现学术自由的司法保护、实现学术自由与学生、教师等成员权益的平衡成为高校实现办学自主和优化治理所关注的重要议题。在裁判学生与高校之间纠纷的过程中，美国司法体系形成并延续了“学术遵从”裁判原则，对高校学术性质的决定提供倾斜性保护。通过对美国相关判例的考察，可以发现“学术遵从”原则的产生、发展，以及学生与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的变化轨迹，对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如何在保障学生权益的基础上保证高校学术自主权提供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美国媒体经历了百余年的快速变革后，如今表现出产业格局重新洗牌、发展空间扩增的新趋势，数字化改革、全媒体融合成为主题，信息形态与传播路径更加立体多样。媒体变革形成美国思想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新环境，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美国政党和政府利用新兴媒体与社会生活深度融合、政治传播生态发生转变的现实条件，将新兴媒体打造成精神价值和政治文明的宣示平台。美国借助新兴媒体传播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体现其宣传格局的调整、新舆论场域的形成和宣传理念的转变，但美国价值观宣传的政治性和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特征并未改变。

通过系统梳理2011-2016年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使用情况，并基于这六年国内124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分别采用个体固定效应和系统GMM模型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可以检验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显示，通过逆周期调节，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能够有效地促进商业银行贷款的增长，抑制了经济下行的颓势，并未造成银行风险水平的上升。此外，对于不同类型的银行，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促进贷款增长的效用差异上十分显著，但在抑制银行风险积累的效用差异方面并不明显。这为全面深入构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提供了实证基础和经验结果。

通过建立包含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政府融资平台、工商企业、家庭等部门的DSGE模型，采用2013年第一季度至2017年第四季度数据，实证分析商业银行降杠杆的宏观经济效应发现：（1）商业银行降杠杆的力度越大，对银行间流动性的冲击就越强，容易导致银行间流动性更加短缺；（2）随着商业银行杠杆率的下降，房地产行业投资规模也将会显著降低；（3）相对于银行间流动性和房地产而言，商业银行降杠杆对GDP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较弱；（4）房地产价格下跌和中央银行提高基准利率将使商业银行主动和被动地调整资产负债结构，降低杠杆率。由此商业银行降杠杆的宏观调控力度，应关注银行间流动性的波动状况，并需前瞻性地掌控各种政策的叠加效应和冲突效应。

土地租税理论为公共物品融资提供了合理解释，但现行的土地出让机制违背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因此，尽管土地租金永续存在，但“土地财政”却应该尽快终止。财政基础重建依赖于土地制度的变革，土地的国有化让我国的房产税具有土地租金的性质。 “房地分离”的结构决定了房产税的征收面临极为复杂的社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