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语境下， 《新中华报》注重发挥党报党刊“喉舌”的作用，十分重视对五四运动的纪念，通过发表社论或文章、刊载“五四”宣言或歌曲、报道纪念大会或晚会、刊登重要领导人讲话等一系列内容，传播“五四”爱国主义精神、牺牲精神、团结精神，推动国民精神总动员；评价五四运动的民主性、群众性、斗争性，推进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建设；强调“五四”文化运动，促进思想解放。这些纪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表达了中共争取抗战到底、争取民主政治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军事、政治及文化诉求，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加强国共合作发挥了媒介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

 “五四”后期，陈独秀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把唯物史观作为认识、改造中国实际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唯物史观能够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和社会制度之变动，改造社会应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并把马克思的两大精神总结为“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在1923年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陈独秀批判了科学派和玄学派多元历史观、二元论历史观等观点，厘清了唯物史观与机械唯物论的区别，阐明了决定人类文化、社会制度变动的是物质力量，在客观允许的范围内应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观点，这两点认识最终都指向理论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初步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思想探索。

1946年，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了激进的财产税法，借此没收了包括天皇、贵族、财阀、豪商等在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绝大部分财产。作为战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1946年财产税法为顺利推动解散财阀、农地改革、民主改革等提供了重要制度前提，一定程度上重构了战后日本的社会生产关系。战后改革后期，美国对日政策转变导致的战后改革“不彻底性”，战后体制对战前体制、战时体制的“连续性”，并不足以改变战后改革的性质。

1924年前后，中日苏三国关系处于一种既相互矛盾又有调和空间的状态中。面对1924年中苏关系的变化，日本外务省将着眼点放在纯粹具有外交性质的对苏承认问题上，而日本陆军则将着眼点放在了“北满之日本势力”问题上，双方的差异导致了二者对中国政策的分歧。日本陆军对中苏关系以及“北满”问题的认识，是其1923-1927年间对张作霖进行援助的最主要原因,这恰是以往研究所忽略的地方。 “援助张作霖”和“对抗苏联”联为一体，成为日本陆军1920年代对“满蒙”政策的最主要内容。

作为美国文学的主要特征之一，美国都市文学根植于美国都市文化，以都市为背景，反映都市生活方式和习惯以及都市人的思想状态，成为美国作家体验、探索和描摹都市现代性进程的理想场域。都市空间划分、区隔及占领与都市化运动相关联，彰显出都市空间正义与非正义之争。在都市现代化进程中，美国社会暴露出来的各种“城市病”一方面成为作家笔下都市话语的多元化表征，另一方面不断催生美国都市文学的转型、生成与新型建构。

诞生于20世纪后期的赛博朋克小说是当代英语科幻小说中最重要的亚文类之一，为当代科幻小说添加了特色鲜明的城市写作维度：它所聚焦的后现代大都会有着阴郁的旧色调，同时闪烁着信息通讯新科技的崇高之光。都市空间受到资本宰制，但仍为个人反叛留出缝隙，隐藏着突破和流变。城市既有物质形态的稳定性和固定边界，又叠加了虚拟空间的维度，指向加速与无限性。赛博朋克小说复杂的都市空间表征呼唤着我们对其进行综合性的解读，辨析它对城市文学传统的继承，对当代城市化进程新现象的关注，以及对未来都市发展的想象，而这种辨析可以更加深入地呈现赛博朋克小说从科幻文学
角度对文化、现代性、资本、技术、身体性等人类栖息于城市空间中的重要议题的表征以及思考。

在现代社会地理转型、文化转型、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美国现代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伊丽莎白·毕肖普和约翰·阿什贝利考察了现代化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失落、矛盾和选择。受现代性裹挟和影响，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造成大量乡村家园的被弃。美国现代诗歌中的风景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又回归乡村的历史变迁，既揭示了美国人对以乡村家园为代表的乡土文化和伦理的热爱，对前现代时期田园牧歌式乡村生活、家庭、经济模式的留恋，对城市化负面后果的担忧，也充分体现了美国人对现代化科技进步和城市生活的接受以及对现代性的反思。美国现代诗歌的这种矛盾心理彰显了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和多重性。

李梦阳《林公诗序》强调诗可以“观人”，表现的是重道德事功而非抒情审美的倾向。此论固与评论对象即林俊其人其诗有关，却也是李梦阳本人深信不疑的观念。他以“作人”自负，在江西以后却遭遇信任危机，强调“诗之观人”也有向世人剖白自我的意味。明代许多人在“观人”的意义上发挥儒家“诗可以观”的命题，李梦阳之说在尚质复古方面与前人相同，而强调“心端” “气健”，则表现出其文学思想的时代性。从强调“诗可以观”来看，李梦阳重视社会参与，并非宣扬“形式方面的复古”。李梦阳晚年的《叙九日宴集》将“观人”的讨论推及普通人，是他嘉靖以来生活和心理走向平淡的写照，但离晚明追求个性自由的真情论仍然很远。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提出：文章本于自然之道。直举性情，辅以文体规则，是为自然。自然之外阑入人力，只用以调节藻饰程度。这是其基本思想结构。 《札记》在文法等局部问题上，流露与新文化运动论争之意，但在言、文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上，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要待数年后补苴。黄氏这些观点，在民国影响最大者，当推作为核心支柱的自然之道说，形成了新的主流见解，影响及于今日。此论明显带有反儒家色彩，所以风行一时，恰因对立面新文化运动为之作了观念准备。然而在新文化运动形塑下，又不无变化。 《札记》传播的曲折轨迹，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民国知识界的复杂动态。

中央关于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的规定，引发了国资监管权力分配以及国企治理结构设计的困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不设立监事会，主要是指其不设立外派监事会，并不影响其依照法律设立内部监事会进行国资监管职能调整，也即，此调整仅仅是“国家审计职能”的优化，并非“社会审计职能的取消”，更非“国企公司治理开始向审计署转移”。国资委作为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其内设机构的调整，应考虑其履职效率，并遵循有助于提升规制效率、避免职能交叉等原则。在国有企业经济表现普遍向好的当下，在机构设置上要防止发生因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的泛化而导致国资监管“走老路”
的现象。

利益，得到法律认可称之为权利；权利，是可以享受特定利益之法律能力。实践中存在公司利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原因在于缺乏对公司利益内涵与外延、认定标准以及保护机制的正确认识。作为独立的组织体，公司享有独立的利益。基于对法人财产权内涵的重构以及言论自由权、人格权等的剖析可以看出，法学视域下的公司利益体现为公司权利，且呈开放性体系。厘清公司利益的体系内涵和规范结构后，从法律规范、内部预防和外部救济等路径加强保护。

功能主义刑法有别于机能主义刑法，功能主义刑法强调的是将刑法视为一种工具所具有的功能和使命，而机能主义刑法强调的是刑法相对于其他部门法的内在机理，强调的是一种客观、内在。功能主义刑法更多的是强调，基于适用主体的价值需求，刑法所承担的功能和使命随适用主体需要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易变性和多元性。机能主义刑法是一种内在的机理，具有客观性和稳定性。各国的刑法机能是相同的，而功能主义刑法是有差异的。随着社会发展，对新型犯罪、新兴犯罪进行犯罪化，是可以且正当的，并不属于刑法的滥用；而功能主义刑法是将刑法作为一种工具，其应对的并
不是客观上应当由刑法处理的行为。所以，应当用刑法机能的稳定性来限定功能主义刑法的多元性。

中国高速列车产业的创新成功依赖于一个政府调控下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创新体系，这个体系主要由三个相互关联的组织机制构成：政府的协调和控制，设备制造商之间的寡占竞争，企业之间及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在中国高速列车的产品创新中，作为垄断用户的铁道部扮演着调控者的角色，它设定创新目标及技术发展路径、提供创新所需的启动资金、选择创新参与主体并调控它们之间的合作与竞争。铁道部利用垄断用户的身份，在高铁装备供给侧建立起一个持续至今的寡占竞争格局，既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又避免了重复投资。此外，先是通过策略性地与国外企业合作，进而通过与国内科技部门
的对接，铁道部主导构建了一个适应不同创新阶段需要的开放的产学研合作体系，使得中国高速列车产业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走向了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这个动态演进的创新体系不仅成功解决了高速列车创新中的专用性技术投资激励问题，而且满足了互补性技术能力的有效供给。不过，中国高速列车所代表的这种创新体系并不一定适用于用户高度分散的产业和高度不确定的原始创新。

从产权的社会视角看，中国国有企业的产权是嵌入到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关系之中的，企业与政府（国家）、企业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三种关系结构以及长期积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国企产权界定的基础。国企产权变革是企业所有权（股权）置换和职工身份置换的“双向过程”，国企产权是国家、企业和职工三者互构的结果，三者共享的社会认知是产权界定的前提。从整体进程看，国企产权变革不是简单的由公到私，而是“不完全产权变革”，位于公私两端之间的是多元复合的产权形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前提下，不同产权形态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一种动态演化的连续谱。身份是国企产权界定以及权利转移的重要条件，无论是企业组织的身份性质还是企业职工的身份等级都对企业的资产归属以及权利边界有重要影响。

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可以通过产品质量选择和技术创新渠道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并且出口目的地收入水平对于大企业、多产品、高出口强度企业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策略，可以考虑从调整出口市场结构、出口产品多样化、提高出口强度和扩大企业规模等方面着手，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加大技术创新是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关键。

扩大进口是新时代“开放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满足人民美好需求的有效途径，科学且准确地测度中国进口潜力则显得格外重要。实证研究表明，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进口潜力在趋势、分布和源泉三个方面呈现如下特点：其一，趋势方面，中国进口实现了进口不足到进口适度稍微过度的转变，但在消费品上存在一定进口潜力。其二，区域分布层面，中国对美国进口过度，欧盟适度，但对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进口不足，这说明未来中国进口潜力主要集中在亚洲内部，提升亚洲内部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便利化程度是应有之策。其三，源泉方面，中国进口数量过度，但进口广度和进口价格不足，这意味着中国可以通过改变进口增长方式实现进口潜力，提高居民福利。政策含义方面，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进口规模已经偏过度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要看到进口结构性潜力特征，应该通过调整进口空间结构、进口增长模式来实现局部的进口潜力。

随着房地产价格的节节攀升，房产代际转移日益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再分配公平公正的一个重要因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年数据，应用工具变量法对我国房产代际转移影响因素中的父辈资本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父亲与母亲的人力资本水平将会分别提高房产代际转移发生的概率及规模，其社会资本水平将会分别降低房产代际转移发生的概率及规模；子辈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将会减少房产代际转移的依赖程度。而同时考虑父母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水平的影响，两者的人力资本水平通常表现为相互矛盾的结果：当母亲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通常对父亲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存在“挤出效应”；母亲对子代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更为深刻，进而传递到房产代际转移上。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房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土地资源及商品住宅市场出现异质化的情境下，对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和解决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作用凸显。在我国阶梯差异化的住房保障体系中，兼顾福利化与市场化的限价商品房政策达成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兼顾与急需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难问题。该政策随实践的发展会不断得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