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变革是党领导的人民事业取得新成就、实现新跨越、迈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伟大社会革命中，相继实现了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次历史性变革，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共和国70年的历史性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党坚持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与深刻启示。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文化建设是树立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化建设，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时俱进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高度的文化自信，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回顾考察这一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城乡互动关系随对外开放战略转变而向城乡一体化迈进。新中国成立之初， “四面八方”政策带来要素、产品城乡互动，城乡关系呈互助互惠特征；但国际封锁禁运下新中国走上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统购统销、人民公社、户籍隔离制度等使得要素、产品按计划配置，形成城市优先、城乡隔离下发展缓慢的城乡关系。改革开放虽发轫于农业改革与乡镇企业，但在国外需求拉动下，要素单向城市集聚促进城市发展而拉大城乡差距，形成城乡“二元结构”。21世纪扩大内需背景下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实施， “一号文件”等引导要素、产品、公共服务向乡村倾斜，城乡双向互动显现，城乡收入差距达到最大值之后呈缩小态势。新时代全方位开放、乡村振兴助力化解城乡不平衡矛盾，城乡关系步入互动融合发展新阶段，需加快城乡经济一体化、建立统一公共产品保障体系，东、中、西、东北地区要依托开放形成特色城乡互动空间格局。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对外贸易发展经历了从计划管理到试点改革，从扩大开放到深入全球贸易体系，从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五个历史阶段，整体发展态势良好，为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和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伴随世界经济格局和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问题渐显，传统的对外贸易模式遭遇发展瓶颈。对外贸易是中国整体经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背景下，以对外贸易视角判断国内外经济形势，提出新的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有待深入探讨。

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系统梳理中国金融发展的典型事实，概括总结中国的金融监管周期，厘清金融结构变动与金融监管变迁的理论逻辑关系，对金融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以及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和金融高质量发展都至关重要。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金融结构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共同作用下不断演进优化；而金融监管则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大致历经了严格监管-适度监管-强化监管-适度监管-强化监管五个阶段，当前处于强化监管时期。从金融功能观视角来看，经济发展、金融结构与金融监管之间并非存在以往认为的单向关系，而是存在彼此作用的反馈循环机制。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乡村治理精英在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宏观制度安排的不断推演和乡村地区的不断发展，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精英类型也有所不同。当前，国家进入了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乡村治理精英在原有“内生型”的基础上增加了驻村“第一书记”为代表的“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各类乡村治理精英的行动逻辑表明， “能人型乡村治理精英”与“嵌入型乡村治理精英”的长期组合，能够有效地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村级两委负责人得以实现大规模“一肩挑”的条件是：进行包括改变党组织负责人的产生方式、改进候选人的提名条件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借助中央的权威塑造村民对“一肩挑的认识”；通过利益补偿机制对村级精英进行有效整合等。但大规模推进“一肩挑”，尤其是百分之百做到“一肩挑”，也面临着冲破相关制度规定、农村党建基础薄弱以及对村干部监督压力进一步加剧等现实挑战。在农村两委换届的实践中，既要明确“一肩挑”的努力方向，也要坚持在法治的框架内因地制宜地推进。

贫困治理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基层工作的核心，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全国乡村出现了形式多样的产业扶贫模式。依据产业经营主体的所有制性质和土地利用方式两项标准，可以划分出“村营市场主体”、 “企业承包制”和“企业示范经营制”三类产业扶贫模式。考察扶贫模式绩效，应考虑三个评价标准，即收入增加、对政府扶贫资金依赖性和贫困户参与生产程度。案例研究显示， “村营市场主体模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公益性，但对村干部素质和能力要求较高。 “企业承包制”在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 “企业示范经营模式”形式灵活，有利于激发贫困户的生产积极性，但二者都面临企业、村集体和农户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基于案例分析提炼出产业模式和扶贫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为定量绩效评估提供了理论准备。

范畴问题，无论研究古代中国美学，还是构建当代中国美学，都绕不开。 “妙”是中华美学史上的基元性范畴，其作为审美范畴早已超越单向度女性美评价术语的范围，获得了远比评价女性体态之美的“妍” “姣” “嫣” “婷” “婧” “娑”等词语更为广阔的使用空间，也比后者更多地拥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普适性质；与“妙”这一范畴关联密切的是体现生命意识的基元性范畴“道” — —既是中华美学和艺术标举的最高境界，也是老子哲学的核心。先秦老子的道论，从形而下的生殖语义看，是“以经验为基础”（女性生殖之事象）；从形而上的哲学语义看，是从经验层面“升华为一般”（产生万物之本体）。正是这种基于感性又超越感性的双重变奏，成就了作为审美本体范畴的“道”和作为审美评价术语的“妙”。从性别研究角度看，无论在字形构置还是表层语义乃至深层内涵上， “妙”跟中华本土渊源流长的崇尚雌柔的民族文化心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一点从与之相近的“好”和“美”等范畴亦能见之，故其成为华夏美学体系中的重要范畴绝非偶然。

古代女子创作的散文作品展示了较为丰富的女作者形象及其精神世界。明中期以后，受到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一方面明显受到注重女子创作“德性之美”的文化导向的制约，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以“重情”对“明德”的导向及其创作传统进行了重构，呈现出才德兼美、德情统一的价值取向。部分女作者具有自觉的“立言”意识，希望通过文学创作称名于后世，她们对实现个体价值有潜在追求，作品表达了对于女子不幸命运的同情和悲悯，一定程度上融入了对传统女性境遇的审视与质疑。

从秉承“诗教”的闺阁诗，到实践“乐教”的学堂乐歌，再到移风易俗的改良时调，诗歌与歌谣传统的消长在晚清新女性诞生的过程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晚清学人的启蒙焦虑渗透进蓬勃兴起的报刊业，其中“诗” “歌”文体的嬗变又波及“书写/被书写”过程中的女性。 “诗歌-乐歌-歌谣”文体更迭关涉作者、读者、书写场域、传播方式和影响范围的变迁，相关的文本实践试图突破原有的性别观念认知，丰富了晚清大变局中新女性的想象，与多重社会思潮合力，共同推动了新女性的诞生。

“五四”女性文学中的“房间”是西方文化和中国社会互相交汇与冲突的辩证结果。妇女逃离传统的男权家庭，建构女性自身的“房间”，把它作为女性解放的基础。不过女性解放止于妇女夺取生存保障，这导致文学建构“房间”实体空间的同时，也以乌托邦方式建构“房间”的虚无真相。在现代性体验层面， “房间”原本应当彰显精神成就，文学却普遍把建构“房间”表面化和平面化， “房间”的思想姿态丧失了，从而不易被人认知和首肯。 “房间”对妇女生存的积极探索，拓宽了女性文学的路径和视野； “房间”表达的丰富隐喻和意义延宕，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线索和精神指向，也为当下的房子问题提供了参照价值。

早期中国人的大学印象一个重要的来源是1895年中国最早的大学创建以前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对外国大学的观察和思考，这些观察和思考构成中国本土大学理念形成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梳理和总结出洋中国人关于外国大学的记录，可以发现萌芽期的中国大学理念具有以下特色：第一，既形成几个大致居于主导地位的基调，又兼容对这些基调的质疑和挑战，比如强调大学的制度化、规范化却不忽略教与学的自主性；第二，中国人的大学观得益于对西方和日本各国不同大学模式的会通，虽有倾向，却不独尊一家；第三，中国人经常从传统书院的理想出发了解、肯定近代大学，面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却不是完全否定传统的教育理想。

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如前人所说是为了其个人的修为与发展，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看破红尘、遁入空门，而是深思熟虑后的一种决断，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人格构建，去恢复佛教正统，并用佛教去填补中国文化“宗教缺失”的空白；以“献身说法”的方式，唤起人的觉醒，倡导人性回归，并从中寻找出一条救国救民、拯救文化的“救国之道”。爱国、救国、报国，是李叔同最大的人生价值所在。李叔同将他的“悲欣交集”留在了世间，是要告诉人们：人的价值，人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生命存在的状态，是可以优美的。中国的文化、中国的众生，虽有着各种各样的坎坷、艰难与困苦，但仍然无限美好和充满希望。李叔同的一生，为世人构建和展示了一种“风姿绰约的美”，向世人传递着一种生命存在的力量和希望。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市酒菜业经历了工潮、减征筵席税、饮食节约数波运动，展现出经济领域多元利益博弈下,运动式治理、制度化治理两种方式之纠缠。酒菜业职工会分帮设会之诉求、整理职工会风波及争取待遇之斗争，体现出政治动员对阶级认同与制度化博弈能力之强化。上海市财政局将餐饮业作为征税重点，征税与减税的反复博弈在同业公会、参议会、市政府之间展开。饮食节约运动与经济管制压缩酒菜业消费与利润空间，劳资双方结成利益联盟,仍难以避免整个行业的结构性垮塌。上海市对酒菜业之治理，对劳资矛盾之调解较为成熟，然仍因竭泽而渔与严苛之经济管制而失败。

“品”是一个来自中国古代美学关于审美判断的范畴，它起于饮食消费，后入于审美鉴赏与审美批评。 “品”既体现了显明的中华文化个性 — —审美判断对饮食消费行为（品尝食物滋味）之根源性依赖，因而具备浓郁的感性特征；它同时也代表了古典审美的精致化 — —对特定对象审美价值质与量的细腻体察与鉴别，因而呈现出突出的理性特征。 “品”所代表的完善审美判断同时包括了对特定审美对象量的判断 — —审美价值之高低与质的判断 — —特定审美对象之审美特性与风格。作为审美判断范畴，由于“品”同时包含了人类审美判断的两大核心因素 — —感性与理性，因而体现了古典审美判断的普遍性要素与功能，可以走出中国美学，进入美学基本理论，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学理意义的基础性审美范畴。

中国美学“和”的审美观念，最初源自原初先民的饮食祭祀活动，并逐步演化成为中国古典美学最重要的审美表征。立足于先秦先民饮食活动， “和”审美观念的发展和演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五味调和”之美与“礼乐之和”的审美意蕴。 “五味之和”通过展现先秦时期饮食活动场景，解析“甘”与“美”的内在联系； “礼乐之和”通过解析先秦先民“礼-天地-阴阳-四时-鬼神-君主-政教命令-礼仪”模式来阐释“和-礼-乐-德”的结构升华。 “以和为美”展现了中华民族审美观的独特基因，深刻影响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意识以及文艺创作，亦为中国古典美学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