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5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毕业后留系任助教，又师从郑毅生天挺读研究生课程，于今64年，在求学和任教期间受教于南开的各位恩师。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感谢师恩的心情愈加浓烈，撰此文以抒发我的情怀，在百年校庆之际表达对他们的深切怀念。我从四个方面缅怀老师：（1）听课的初步感受；（2）温馨回忆，情感交流；（3）重温老师学术观点终身受益；（4）老师坚持真理的学术风范，为学界树立做“诤友”的楷模。历史系原本是小系，自从郑毅生师、雷伯伦师加盟以来，蒸蒸日上，在全国史学界名列前茅，一度处于数一数二地位，就是靠我的老师那一代人打下坚实的基础，后辈发扬光大所致。能否保持兴旺景象？南开学人需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继承、发扬南开历史学祖师爷的优良传统，坚持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用史学研究成果为社会服务，南开史学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著名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著作等身，开创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王权主义学派”。同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均有知识创新。特别是提出了“王权主义”理论，用以作为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思想的总体性概括，终成一家之言，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刘泽华先生力主站在当下看传统，形成了以“反思”为旨要的治学理念。他的思想视界已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解读，上升为政治哲学的高度。作为以学术为生命的历史学家，刘泽华先生具有鲜明独立人格和学术主体性，他的思想视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

冯文潜先生是中国近代学贯中西、精通文史的重要学者。1952年，他受命出任南开大学图书馆的首任“馆长”。在其馆长任期11年期间，冯文潜先生在图书资源建设、规章制度建设、馆舍和空间布局建设以及员工队伍建设等方面均十分成功，为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很大的因素在于他拥有先进而符合实际的办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认识上他能够从开启民智、实现民众现代化的载体的高度来认识图书馆的功能和意义；其次在办馆理念上，在坚持学术性和专业性的基础上，突出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最后在具体的实践中，他总能采用实事求是，因时因地制宜的方针。这些思想，至今对于图书馆建设都不无裨益。

汤用彤在主持南开大学哲学系期间为南开哲学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讲过南开哲学系几乎所有课程，现知有哲学史、佛学史等12门。在西南联大他新开讲10门课程，又与南开师生一起精诚合作，培养出一大批学术骨干，为南开大学各项学科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授课体系横跨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从中可以看到汤用彤作为“西哲东渐的宗师”，在引介西学和建设中国哲学方面付出的不懈努力。其讲稿充分显示出他会通东西文化的哲学识见，此类遗稿的整理研究将会使学界对作为哲学教育大家的汤用彤有更全面的认识。

温公颐是当代中国逻辑史研究中成果丰硕并做出重大理论贡献的著名学者。在中国逻辑史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问题上，他充分肯定中国古代有逻辑，并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详实地论证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内容和发展进程；提出了先秦逻辑分为“辩者派和正名派”两派的划分，准确把握了中国古代逻辑发展的基本线索；认为“内涵的逻辑”和“三物逻辑”是中国逻辑史的主要特征，并论证了中西方逻辑在内容和特质上的差异。温公颐坚持运用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的方法，准确阐释了中国逻辑史发展和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关联性；他倡导的以原著为依据和范畴分析等研究方法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因缘居是罗宗强先生居所，其称名始见于《因缘集》。该书问世之2004年是关键，成为他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他晚近学术即始于此，至今历时有十五年了。这十五年间，他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三种，编选论文集四种。这一大批成果表明，罗先生晚近之治学，既沿承早前格局，而又有新的进境。罗先生晚近治学成果丰硕又颖锐，表明他生命力犹强、创造力未衰。他老而勤勉精进，诚可谓自强不息。但自强不息，只是他生命意识的初阶；而因任自然，才是他人生追求的进境。他所体认的任自然，就是一切随顺因缘。罗先生仍系念《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可限于各种条件不备恐一时难以完成；这对学界来说确实是未了情，但他本人看来尽可任其自然。

作为中国现代管理学的开拓者之一，陈炳富先生在管理学学科建设、研究方法、理论洞见、人才培养等方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精神财富。陈炳富先生力倡管理学的独立性并致力于中国特色管理学建设，提出并终身践行“五结合” “三不断”的管理学研究方法，结合《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理论的研究堪称中国管理学术创新的范本，培养、带领学术团队为中国管理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陈先生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历程对当今的管理学研究有所启迪。

高峰教授原籍天津市，出生于湖北。1960年9月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开大学经济学系任教。高峰教授主张，我们要反思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和方法，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比较早地认识到，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具有宏观分析和动态分析的特征，向学界提出以马克思的积累学说为基础“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任务。他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提出创新性见解，如在资本积累问题上他提出“制度-市场”二元的“高峰假说”；在长波理论研究中，他在确立长波内在机制的“技术-制度-市场”三元解释框架基础上，明确指出第四次长波的下降阶段和第五次长波的存在，并辩证预测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趋势。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刘节是一位擅长先秦史、思想史和史学史的名家，同时也是一个风骨奇崛、坚守理性批判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1923年至1926年，刘节在上海南方大学、国民大学接受近四年的哲学教育，大学阶段的社会活动、学术训练及著译作品等情况，在刘节研究中还属于比较薄弱的部分，而且夹杂不少谬误，一些重要的史事仍隐没于迷雾之中。刘节走进“十里洋场”，适逢国共合作、鼓吹国民革命之际，他一度为激进的社会政治学说所吸引，阅读革命期刊，加入国民党，却没有参加此后的“五卅运动”，而是成为一场校园学潮“驱江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从满怀革命激情的知识青年，转向潜心治学的职业史家，经历人生中重要的转折，暂时化解了内心世界的认同危机。 《儒家贵学考》《性相两轮论》《实证哲学概述》是他在沪上完成的著译作品，可以视作其最初治学的路标。青年时代浸淫于欧洲启蒙思想、实证主义哲学，以及对于学术与社会、政治等问题的思考，为他日后的治史活动及思想演变埋下重要的伏笔。这主要体现在：既为学术，也为理念的治学宗旨；兼具考据求实与哲学思辨的治史风格。

《中华二千年史》是邓之诚先生毕生致力于中国通史教学与研究的结晶。在这部通史体裁的选择上，他匠心独运，主要综合了章节体、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三者的优点，将“新史学”的某些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熔铸到传统史学的编纂形式中，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纲目体”。为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在新时期的进步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同时也体现了他卓越的历史见识、撰述思想和创新精神。

就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初期的近代中国而言， “中西分流”议题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和已经崛起的工业文明代表欧洲比较，揭示转变的大趋势。但在解释这种大趋势的转变时，把原因归为英国独有的“环境和生态”因素，又将议题带回了“西方情境”。就被工业化浪潮裹挟前进的近代中国来说， “中日分流”议题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和转型成功的代表日本比较，揭示经济制度构想和建设的多样性，从而更为彻底地把研究旨趣从“西方情境”引向“中国情境”。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探索，中国特色经济制度建设路径逐渐形成，因此，走入“中国情境”，发现问题，设置议题，方显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

伴随着矿业大开发的进程，中日两国在16世纪前后形成了独特的分层货币制度，贵金属与贱金属在不同交易层次充当货币职能。然而，两者的演进轨迹出现了较大歧异 — —日本较快实现了分层货币制度向单一贵金属本位的转变，而中国的分层货币制度则呈现粘滞与维持的状态。这与两国的资源禀赋与历史制度有着重要关联，日本的货币分层具有内生性特征，通过对矿权的控制与白银铸币化实现了贵金属与贱金属的主辅币联系，并通过历次货币改铸降低了货币成色；中国的货币分层具有外生性特征，无法通过制度变革来实现向单一本位的转化，因而多是使用信用创造的方法来扩大货币供给，以克服金属货币制度下的天然紧缩性缺陷。 “内外有别”是两国货币制度走向歧异的基础条件，也为制度变迁的方向提供了内在动力。

功利主义面临一个巨大的理论困境：要不要进行功利的人际比较？无论是传统的行为功利主义，还是当代的规则功利主义，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制度功利主义试图克服这个困难：能进行功利的人际比较的地方，就进行人际比较；不能进行人际比较的地方，就按照制度行事。制度功利主义在理论上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克服原有功利主义的困难，并且对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功利最大化）给予更合理的解释；另外一个目的是挑战主流的自由主义（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为功利主义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争得一席之地。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平等与应得两种正义观的全面交锋为人们呈现了西方学术界关于正义之争的热烈场景。其中，关于正义是“比较性”的还是“非比较性”的问题成为两种正义观的理论交锋点。“比较性”和“非比较性”原本是描述正义理论的类型差异：强调正义的“非比较性”，实质上是强调应得在正义理论中的独特性；彰显正义的“比较性”实质上是彰显平等在社会正义层面的合理性。在当代语境里， “比较性”却被平等正义观用来论证自己和反击应得的理论武器。当有无“比较性”被塑造成分配正义的唯一特征时，平等的正义就能将应得的正义排除在分配正义领域之外。 “比较性”之争本质上是正义价值的“内在性”之争。

元代的杂剧作家，绝非“市井文人”，他们是士人群体的一部分。与诗文作家一样，他们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面对道德失范、社会失序、百姓受难的现实，他们起而拯之，用戏曲作品批判世乱，推行教化，以期改善社会，重建秩序。他们坚守中原传统观念，期待社会道德回归。官员廉政，政治清明，百姓安乐，社会安定，是中国百姓千百年不变的愿望，也是元杂剧作家的愿望。 “有补于世”，体现的是杂剧作家的淑世情怀和社会重建意识，也是当时人对杂剧社会功能的认定。

明清以来的学者，做了辛勤的谶纬佚文辑录工作；至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校的《纬书集成》，可谓集其大成。但毋庸讳言，迄今的谶纬佚文辑佚，尚难称精确完善。除了文献考订尚存粗疏之处，更主要的原因，是历代学者对谶纬本身还存在不同认识。即以《孝经纬》辑录为例，安居、中村《纬书集成》在篇目核定、佚文真伪和佚文归属几个重要方面皆有不当或失误之处，这些不当和失误，主要是沿袭了明清辑佚谶纬书的错误。因此，脱开明清辑佚谶纬书来重新辑校谶纬佚文，是十分必要的。

春秋时期军赋制度改革是一场复杂的社会制度变迁过程，由于性质不同的改革在各诸侯国先后交替进行，加之古文献记载简略，常以“初税亩” “作爰田” “作丘甲” “井衍沃” “用田赋”等称之，致使后人对其缺乏系统一致的认识。有鉴于此，将这场变革放在西周至战国间的社会变迁和国野二元对立体制下进行考察，厘清了改革的基本脉络和政策进路。这场变革大致分“两步走”，先改变国人的税制，再对“野”征发军赋。至于在鲁国进行的、较之晚五十年的“用田赋”，则是军赋起征形式的变革。通过这场席卷列国的赋税制度改革，各诸侯国的财力和军力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而为战国时期愈演愈烈的军事斗争准备了充分的物质基础。

就篇名而言， “指”是概念， “物”是概念所指的对象。 “指物论”者，乃概念与对象关系之论。公孙龙指出，概念乃人类之主观认知，仅仅包摄了对象的部分属性，而非对象的全部属性。也就是说，概念内涵小于对象属性。 《庄子·天下》所载辩者命题“指不至，至不绝”，正是《指物论》这一主旨的凝练概括。为了阐明此一主张，辩者用“‘卵’有毛” “‘马’有卵” “‘丁子’有尾” “龟长于蛇”等命题作了具体剖析。名家指出，以概念为基础的墨家逻辑并非严谨的知识体系。

内藤湖南是近代日本著名汉学家，他于1923年著《易疑》一文，提出其阅读《周易》时产生的诸多疑点，并针对疑点展开具体分析，从史学家的视角对《周易》的成立时间、过程，以及各卦、传的历史变迁，做出相应考证与推论，体现出内藤的易学观。该文对当时中日两国的易学研究有重要的启发与推动作用，是用史学方法考证哲学典籍的代表性研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