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新理念在金融危机后日益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诸多国际组织和机构先后出台针对包容性增长的评价标准以及政策评估框架。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利用重大国际场合阐述包容性增长的“中国理念”，并提出包容性全球化的发展新方向。 “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对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引领实践，它具体表现为公平参与、共同决策、战略对接、成果共享、文化包容。六年来， “一带一路”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成果主要体现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鼓励绿色投资与合作以及完善多元化的金融支持体系等领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要从关注减贫扶贫合作、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项目建设、深化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加强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进一步促进包容性增长平稳深入推进。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重要性日益凸出。事实证明，双向投资、对外贸易与对外开放之间存在协同发展的关系： “一带一路”不仅在中国实施进出口平衡战略中起到重要作用，对于促进中国双向投资从企业投资、产业投资到园区投资的阶段性发展也功不可没。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项目就是“一带一路”建设带动对外开放制度创新、西部大开发的典型案例。大量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经贸发展上共商、共建、共享；西方所谓的“债务陷阱论”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们要以“一带一路”为动力，实施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的协同发展；以“一带一路”为平台，实施对外开放与双向投资的协同发展；以“一带一路”为纽带，积极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步扩大。然而，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不断加大，来自政治、经济、法律、环境、安全和文化等多方面的海外投资风险与挑战日益突出，特别是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战争、恐怖活动与政治局势动荡等问题更加剧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安全风险。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新治理模式， “一带一路”建设遭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思潮冲击，这又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风险。深度研究国别政策，储备海外战略人才，构建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联合合作的保障机制和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加强对企业国际化风险的识别、防范以及应对能力，维护境外中资企业投资安全，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企顺利“走出去”保驾护航，提出新时代中国方案，成为当前“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课题。

离岸制衡战略是美国基于其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优势、雄厚的国家实力和全球同盟体系所制定的，旨在维持和延长其全球霸权优势、削弱潜在地区霸权国家影响，同时避免与其发生直接冲突的国家安全大战略。从小布什政府开始，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始奉行以对华制衡为中心的战略，其要义是在防止与中国产生直接对抗的同时，在该地区扶植与中国邻近的国家，以达到削弱中国在该地区影响、防止中国成为该地区主导国家、维持美国在该地区主导地位的目的。奥巴马政府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印太”政策战略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小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亦体现了离岸制衡战略的思路。美国的亚太战略今后将长期遵循这一战略的基本逻辑。

《纽约时报》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报道中国环境新闻，对美国乃至世界形成对中国环境问题的认识有着重要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报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报道重点在中国国内的大气污染与水污染，渲染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后，该报刊登了大量关于中国环境国际影响的负面报道，涉及中国环境污染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中国海外投资对亚非拉环境的影响、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对全球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这些报道推动了“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形成，制造舆论声，抹黑中国的国际形象，诋毁中国的国际影响。

通过对中美非洲战略和政策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具有很大的趋同性。这也决定了两国在追逐各自战略利益时，有合作，有竞争，也有冲突。双方在非洲的战略利益既包含有共同利益，也包含有竞争性利益和冲突性利益。近二十年来中美在非洲竞合关系的实践一定程度上践行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目前在非洲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疾病防控上，未来基于双方的共同利益，有望在农业、清洁能源、解决冲突、维和、打击海盗、甚至反恐情报共享等方面开展更多合作。

在区域治理不断发展的今天，不同的治理类型正影响着非洲大陆，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区域治理的深度和广度。由于这一地区特有的政治文化对该区域治理模式的本质和基本特征起着决定性影响，也造就了这片大陆上多样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区域治理结构与治理模式，这些模式是目前侧重于以正式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过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地区主义研究视角所无法认识的。因此，该地区的客观条件为思考区域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需要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对非洲区域治理模式进行分类，并对非洲区域治理的发展及其面临的问题进行探讨。

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通过国家与族群的关系去定位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立冲突抑或共生共存的理论认识。此种研究路径注重发掘认同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联互动，却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认同是心理现象这一本质问题，从而影响到相关理论的解释力度。心理学中内外群体、自我归类、认同威胁等概念和模型不仅可以为传统意义上的认同冲突论、认同共生论提供理论支撑，还可以将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关系探讨扩展至复杂机制的层面。引入心理学视角可以增进对两种认同关系的理论认识，亦能为两种认同关系调谐提供诸多政策启示。

国家认同在心理学视角下被认为是个体认同系统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了个体的认知、情绪情感与行为探索等内容。为探讨我国青年的国家认同内涵及结构维度，参照国内外研究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编制了适用于中国公众的成人国家认同量表（Chinese-National Identity Scale, CNIS）。探索性因素分析以及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C-NIS国家认同量表由26个题项和5个维度构成，显示了较好的信、效度。结果同样显示，我国青年的国家认同结构内容包括了：青年群体对国家的承诺、对国家的归属感情、对世界的倾向程度、对国家的倾向程度以及主动对国家相关信息的行为探索。

创新是现代企业获取及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从公司治理实践的角度，传统的创新理论强调外部市场治理的激励作用，而内部治理的创新激励逻辑在不同理论研究框架下具有或然性。已有实证研究多以公司治理中某一治理维度为视角展开，尚缺少整合性的探讨。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成果，发现当前研究中对于创新过程的理解和衡量还没有达成共识，创新理论存在内生性，内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缺少协同性且机制路径不明朗。在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建议充分考虑不同创新主体的资源禀赋和动机差异，完善内外部治理机制之间及其与各创新主体的激励匹配，增加企业内部创新主体的认同性动机以引导最优创新努力，从而塑造其原发性创新意愿，提升企业创新效率。

以易解史，即是以易学思维来认识历史、评论历史，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班固史学深受《周易》和汉代易学的影响， 《汉书》重视以易解史，为汉代史学以易解史的重要代表。 《汉书》依据《易传》的“一致百虑”思维，确定儒家“六经”为诸子之源、 《周易》为儒家“六经”之首的地位，同时肯定诸子学说相反相成，需要舍短取长、兼收并蓄；受好言灾异的汉代象数易学的影响，大力宣扬神意史观，将自然灾异与人事祸福解释成为一种必然的联系；受易学天人一体思维的影响，肯定人事必须遵循天道，重视调节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平衡关系，强调上下有序、德配天地对于人与人相互和谐的重要性；受易学忧患意识的影响，积极阐发“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的思想，不为汉讳，重视史鉴。

《史通》有《杂说》三卷，主旨是分类逐条批评一些史书在体裁体例、史料采撰、品藻鉴识等方面的疏误。其中《杂说下》 “别传”一类，分条批评多种“别传”的记事之误。其末条文字，在考论《与苏武书》非李陵所作之后，今传《史通》的两个较早版本的结语都存在语义不全等文字错误。清代学者试图予以疏通是正，也做出了一定成绩，但因思虑不周，未能全面把握《杂说》和“别传”类的内容及行文体例，又生出其他错误，使原文仍不得通解。遵循《杂说》的主旨和体例，借鉴清人的成绩，该条结语应为“遷史缺而不载，良有以焉。 《通史》编于《李传》中，斯为缪矣”。其意共有三层，一是考论《与苏武书》非李陵所做，二是肯定司马迁《史记》不收《与苏武书》的做法，三是批评梁武帝《通史》收录《与苏武书》的错误之举。三层意思不但一环紧扣一环，而且也正与该条文字所在类别、所在全篇，体例、主旨完全相合。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了一部《明太祖实录》稿部份抄本，不少学者认定其为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抄本，此说有误。建文时期，朱棣很早就被废为“燕庶人”，抄本称其为“燕王”，恰恰证明其不可能是建文初修《明太祖实录》。抄本记事日期、每日记事条目、内容与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完全对应，仅语言风格略有差异，二者承袭关系明显，据此可以推断，抄本是现存唯一的永乐三修《明太祖实录》底草部分抄本。

清康熙时期掀起第一次修志热潮，其中《铁岭县志》是清代东北地区第一部县志， 《盛京通志》是清代第一部官修东北通志；中期在全国修志热的推动下，东北地区修志活动掀起高潮， 《黑龙江外记》是黑龙江地区第一部较为完备的地方志，《吉林外纪》是吉林地区最早的地方志。清后期的《吉林通志》是吉林地区第一部大型官修地方通志， 《黑龙江述略》具有强烈爱国精神， 《新民府志》采用统计表格的形式，颇具特色。清代东北地区由于其地处边疆，又为清朝的“龙兴之地”，因此相比其他边疆地区，统治者更为重视该地区的修志；清后期民族危机的出现，引起东北知识分子群体通过修志对边疆危机进行思考；清代东北修志活动规模小于内地各省份，且呈现由南向北发展的趋势，主要集中于光绪及宣统时期。东北地区的修志活动推动了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成为整个清代修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书》中有汉武帝“踞厕”视卫青和“轩中”得幸卫子夫的记载，历代注家对此解说纷纭，史家亦籍此探讨汉武帝与卫氏外戚之间的关系。然而由古人日常生活视角考察其中的场景与器物，并参照相关物质文化资料，它又揭示出汉代部分贵族的坐便习惯，再现了汉帝国统治者日常活动和生活状态的某些方面。

元朝泰定年间，虞集提出在京师以东地区开展水利营田活动的建议，开启了元明清时期京师与周边区域协同发展的先河。通过考察，京东水利营田建议的提出时间处于泰定四年五月下旬至七月二日之间。元朝特殊的经筵制度决定了此议在形式上是虞集与蒙古人阿鲁威共同向皇帝所上。此议由于遭到反对而没有施行，反对者较有可能是时任中书右丞的许师敬。

好莱坞迪士尼公司致力打造公主系列动画及真人电影，从早期的柔弱无力、等待拯救的白雪公主到拥有魔法、姐妹互救的冰雪女王，构建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及性别关系，其中便有取材于中国故事的《木兰》。该片经历了从动画版到真人版的改编，除了全球性娱乐商业价值之外，还需要辨析的是，迪士尼公司是如何吸纳并改编基于中国古代男权话语体系的花木兰传奇，其话语策略所产生的利弊效果以及所带来的启示，这将有助于我们运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性别新文化话语的建构。

孙犁小说中的抗战书写与晋察冀妇女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此类叙事中，作者聚焦晋察冀妇女，不仅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她们为抗战做出的贡献，而且注重揭示时代感召下妇女精神内涵的更新。孙犁对特定历史背景下妇女民族意识的觉醒、婚恋情感的自觉、家庭身份的新变及其命运沉浮的呈现，渗透着他将抗战小说视为“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的创作理念。其文学书写具有从妇女解放的角度反观抗战的意蕴，在20世纪40年代的抗战文学中有着独特的价值。

作为两位时代性大家，同为浙籍的俞樾生前已有将之与袁枚相比的说法。俞樾最为认可的是袁枚倡导的诗歌性灵理论，其性情、行迹乃至人生选择等也都或多或少带有袁枚影响的影迹。就戏曲而言，袁枚与俞樾都是在晚年进入戏曲活动的活跃期。袁枚诗主性灵，所评点的戏曲作品也多为性灵之作，认为戏曲创作应以情为圭臬，表达主体的内在情愫。俞樾亦强调“感人”是戏曲功能实现的关键，然更为重视的还是戏曲化民成俗的教化功能。袁枚和俞樾的戏曲活动皆发生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鲜明表现出诗歌之于戏曲的侵蚀，从另一个维度揭示了传统戏曲受制于诗学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