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为了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要以公平与效率的有机平衡为基本路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主要包括：坚持不同所有制主体产权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激发各种所有制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形成政府和市场之间适度的张力关系，通过市场竞争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政府的监管和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追求“高含金量”的效率，实行效率变革；坚持共享发展，公平地分配改革成果。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内蕴着深刻的总体性辩证法。它以无数实践性的生命个体的生产和交往为根基，使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在横、纵两个维度，即共时性的社会结构与历时性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断向外延伸至未来、开放性的总体结构。任何经验事实只有以总体的内部核心为中介，成为其中的具体环节，才能获得本质性呈现和必然性展开的正确理解；任何价值理念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走向现实化，才能扬弃其抽象性。共产主义自由与解放的价值原则成为在价值与事实的相互扬弃中不断现实化的历史过程。总体性辩证法在当代中国的实践意义在于，它能够引导人民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场的历史必然性，理性对待与中国奇迹同时存在的社会问题，成为坚定道路自信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

近代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被迫打开国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面对这种情况，我国的经济治理思想也以如何提高国家实力，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为主要内容，这使得这一时代的经济治理思想具有以下特征：第一，以提高国家工业实力，实现本国工业化为主题；第二，重视对旧制度体系的革命和新制度体系的建设，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前提和保障；第三，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结合，大力吸收国外先进科技与文化。在当代，这些思想仍然对我国如何防止经济“脱实向虚”，促进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推动对外开放战略继续深入进行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为经济发展创建了稳定的秩序，建立起组织动员各种要素参与现代化建设的高效领导体制，形塑了支撑发展的经济社会体制，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制度成本和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形成了高超的经济治理能力。党的核心经济治理能力主要包括：理论创新与理念引领能力；战略规划与执行能力；制度供给与创新能力；统筹协调与经济秩序治理能力；促进公正与共享能力；风险防范与危机应对能力。中国共产党综合运用经济治理能力，形成支撑发展的强大国家治理模式，铸就中国经济发展奇迹。新时代党要根据内外发展环境变化以及高质量发展要求，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优化党的经济治理能力；通过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化、法治化和专业化水平；有效协调党与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建设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世界经济格局重构，全球经济治理陷入困境，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发生激烈碰撞。与此相适应，早期的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萌芽和推动者，沿袭其学术传统的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都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和解释现实问题，但也存在理论缺陷。随着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我们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的全球治理思想逐步形成与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中国贡，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府会双层博弈中的掣肘关系，导致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实践中处于被动局面。随着两党在气候立场上的极化特征凸显，民主党居主导的府会结构有利于美国气候政策的正向演化。2020年美国总统竞选与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关系到其气候政策演化能否出现新一轮的积极跃升。关键摇摆州的国会议员提出的进入立法程序的法案，对总统候选人的政策偏好影响重大，且会进一步影响当选总统的施政纲领。鉴于此，在把握20世纪50年代以来气候议题府会融洽度变迁的基础上，探析上届总统参选以来弗洛里达和宾夕法尼亚两个关键摇摆州议员的气候提案，可以为洞察下一步演化趋势提供参考。

《巴黎协定》“适应”目标平衡了多个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合理安排了资金方案，并以“国家驱动”模式实施全球“适应”行动。但是，其存在“适应”目标不具体， “适应”资金的数量和规模不明确， “特别脆弱国家优先”难落实， “国家驱动”下的信息通报制度执行力不足等问题。气候正义视阈下的“适应”制度应注重矫正正义并细化“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以国家自主贡献为依托，量化适应目标，合理确定“适应”资金数量、规模及使用规则，通过划定范围、确定分配方案落实“特别脆弱国家优先”原则，并建立可行的信息通报制度以督促落实国家驱动下的“适应”行动。

内涵式发展与外延式发展理论，即两类发展理论，是我国学者提出的具有本土性的原创概念和范畴，是认识、理解和指导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思想及方法。两类发展理论本身应随时代的发展而拓展、深化和提升，它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关系，而且涵盖两种教育哲学（认识论哲学与政治论哲学）及两大教育规律（内部关系规律与外部关系规律）所揭示的基本内容，如此才能更有力地发挥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和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的作用。

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美国等五国对大学校长遴选机构、方式与范围等都有明确规定，具有鲜明的制度化、法治化特点。各国大学遴选制度虽各具特点，但都由包含多元利益相关者、体现民主协商的遴选机构负责选举，力图保证遴选的公正客观，满足国家及地区的多元目标与特色需求，反映校内外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权益。各国大学校长遴选制度既反映大学治理的基本规律，又受制于国家及地区高等教育传统与治校理念。既要完善大学校长遴选制度设计，又要发挥个体（包括校长、遴选委员会成员、政府官员）在制度运行中的能动价值。

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型，主要有现代新儒学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潮流、根本成分”的“儒学复兴”，与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两种基本路径。张岱年先生是儒学转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路径的最重要代表之一，他倡导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转化儒学之“深层奥义”，既反对宣扬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儒学否定论”，也反对罔顾历史事实和基本国情的“儒学复兴论”，而主张走一条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综合创新之路。

家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却在近代以来发生了剧变。为了实现家庭的“转变”，梁漱溟将之置于自身乡村建设的大理论下来思考。一方面，他肯定中国传统家庭观中重情义、重伦理的普遍、恒常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未来的中国家庭需要吸收西方近现代的“组织化”因素。在这样一种具有张力的思考中，梁漱溟为我们呈现出丰富的关于中西家庭的反思和对未来家庭的构想，其中蕴含的他对中国文化重建的深刻思考，仍值得我们不断回视。

汉代是我国古代墓葬发展的重要时期，墓葬以封土表层为界形成了内部与外部两组不同的内容。随着发展，墓葬的内外两重空间体系正式形成，与之同步，地下空间、墓外设施、现实世界的三维世界也得到确立，而墓祭设施在墓外设施中的核心地位愈来愈得到加强。汉代墓葬的两重空间与三维世界反映了较多服务逝者、服务墓葬等的丧葬内容及其推崇孝道、展示孝行等社会内容，标志着古代墓葬的内容已从先秦时期重地下转向墓葬自身与墓外设施的并存和并重，综合体现出汉代墓葬的发展和演进。

兵马俑是秦始皇陵陪葬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军事主题的陪葬内容。兵马俑坑的出现突破了早期陵墓陪葬坑的建筑结构，从体量上扩大了陪葬的规模，拓展了陪葬的内容，使复杂化层次化的陪葬理念得以实现。它的产生与先秦传统及当时的观念交融有关，如人殉观念变化、俑葬的兴起、明器与生器观念的变化等，再加上秦帝国、始皇本人的统治策略，共同促成了兵马俑的形成。

《方言》一书将西汉晚期的语言分为十二个区域；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将汉墓分为十四个区域，通过对两种文化分区的对比分析，发现二者在区域格局上有较大的相似性，同时也存在一定差异，这与二者所包含的文化要素之不同有关。在此基础上，结合《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对汉墓的区分重新梳理，可知汉代语言和汉墓具有相似的发展轨迹，基本都在西汉晚期形成了统一多样性的格局。

天津法租界设立于1861年6月，不仅是当时的商业中心，也是各种革命势力开展活动的中心地。法租界连接中国与朝鲜半岛、中国国内东三省与关内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治外法权的租界特性，受到反对日本强制合并的韩国独立运动人士的关注，因此成为他们在华开展独立运动的重要场所。结合实地考察与文献资料对此进行考证，能够确认的法租界内的韩国人独立运动地点共有14处。

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南特外交档案中心，保存着大量有关20世纪上半叶天津法租界和日租界关系的档案。通过对这些档案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的前30年，在津的法日力量基本维持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而从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在华力量的逐渐增强，法租界当局的立场从保持中立逐步演变为与日本人的合作。而这种立场的转变既反映出了世界格局的最新变化，也体现出了帝国主义国家谋求在华利益最大化的野心。

古代文人存在郡望、祖籍与本籍混同的现象。明代京畿文人李东阳、程敏政、廖纪本人及各类官私史料多以其祖籍地来称记，由李东阳的祖籍地还引生出“茶陵诗派”之名；实际上他们的一生极少关涉祖籍地。这样的籍里混同，使人们对特定时代的文学地理分布产生认识误区。明代京畿文人的分布具有表面中空的特征，主要是由于三方面的原因：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与孝道观念；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与衣锦还乡意识；祖籍地因特定目的而攀附挖掘的行为。

严修，近代著名教育家，人称“南开校父”。其教育活动广为人知，而诗歌创作一直被忽视，实则严修是近代天津诗歌代表人物,在近代诗坛享有一席之地。严修的诗歌创作高峰出现在晚年，其主持城南诗社时期的诗歌与域外纪游诗最为引人注意。作为清廷官员，严修在辛亥以后的创作，罕见遗民之思，而是充满了对国家与生民的忧虑，其诗歌反映了北洋乱世文人的特殊心态。严修的欧美纪游诗关注异邦进步文明，反思中华之落后，反映了一位传统知识分子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就诗学旨趣而言，严修明显受到了桐城诗派及张之洞诗论的影响，并在实际创作中吸纳平实通俗之语，形成了自然活泼又不乏韵味的诗风。

胡适创作《西游记考证》及鲁迅创作《中国小说史略》时，都没有见过任何一种明代百回本《西游记》。他们当时研究《西游记》所据版本仅有三种清刊本： 《西游正旨》《西游真诠》《西游原旨》。他们对《西游记》评点史的述评完全是根据这三种清刊本而作，其中部分论断或源于对清刊本评点文字的误解，或源于对清刊本中可疑说法的轻信，今天不宜再把他们的这些述评视为可靠的学术研究结论。

江淮神书中的“唐忏”，因与百回本《西游记》在生成、传播时空上的“重叠”关系，历来颇受关注。从民间文艺叙事经验的角度看，它是江淮地区口承“西游”故事的典型。以“江流儿”故事为例，神书对该故事的重述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地域化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陈子春游龙宫”为线索的特色副线；二是以淮扬运河带为中心的空间位移；三是江淮民间文化信仰的渗透。这些现象不仅是历史地理因素在故事生成、传播过程中的简单附着、沉积，更渗透至文本肌理，对结构、情节、流程、角色等叙事成分的相互作用产生深刻影响。可以作为江淮神书重述“西游”故事的经典个案。

关于《西游记》简本系统中的阳至和本、朱鼎臣本与杨闽斋本之间的关系，迄今尚无定论。目今研究方法，多忽略了以版画证史的重要性。通过版画文字互文比勘，可以发现阳本、朱本与杨本之间的“基因相似性”，三者间存在非常明确的摹仿承袭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