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功利主义通常被称为“行为功利主义”。它存在两个主要困难，一个是违反道德直觉，另外一个是不能指导行为。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一些功利主义者对其理论进行修正，提出了“规则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主张：人们应该按照道德规则行事，它既符合道德直觉，也无需进行功利计算；人们所遵循的道德规则是理想的而非实际的，并且理想的道德规则会导致功利最大化；人们不仅应该追求福利的最大化，也应该追求福利的平等化，而且平等主义的分配是福利最大化的。虽然规则功利主义比行为功利主义更为合理，但是它仍然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政治共同体的一体两面的不可分割的公共性与复数性必然要求公民具有公共能力、通达能力和独立能力，即民主能力。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这一公民的“首要政治德性”是民主能力的基础。公民的民主能力和勇气是任何民主理论和模式得以实践的根本前提。资本主义以“畏死的恐惧”为中介所形塑的原子式个体并不具有民主能力——尽管他们拥有并可能行使参与民主的权利。由此，西方民主出现了前提错误，即以丧失民主能力的原子式个体充任民主主体，由此便只能得到“麋集式集体的共同意志”或众意，无法得到公意。这使得西方民主在实践中偏离自由与平等，成为一条通往资本奴役之路，这是资本主义固有的先天缺陷，与采用哪种民主模式并不相关。在帮助人们获得超越“畏死的恐惧”的勇气从而具有民主能力方面，中国具有鲜明的化和制度优势。

结合个人的阶层认同和社会流动预期来观察生育意愿，为分析和理解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而理解低生育率陷阱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生育意愿低的主要原因不是“养不起”孩子，而是因为在现代社会的分层机制下，人们优先选择通过地位消费来维护和提升自我地位认同，挤压了生育意愿。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阶层认同会影响收入与生育意愿的关系，阶层认同向上偏差会加大收入增长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个人对未来的社会流动预期与生育意愿负相关，同时向上社会流动预期也会加大收入对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要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不仅需要通过公共政策降低生育的私人成本，还需对育龄人群从社会价值观方面加以引导，使年轻人合理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与年龄结构转型所开启的人口机会窗口高度匹配，适时将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先行收获资源型人口红利；同时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亦在快速提升，资本型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已然开启，资源型和资本型人口红利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交织并行。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奇迹，以资源型人口红利为主导，伴随着资本型人口红利的孵化和快速成长，探索出新时代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圭臬，即立足经济转型的基本事实，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在健康和教育变革、人力开发和利用、城镇和乡村建设等方面适时配套相宜政策，推动人口红利由资源型主导向资本型主导转变。

人口红利是学界关注的核心研究议题之一，但既往研究却忽视人口红利中所暗含的性别结构视角，迄今尚未充分关注性别平等视域下可能带来的广义社会经济效应。从理论上看，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不仅需要交融和拓展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相关概念，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到构成支撑性别红利的多元理论分析框架。综合而言，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特指性别红利在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及社会经济之外的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环境领域等所有面向的综合效应，其中各效应又呈现出内涵丰富且多样面向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进一步挖掘从人口红利转向性别红利的理论建
树及探讨收获性别红利广义社会经济效应的现实路径，不仅是理论界的重要使命，同时也是现实的客观要求。

当前，并未局限在社会学领域的诸多学者在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上取得丰富成果，但主要聚焦于价值阐发和理论探讨的社会治理研究，却在某种程度上因缺略了社会治理的实践根基以及与现实的贴合性而在总体上处于“悬浮状态”。基于导致该状态之原因的共同特征和社会治理所涉的基本关系面向，扭转或改变这种“悬浮状态”的正当取径，则在于推进社会治理研究在实践层面的情境转向，按照一种层次逻辑对社会治理关系面向的“重心”进行“下移”，此即本文所称的“向下治理”。具体而言，即由“国家视域”转向“社会属性”、由“社会治理”转向“社区实践”、由“稳定偏好”转向“互动偏好”。这种视角向下的情境转向，不仅有可能因赋予社会治理研究以实在内容而逐渐摆脱“悬浮”，而且亦可为社会治理的实践铺展及理论创新找到新的突破口。

县域社会城乡融合发展是县域社会中经济、生态环境、社会交往、精神文化以及政治五个方面的城乡发展差距持续缩小的进程，其中城乡政治融合发展是关键要素。因为它担负的功能是为县域社会五个方面的城乡融合发展确立目标、手段和评价发展结果的标准。县域社会治理既是城乡政治生活的内容，也是能够促进城乡政治融合发展的因素，其促进作用取决于县域社会治理体系的状况。因此，促进县域社会城乡融合发展可从促进城乡政治融合发展入手，以完善县域社会治理体系为内容，提升治理能力，使城乡政治融合发展能切实担负为其他四个方面确立具有较高“情感真诚性”“认知共识性”的目标、手段和评价发展结果的标准的功能。

1948—1954 年，是缅甸中立外交政策的形成、确立阶段。缅甸独立后虽然宣称奉行中立不结盟外交政策，却明显与英美西方阵营的关系更为紧密，并没有实现真正的中立外交。1950 年初，从中国内战落败的部分国民党军进入缅甸后，在美国和台湾当局的支持下试图阻止中国的革命胜利。同时，他们还介入缅甸内战，引起了缅甸安全、政治上的多层连锁反应。美国在该问题上的两面政策，削弱了美缅关系的信任和基础，推动吴努政府调整政策，在两大阵营之间实行更加平衡与多元的中立外交政策。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是当前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战场。面对日益拓展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开始重视海外基建并逐渐成为印太地区基建竞争的重要主体。自2017 年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基于全球权势转变冲击和海外基建实践反思，沿袭“重返亚洲”逻辑，加强了对印太地区的基建投入，逐步设计出一套致力于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战略。美国的印太基建政策体系充分立足于金融、话语、盟友和基建工具等多种比较优势资源，以结构性权力逻辑嵌入并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印太地区战略，当然，其最终目标则是护持美国霸权并遏制中国影响力。从目前看来，美国在印太地区强势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基建资金、制度框架、目标国利益和具体运营模式的制约。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和外汇储备水平参差不齐，跨境支付结算环境各异，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这些问题制约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跨境贸易合作的规模和效率。区块链分布式存储、不可篡改和时间戳等技术特性有助于构建公开、透明和实时的市场环境，在跨境贸易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各国政府部门参与的跨境贸易联盟链，以各国政府公信力提供背书，实现实时监管，并对加强联盟链上各国合作、共同维护跨境贸易规范运行和治理、打击跨国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构建与中亚五国的跨境贸易联盟链，将充分发挥中国经济体量优势提升地区贸易活跃度，增强中国区块链技术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可以作为数字货币和主权国家间区块链合作的试点沙盒，为国家数字货币推行和区块链的国际合作提供实践场景和思路。

20 世纪30 年代，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着手于江西乡村建设事业，先后建立十个农村服务区。随后，服务区改为实验区，服务区干事兼任区长，将江西乡村建设导向政府农政范畴。由此造成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政治”与“服务”的角色冲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不同取向问题，成为经委会在江西开展乡村工作中难以逾越的困境，最终导致乡村建设运动走向“乡村不动”的境地。

学界多认为，顾颉刚将传统古史中的帝王故事还原为神话传说后，没有或较少去追溯这些神话传说的来源；他对古史“层累”造成的分析，也多是着眼于东周秦汉间“时势”推演的历时性或线性分析。不过，这主要是顾颉刚早期著述中的特点。到20 世纪30 年代，他已经开始追溯传统古史学说的来源，后来更提出“整整齐齐的一大套中国古史”多源于西方羌戎宗教故事的说法。与此同时，他对传统古史源流演变的分析，也不再仅是着眼于宏大“时势”的历时性或线性分析，而是更多地体现出“故事跨地域流布”视角，即故事在跨地域流布过程中，会被多元地域文化层层附着，出现共时性多元文化向历时性一元叙事的转化。这样，顾颉刚在其古史考辨中，不仅追溯了古史传说的源头，其方法路径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唐顺之《左氏始末》改《左传》编年体为纪事本末体，突出了纪事原则，但标目也存在以人分类的现象，甚至是名实不符的情况。《左氏始末》以《左传》作为基本史料来源，还充分参考了《国语》《史记》和后出的其他文献，是对这些文献的综合运用。这些体现了传统体裁由以纪年、记人向纪事转变过程中
的变化，反映了唐顺之本人对春秋时代“无义”的整体历史评价，突出了在传统“以史证经”的思路下，对史学价值的特别认可。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泉州本《淳化阁帖》共有十卷，年代约在南宋，学界一般认为是由两种版本拼配而成，即帘纹较宽笔画略肥的第三、六、九卷，和其他七卷合并成为一套。经校勘，该版本实际情况与前辈学者所述并不相符，此本虽是十卷全本，且保存完好，基本具备学界公认的“泉州本”特征，但补配现象较多，浓墨拓法和淡墨拓法在同一卷中交错出现，其中第五卷比较特殊，可见木裂和银锭纹，字口圆润含蓄，明显与其他几卷不是一套。目前存世的宋拓泉州本全本，仅有国博泉本与上图泉本两套。学者仲威总结的七条特征大约是以上图泉本为主，结合历代文献和传世泉本校勘之后所确定的，国博泉本有六条特征与仲威所述一致，说明国博泉本与上图泉本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同作为宋拓的阁帖泉州本，而其中的版本差异也有重要研究价值。

集体型叙事的叙述人是复数的群体，或化身为复数群体的代言人，其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形式技巧，还与话语格局中的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在同为弱势群体发言这个角度与“女性声音”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当代女作家以“我”在场的方式进行的非虚构写作，具有现场感、真实感的同时，也增强了集体型叙事的话语力量，并或隐或显地传达了某种女性声音，对其辗转于“两个世界”之间各执一端的性别尴尬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化解与修复。非虚构写作并非“去性别”的文类，其以性别在场的方式关注社会宏大命题，体现了女性写作在新世纪的新发展。

20 世纪20 年代，新文化知识分子在报纸杂志上围绕“恩”“孝”“恋爱自由”“生育节制”“新性道德”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在一系列社会批评文章中尝试建构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生育观念，生育的意义由家庭结构的纵向延续转变为两性情爱的扩展与升华。与此同时，新文化知识分子关于节育和堕胎的讨论既是对家庭伦理的重构，也是20 世纪20 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新文学有关生育的文本一方面赋予了生育情感内涵和超越性内涵，呼应了新文化生育伦理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另一方面通过书写堕胎弃婴等非常态事件，揭示了个人主义话语难以表述女性生育体验的局限。

1933 年12 月，年仅21 岁的曹京平（端木蕻良）创作完成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科尔沁旗草原》，这一经由“九·一八”国难激发而成的文学行动其实有着更为深远的思想根源。1922 至1931年间，端木不仅深受南开学校“开拓精神”的濡染，更是沉浸在这所学校独特而浓郁的东北文化氛围之中，由此得以融合关内外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域中重审故乡。尤有要者，张伯苓校长以其特有的远见卓识早在1927 年即创办东北研究会，在全国的中学和大学中率先开展有关东北史地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以求发达实业而保国土”。作为该校最为积极的东北研究会会员之一，年轻的端木得到了彼时中国最为优秀的东北研究的学术熏陶，这为其日后写作《科尔沁旗草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知识准备和至关重要的文学自信，从而“直立”起一个苦难深重但却朝气蓬勃的“新”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