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始终高度重视科学理论武装并勇于进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 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 与时俱进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中国共产党建 党百年来的发展历程清晰地展现出从理论自觉走向理论创新和树立坚定理论自信的内在逻辑，使思想 建党、理论强党成为党的鲜明特色和光荣传统。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民主革命时期，党主张普及工农教 育，强调教育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服务，建立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教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领导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确定了 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党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十八大以来， 党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坚 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 水平的现代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 思想。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百年发展历程中呈现出的战略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等基本 特征，对于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要启迪作用。

中国对非承包工程是中非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主要实现途径，也是中非产能合作的重要 基础条件。我们以非洲52个国家面板数据为基础建立实证模型，考察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和自然资源因 素对中国承包工程区位选择的影响，认为中国对非承包工程倾向于制度较好、自然资源较为丰富的非洲 国家。此外，通过考察核心变量间的交互作用，我们发现完善的制度质量、较小的制度距离能够显著提 升中国企业在资源寻求动机下的承包工程；通过时空地理加权回归，则揭示了制度和自然资源对承包工 程区位选择影响的国别差异。这些结论可以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对非承包工程提供政策参考。

非洲自由贸易区对非洲大陆的产出、贸易和福利都存在促进作用，但在不同国家和部门之间 存在异质性。目前非洲各国对 AfCFTA的承诺水平和实施准备仍存在动力不足、行动滞后的问题。基 础设施薄弱、各国的患得患失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都是非洲自贸区推进受阻的主要原因，非洲各国有必 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推进非洲自贸区的建设。中国作为非洲国家坚实的友好合作伙伴，应利用自身的 优势发掘非洲自由贸易区带来的机遇，推进中非合作的发展。

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近几十年的重要演进特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 角下，这一进程既体现了社会经济生活、生产实践条件变化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 求，也体现了自然科学领域如心理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的前沿发展为经济理论的自我修正与重构 提供了新的思想与方法，深刻反映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对立统一关 系。辨识行为经济学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前沿性，并对其核心理论内涵与外延进行厘定，有助于 我们深入把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内涵演变，及其前沿科学成分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与政策实践的可借鉴性。

今天互联网和数字平台所谓的注意力经济学或眼球经济学的实质并不是注意力，而是一种分 心。为了理解这种注意力经济学的存在论，需要从霍布斯、洛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拉康等人来看如 何通过镜子的镜像，在注意力之下形成内在的统一的形象，并让这个形象成为主体的基础。一旦我们的 注意力从镜子转向电子屏幕，这种以内在镜像为基础的主体模式便逐渐消解，让位于一种新的主体模 式：外—主体。外—主体反转了之前由外及内的内—主体模式，通过算法将主体分心，让之锚定在不同 的数字平台上，并让主体随着互联网公司和数字平台的节奏运动，这样做的结果是，在外—主体的生产 中，一方面，互联网公司收割了大量的关注和粉丝，从而获得了互联网经济学下的通货，另一方面，外— 主体由于分心，已经不能形成理性的决定，从而沦为互联网公司控制下的粉丝或民粹。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注意力经济作为一种特定的劳动形式，把“观看”视为一种劳动，通过划分 “观看”的必要时间与剩余时间，揭示观看作为劳动形式所蕴含的剩余价值；注意力经济作为一种“自由 经济”悖论，呈现出个体消费欲望的强化与均质化消费欲望下降之间的内在冲突，表征着个体化的丧失 以及个体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注意力经济作为一种生产机制，它促使去领土化与再领土化之间的矛盾加 剧，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中的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关系呈现独特意义；注意力经济作为一种权力机制， 凸显政治与经济的紧密勾连，为了使得注意力经济正常运转，社会机器需要控制与操纵“注意力的凝 视”，通过这种“凝视”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对注意力经济的历史唯物主义审视与批判，能够促动我们更 好把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资本有机构成等范畴，这对深入理解数字时代资本主义榨取剩余价值的新 型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国家治理中长期存在着为追求有效性而超越制度规范的治理行为。改革开放以来，这些 治理行为被限制在维持社会稳定的范围内，逐渐演化出依赖规范性政府行政，又部分突破制度约束的特 征，即形成常态政府的弹性化治理。弹性化治理表现为纵向的行政发包制，通过压力型体制向下分解任 务指标，在考核奖惩制度配合下，产生了执行层面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和竞争锦标赛。弹性化治理的运 行方式是中心工作机制，是在可替代治理工具不足的情形下，动员体制向常态化、温和化的演变。高度 有效性是弹性化治理延续的正当性根源，但其依靠打破制度约束、集中资源推动赶超式发展的实质明显 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相背离。未来弹性化治理该如何存续变革，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探讨。

公共政策是政府治理的基本手段，政策的精准性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前提，如何在评价政策“精 准性”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建议，已成为政策分析的重要议题。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和政策工具 理论，从主体、内容、客体维度出发，可以建立起分析政策精准性的“制定机构—政策工具—目标群体”三 维互适框架。通过对 T市发布的 211份复工复产政策文本的分析，发现当前存在政策制定机构各自为 政、政策工具未能覆盖供需闭环以及目标群体难以“对号入座”等问题，应从推进政策制定的机构间协 同、改善政策工具的整体结构和强化政策工具的“顾客”导向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升政策的精准性。

理学“心性存养”话语有悠久的来源，其发展演变历程复杂，其代表人物观点差异性较大。两 宋理学“心性存养”话语因其涵涉“心”“性”“存养”“心性存养”，而具备丰富涵蕴。两宋理学家“心性存 养”的诗歌主题类型，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抒写理学家对于心性之体用的认识；书写克讼、慎独、守礼、 静坐、力行、调息等实现心性圆满的方法与途径等工夫论问题；书写澄净心性、保有诚敬等存养心性的途 径及方法；书写“定止”心性境界或者定止心性目的。两宋理学“心性存养”主题诗歌类型，是理学诗的重 要诗歌门类，呈现出独特的哲思之美和道德定止境界，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红楼梦》虽不以文人为主要描摹主体，但小说中却描写了一些未仕文人形象，如贾雨村、贾代 儒以及贾府中的“清客”“幕客”等。《红楼梦》所描写的这类文人，多是寒士，他们因生计所迫，不得不参与 治生。部分文人通过治生，夤缘求进，走上仕途。小说情节和文献记载多有互文之处，揭示了清初中期 未仕文人的生存样态。

学界对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的时代早晚、文献真伪素有重大争议。甲戌本凡例的 抄写形制与正文一致，但其内容与正文所述内容多有矛盾，凡例作者应与曹雪芹或其亲友关系疏远，形 成时间亦相对较晚。甲戌本中与凡例能够形成呼应的部分批语，时代应更晚于凡例。这些晚出文本抄 写在版心署“脂砚斋”的专用稿纸上，代表甲戌本的抄定者可能对原始底本有相当程度之加工，且暗含其 对脂砚斋地位的特殊认知。凡例既为晚出文本，则不宜过早估计今存甲戌本的最终写定时间，亦应对甲 戌本批语、正文的文献价值加以更细密的甄别。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对红学文献若干基源问题也能提供 新的理论思路。

中国古代经学逻辑是指古代经学典籍注笺与经义阐释过程中的推理论证理论方法、规则及其 实践的集合。中国古代经学逻辑方法往往与“类”“推”相关，主要包括易学“类同”“类聚”等基础上的“推 类”，春秋学中“明类例”基础上的“推其例”，诗经学“取类”基础上的“类推”，等等。上述经学逻辑方法有 其自身的“规范性”要求，不可随意而推。与西方传统逻辑，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以“是”为核心的逻辑方法 不同，中国古代经学逻辑更加重视“类”的考察与运用，由此而形成的“类”思维在经学体系的构建中起到 了工具作用，彰显出“求善”与“求治”的价值旨归。

近代以来，西学再次传入中国，充当先锋的依然是西方学人，他们通过发行报纸杂志、创办出 版机构、兴办学校等来传播西学，这其中也有逻辑学。这次的传播也开始影响到一大批国人主动学习、 了解和掌握逻辑学，并在此基础上翻译、编著逻辑学著作，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逻辑思想研究的萌发。 以孙诒让为发端，梁启超、刘师培、章士钊、胡适等人纷纷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挖掘逻辑思想，开启了中国 逻辑思想研究。可以说，中国逻辑思想的研究受到了逻辑学传入的影响，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为 重要的因素在于国人自觉主动地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逻辑思想，近代西方学人在中国传播逻辑学更 主要的贡献在于为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铺垫，这是中国逻辑思想研究产生的前提条件。

利用出土文献、传世文献，可以揭示周文王与武王受命的由来、《程寤》中的象征与文武受命、 文武受命的真实性问题。关于周文王、武王受命的由来，《程寤》记载的文王、武王因太姒之梦而受命是 原初的，而《诗经·绵》记载的“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是衍生的。周人三世结仇怨于商，商周关系呈现 尖锐对立的状态。西伯昌被商王囚七年才获释，在意识到商周势不两立的情形下图谋灭商。于是，西伯 昌、太子发、太姒联合创作了“文武受命”。《程寤》太姒梦“商庭生棘”象征商亡，梦周“梓化为松柏棫”象征 周代商而兴，周人要受商命于皇上帝，是为“文武受命”。

《朱岱林墓志》之墓主乃刘宋元嘉末期青齐地区的移民家族后裔，该墓志的内容丰富了以往对 魏晋南北朝青齐家族历史的认识。乐陵朱霸家族是因崔浩国史之狱及兵役之累而被迫渡河迁居青齐， 从黄河以北的郡望“乐陵”迁徙到了黄河以南的新贯“乐陵”。朱霸家族南渡后在侨置乐陵郡定居，是在 刘宋侨置冀州制度施行十余年后，晚期南渡河北家族对新的居住地的适应性选择。朱岱林在北魏后期 的交友圈可分为三个层次，即高门士族崔光韶、同阶层小姓贾思伯以及寒素徐纥，朱与此三人均为青州 乡里，正是青齐人士的乡里关系促成了朱岱林的多层次交友圈。朱岱林的交友圈说明，由于特殊的时代 原因和地域特性，北魏后期青齐地区的家族已然超越了姓族的阶层区隔，实现了以乡里关系为基础的家 族交往。在这一交际关系中，青齐移民群体起到了主导作用。在北魏后期的青齐地区，家族的地域性已 然超越阶层性成为当地家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命晋王朱棡、燕王朱棣率师远征蒙古，北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 院阿鲁帖木儿投降，明朝取得重大胜利。按照传统说法，朱棣在这次胜利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朱元 璋得到捷报后称：“清沙漠者，燕王也。朕无北顾之忧矣。”但从朱椿《献园睿制集》中的《与晋府书》来看，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是朱棡，而非朱棣。“燕王清沙漠”的说法是朱棣的史臣们精心编造的谎言，目的在 于塑造朱棣英勇神武、深受朱元璋喜爱的完美形象，强化其继统的合法性。

食谱是古代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建古人食谱，不仅可望揭示先民的生活方式，探索 古人生存环境，而且可为古代动植物的变迁、农业的起源和传播以及动物的驯养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新 的研究视角。传统古食谱研究主要立足于历史文献，以及考古出土的饮食相关遗存，如饮食用具、饮食 加工器具、农业/畜牧业/采集狩猎工具、绘制有宴饮/庖厨场景的墓葬壁画或者画像石/砖、动/植物遗骸 等。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在饮食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如骨骼或牙齿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植物微体化石分析、考古残留物分析等，中国古食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得以提升。此外，一些应用较少 但是研究角度比较独特的方法，如牙齿磨耗分析、骨骼微量元素和单体氨基酸分析、粪化石研究等也为 中国古食谱研究提供了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