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坚持总结历史、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相统一，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关于党的领导地位作用的目标要求和科学概念，得出一系列重要论断并进行了深刻阐述，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不断深化发展的认识成果，彰显了马克思主
义政党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和高度自觉自信，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信仰信念和对国家、民族、人民前途命运的使命担当，彰显了党的根本宗旨和价值理念。新时代要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坚持从信仰信念和性质宗旨、从党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创造的历史伟业、从“打铁必须自身硬”出发不断深化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作用的认识，以对党的历史的自信，坚定对党的全面领导的自信。

百年前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在中西文明双双陷入困境之际，中国先进分子走在时代前列，以为人民谋幸福为根本，着眼人类前途命运，努力探求“第三新文明”的结果。在这一追求下孕育而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以建设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为己任，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深深扎根
于为人民谋幸福的基础之上，放在服务于全人类共同发展的视野之中，历经百年奋斗，既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又呈现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广阔发展前景，从而开辟出一条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文明之路。

自然生态、族群身份与性别是进入21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非常重要的三个议题，而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独特性正在于对自然生态、族群身份与性别三者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书写。小说写出了保护自然生态与维护族群文化身份之间的两难，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驯鹿鄂温克弱小族群坚守古老生存方式
与现代转型间的两难。而小说对女性与族群、自然关系的想象，特别值得注意。它将性别身份与族群身份重叠编码，凝固、本质化的性别身份与凝固、本质化的族群身份互相表达、彼此支持。这一叙事策略有两大思想资源：其一，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本质化的女性形象可以作为不被现代性侵蚀、污染的本质化原乡的象征，以抚慰本土文化身份的焦虑；其二，对女性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化理解，而这种理解既受到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又植根于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特殊的性别文化语境。

20 世纪80 年代转折期电影的爱情叙事，在处理“历史/当下”题材时，主要表现为歌颂无私奉献与批判情感交易两条路径。前者以崇高的牺牲弥合历史创伤，后者借由当代青年的情感困境，展现了诸多现实问题。以“失恋”作为剖析爱情叙事的事件性视角，可以发现失去崇高爱情在影片中实际上意
味着一种创伤转写；而对现实爱情来说，则是以失败的结果反证了以情感交易改变个人处境的意义。在此过程中，“爱情”的政治意味得以呈现。

“同情”作为关键词，贯穿于“五四”新女性石评梅整个的心路历程中，成为其文学创作与人生探索的动力、机制所在。姐妹情谊构成了新女性生活与文学方式的想象起源地，为“同情”的产生提供了原初场域。石评梅参与现实活动的精神出发点，便是对“同情”的泛化认识。由母爱到上帝之爱，石评梅
认同以母爱为代表的善的情感结构。然而，在现实的碰撞之下，日常伦理中普遍存在的“爱”的质疑，也给石评梅以致命回击。不同于鲁迅的“反抗绝望”，“同情”的悖论是石评梅一生的命题。石评梅始终以情感作为思考和叙事的动能，“同情”蕴含着革命力量，一路建构着希望，同时也解构着自身。个体的分
裂带来的戏剧性张力成就了石评梅，也葬送了石评梅。

东汉后期持续的疫情不仅造成社会动荡，同时也在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崛起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魏晋道教改革后丹药与投龙术逐渐成为道教上层路线的突出体现，河南嵩山峻极峰发现的武则天除罪金简和西安何家村发现的金走龙是自东汉末五斗米道三官书发展而来的投龙仪式的组成部分。除罪
金简反映出武则天晚年信仰思想的改变，与政治形势和所谓“晚年悔过”没有直接关系。部分何家村文物是道教长生术的工具与原料，金走龙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模仿人间驿传马匹，在投龙仪式中担负着沟通仙界与人间的使命。唐宋时期的投龙器物具有共同的特征，即昂贵、复杂，说明投龙仪式已经摆脱了东汉三官书的平民化色彩，成为身份等级的象征，体现出道教丹药行为的“上层路线”意识。

在宋元以来中医发展儒学化的背景下，明清医家借由文献散亡之说，来解读张仲景《伤寒论》治疗温病的缺失；通过师仲景之法而不拘泥于具体的方药之说，来维护仲景的医圣地位和《伤寒论》的经典价值。以吴鞠通为代表，明清温病医家对中医学术发展史进行了全新的梳理，构建了自张仲景直接到
明清医家的温病学术传承脉络，其间的晋唐宋元医家虽有启迪之处，但并未真正承接仲景之学。这与宋儒重新梳理儒学脉络，进而建构由孔孟直至宋儒的新道统，其背后的思维模式是相类似的。地域的南北差异，是明清温病医家阐发温病证治应当有别于伤寒的重要立论点。但温病学说若想获得更大的应用
空间，增强学说应用的南北普适性，就必须突破地域化的束缚，才能获得更大的认可。尽管并非所有明清温病医家都拥有消解地域化的宏图，但不少医家也作出了一些努力和尝试。

近代医用呼吸防护器具及其背后预防传染病之理念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与演化。1910—1911 年的“满洲”鼠疫期间，由伍连德领导下的哈尔滨中国防疫当局发明的简易纱棉口罩（即现今所称“伍氏口罩”）凭借经济与实用的优势得到了广泛应用并被万国鼠疫研究会认可。尽管其设计之初的防
护理念与过滤式呼吸器更为接近，但在此次研究会后佩戴口罩与预防疾病经飞沫传播之间的联系逐渐明确。会议上也确立了一个重要原则：口罩的作用机理是纯粹机械式的，不应搭配消毒剂使用, 从而扭转了此前将呼吸防护器具同时当作杀菌器使用之风气。“伍氏口罩”不仅影响了日后口罩之形制，其防护
理念与使用原则也型塑了后人对于防疫口罩的应用。

儒学以生命存在的实现为思想的进路，其所言达道，是一种身心上的体证和实践上的拥有，儒家哲学由此而有工夫与工夫论之说。儒家言工夫，包括“成己”“成物”内外两面之统一，其思想架构，可用《学》《庸》“诚中形外”的观念来提挈概括。“成己”着重于个体生命整体性的实现，人的实存表现既因内
在本体性的确立和贯通而臻于精纯或“纯一性”，又在生命历程中展现为一种生生连续的“同一性”，获得生命存在之整体性的迁化和本质性的升华，成为道体、天理所依之以全幅必然展现的一种当下性的场域。“成物”着重于君子德化天下的教化作用。儒家讲“诚中形外”，是要通过成己以成物的途径，达成人
己、物我一体相通和平等性的价值实现，此亦儒家落实其教化的途径。

1923 年及1948 年大选前后，中国各地曾举办两批次总统“草选举”。第一批次“草选举”数据与大选结果相悖，揭示出直系北京政府标榜“顺从民意”之伪。第二批次“草选举”的调查数据与大选结果部分吻合，却因实施“戡乱”，言论表达受限，难以反映真实民意。“大选”结束仅一年，当选的总统蒋介
石、副总统李宗仁及国民党政权被推翻，证明这一批次“草选举”在反映整体民意上存在局限。“民意”有真伪之别，民调可昭示民意，也可塑造民意。研究民国时期的总统“草选举”，比较其与真实选举的关系，对认知当时政局及尔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严复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思想家之一。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的几年间，严复极力推崇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并把约翰·密尔的《论自由》译为中文，在中国语境下对近代西方的自由观加以解读。但是，严复最终并没有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晚年严复放弃了近代的自由观而回归儒家思想
传统。《政治讲义》是严复思想转向的重要标志，对君主立宪政体的沉迷以及清末新政是严复晚年思想转向的主客观原因。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向也可以在某程度上说明自由主义不能在近代中国落地生根的深层原因。

航运一直是商品运输的重要方式，英国作为昔日的海上霸主，航运对其意义不言而喻。格拉斯哥位于苏格兰西部，18 世纪开始随着殖民贸易的开展和格拉斯哥工业发展，克莱德航道的条件越来越无法满足船舶通航和贸易开展的需求，因此1759 年出现了专门的航道治理机构。在二百年的发展过程
中，克莱德航道治理机构不断加入工商业者、船主和纳税人代表等作为决策者，他们作为航道直接使用者，积极参与并推动航道治理工作的开展，实现了决策者、航道治理机构与港口贸易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克莱德航道治理机构的航道治理和港口建设，格拉斯哥港口逐渐发展成为英国重要港口之一。

疏浚业是与港口、航道建设密切相关的重要产业。19 世纪末津、沪两地先后出现了以机械为动力的近代疏浚机构，有效地改善了两地的航道条件，对贸易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由于缺乏技术和资金支持，中方不具备独立负担近代疏浚业的重任，疏浚机构最终是由与航道治理相关的华洋各利益集团
合作的形式出现的，并以关税附加税为主要经费来源。这个利益集团既是决策者，又是出资方，同时还是河道治理的受益人，因此可以有效缩短决策时间，最大程度地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推动中国近代疏浚业的发展。

服务贸易是自由贸易协定的核心领域之一。RCEP 确立了服务贸易相关规则，15 个成员分别以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方式作出承诺，并且高于成员之间已有FTA的开放水平。除部门措施外，各成员还针对不同自然人类别临时入境和停留列明了相关条件与限制。在RCEP 中，中国的服务贸易开放承
诺达到了已有自由贸易协定的最高水平。RCEP 整合并升级现有FTA规则，各成员将取消影响服务贸易的限制和歧视性措施，扩大市场准入，提高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

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亚合作以构建区域内多边合作框架机制来促进本地区和平与发展，以构建区域一体化为目标，谋求建立东亚共同体。进入21 世纪后，东亚合作驱动力减弱，制约了东亚合作进程。2008 年以来，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给全球化带来巨大冲击。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全
球化进程。新形势下，疫情将成为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的新驱动力，区域合作力度将大大增强。同时，东亚供应链面临结构性调整，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将成为现实需求。

通过对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各因素及其差异性的分析结果可知：（1）社会经济地位因素中，受教育水平对三国居民主观幸福感不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经济地位对三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日本尚未出现“收入—幸福”悖论；社会阶层对日韩两国居民幸福感
有显著正向影响。（2）社会资本因素中，不同的信任资本对三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同——政治信任对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特殊信任提升了日韩两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普遍信任对韩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也有促进作用；社会参与对中日韩三个国家居民主观幸福感不具有显著影响；公平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公平感知对三国居民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正向影响。（3）经济因素对各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力强于文化因素，文化传统带给人们精神慰藉的作用似乎已经没有强大到足以缓冲人们精神的失落，经济发展仍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

获得感是衡量社会发展能否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指标。课题组对深圳市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基于该调查数据运用社会质量理论考察了社会发展对城市居民获得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质量是影响城市居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
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均对居民获得感有促进作用，其中社会经济保障的影响最大。因此，要提升城市居民的获得感，需要继续推进我国社会质量建设，尤其要加强社会经济保障制度建设，提升社会凝聚力。

由于独特的思想传统和社会语境，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体现了不同于北美传统的理论逻辑和研究路径，其思想渊源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分析逻辑；其理论传统是对文化和文本的结构性反思；在研究对象上，回归文化和文本；在研究视角上以日常生活为导向，采取结构化的研究框架；研究主题富含时代关切；在学科边界上，与文化研究的日益融合又分歧显著，研究路径日趋多元，体现出与时俱进、博采众长的当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