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批与监管的关系是“放管服”改革推进过程中的主要关系。它反映了“政府—市场”关系的调整，具有优化营商政务环境与推动政府职责体系建设的双重功能。在探索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的过程中，对于审批与监管两大环节的合理有效对接问题，还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与现实经验。由于审管关系的演进一直主要表现为围绕着审批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所以对监管问题的探索相对薄弱。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实现，应由监管能否有效承接来决定。审管关系应以“规范—协同”作为进一步的发展方向。总体来看，今后在认识上应将创新监管方式提至更重要的地位；要基于对权责的梳理，实现审管之间的功能耦合；将审批事项与流程的标准化作为监管工作协同开展的基础，并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实现行使过程规范化；尝试在传统审管关系结构中引入多元参与主体，优化政务服务；探索失信惩戒与大数据技术的实践应用，为优化营商政务环境提供新的路径选择。

政府职责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职责同构是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特殊形态，也是我国政府职责体系构建的研究起点和现实背景。随着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发展，传统“打破”同构的理念已经不适合我国政府职责体系构建的需要，要在充分认识
职责同构存在合理性的基础上明确“优化”的思路，推进政府职责体系构建的理念转向。在“优化”同构的基础上，依据职责属性对政府职责进行职责重理，将政府职责划分为本源型、发展型和赋转型三个基本类别，通过理论与实践的论析，使其成为政府职责体系构建的支撑条件。基于“优化”同构的理念转向
与职责“重理”的外在支撑，一方面通过政府事权与职责的对接构建政府职责体系基本框架，进而依托对同构的优化建立伙伴型政府间关系，提升政府职责体系相容性。另一方面组建专门性职责协调机构保障政府职责体系的有效运行，并更新职责配置理念，逐步建立“政府职责配置表”。同时，兼顾城市化发展的现实，完善政府职责体系的相关内容。

政府责任清单制度是“放管服”改革的一项重要创新，其目标在于推动各级政府及政府部门的职权确位，职责归位，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固化政府职能转变成果。然而，实践中系列改革举措对于达成制度目标的助益都比较有限，未能全面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根据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通过
构建符合中国改革场景的分析框架，可以在厘清政府责任清单制度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和运行逻辑基础上，检视其制度绩效。研究发现，政府责任清单制度有效性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并非仅是之前文献研究集中探讨的清单编制问题，还受制度构建、制度运行、制度环境与制度相关方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进
一步的改革，政府应坚持系统观念与协同思维，对影响制度有效性的诸多因素加以整合，构建起制度有效运作的闭环系统，为责任清单制度有效运行创造良好环境。

2014 年11 月，沪港通试点正式启动，这是我国股票市场双向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然而，随着我国股票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强，跨境操纵开始涌现。在扩大股票市场开放程度的同时，也给深市、沪市引入了新的市场操纵者，2017 年证监会处罚了两例涉及开通沪港通的跨境操纵行为。沪港通的开通能否真正起到减少市场操纵行为、提高股票市场公正水平的作用，需要从学术研究角度加以论证。以沪港通这一准自然试验作为研究样本，去探究股票市场开放对市场操纵行为的影响，有助于改善现有股票市场环境，更好地应对股票市场开放这一必然的发展趋势。

作为一种嵌入障碍期权的金融产品，“鲨鱼鳍”浮动收益凭证不断增加的市场需求对障碍期权提出了更多要求，因此我们研究了马尔科夫体制转换（MRS）模型下障碍期权的定价。MRS 模型因能有效捕获资产价格尖峰、厚尾、有偏等特征而得到学界和业界广泛关注，但随机波动率使得在该模型下的障碍期权定价变得更加复杂，限制了模型的应用。通过将经典定价方法中无法计算的多重积分降低为可计算的单重积分，并计算了关键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函数，障碍期权上下界权能降低投资组合成本，从而能更灵活地调整组合收益，它与A股市场行情也呈同向变化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中华民族共同实体的反映，其心理本质是以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为核心，涉及认知、情感、意志、行为的多维系统，其中认知维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系统，情感维度是感受系统，意志维度是动机系统，行为维度是执行系统。助推理论认为，可从行为选择的心理规律与本质出发改变个体的行为，将宏大的社会问题具化为微观的个体研究，近年来已经成为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热点。从心理学角度出发，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情、意、行四维系统为切入点，将助推策略这一微观路径融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观叙事中，有效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

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中心的国家治理问题。中共中央的纲领性文件和国务院的政策文件体现的社会心理服务并不是简单的心理健康服务，而是寓“社会治理”于“健康治理”、以“心理健康”促“社会平安”，通过落实心理健康的具体目标来实现防范以心态失衡等“社会心理因素”为诱因的极端事件发生的社会整合功能。对试点地区相关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相关学术成果的理论反思，都应建立在对中央的纲领性文件对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之政策愿景与行动逻辑的全面准确理解之上，才能更好凝聚学术共识和行动方向。未来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需要一种既能突破学科边界又能重塑治理边界的集体智慧并为之提供经验证据，使得技术路线服务于价值路线、行政逻辑服从于政治逻辑。

所谓美学的“高更问题”，也就是“美学从哪里来，美学是什么，美学到哪里去”？回答“美学从哪里来”的问题，需要区分美学学科和美学思想。作为学科的美学起源于德国；文化虽有创始者，却无固定主人，因此美学起源于德国，却走向全世界；“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的对立可能只是一个虚构的对立；对
当代中国学者而言，美学有“双重来源”，详言之，美学问题和框架来自德国，美学材料和元素却可以来自中国。回答“美学是什么”的问题，当从美学的研究对象和思维层次两方面着手。美学研究美、审美、艺术三大问题；美学处于反思的思维层次，是“第二级的思考”。广义的美学包括经验性美学和哲学美学，狭义的美学是哲学美学。哲学美学是“本来意义的美学”。关于“美学到哪里去”的问题，我们发现美学的发展往往根源于其哲学基础的变动，20 世纪80 年代美学热结束之后中国的美学研究已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可称之为“从实践论到现象学”的转向；但是新的现象学美学与以往欧洲的现象学美学大不相同，它将呈现为“现象学的大美学观”。这一“现象学大美学”将完整地回答美、审美、艺术这三大问题，在性质上跨越形而上学的三大领域，是一个将本体论美学、认识论美学、价值论美学囊括其中的“大美学”体系。

北宋时期，珍禽异兽是君王垂青的政治祥瑞与内苑玩物。受此影响，一股好异尚奇的园宠风潮，在以文士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中流行开来。赏玩园宠之际，君王、文士同样面对着“驯扰—物性”的矛盾纠葛，他们处理这一问题的做法与观念，既呈现出价值取向的相似性，又表现出文化话语的差异性。彼时的绘画鉴赏文献屡屡记述豢养园宠对于绘画创作的帮助，并且提醒画家留意“驯扰”对于“物性”的遮蔽，同时论及了赏玩园宠与欣赏鸟兽画作的体验差异。在君王、文士的审美生活中，园宠及其诗画负载着不同的文化功能，传递着不同的观念寄托。

《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所载齐景公与宗室权臣展开“惠民”方面竞争的寓言，含有民众通过和平方式选择统治者的设想，亦即有意统治权之人在惠民方面展开竞争，更得民心者获胜。此设想与“汤武革命”等凭暴力行动实现民众意愿的主张，有显著差别。它虽被韩非反对，却为世人提供了一种先秦时代“民意论”思想极为独特的实施途径。《尚书》等早期文献、孔孟等学说所及之民意论观点，或可视作上述设想的基础或渊源。此设想根植于周代传统分封制度、兵民合一的传统军制等，又随着战国秦汉时期社会结构的变革而衰落，几近被遗忘。在这个角度上，包括惠民寓言在内的早期民意论思想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某种迂阔的空想。

“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作为中国古代城镇选址的重要原则，影响了后世城水空间关系的格局。不同的城水空间类型，导致河流对城镇的差别影响，因之决定了地方社会迥异的措施因应，从而形成地域之间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综合而言，明清卫河流域的城水空间关系可分为近河型与远
河型，以近河型为主。前者包含河流绕城、城镇临河及跨河等不同形式。因城镇地近河流，常受洪水泛滥冲啮之患，因而形塑了沿河地方以防水固城为主的景观适应。后者则因远离河流，常有城镇用水之困、文脉断绝之危，是以通过开渠引水绕城等形式，竭力缩短城水的空间距离，既为解决生活实际，更为营造城镇风水，以求当地科甲蝉联，人文蔚起。明清城水空间的差异与地方的因应措施，表明卫河流域州县城镇重防御与重文脉观念的演变，反映了沿河城镇独特地域景观的塑造与城水空间差异之间的密切关联。

晚清重臣、湘军宿将刘坤一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担任钦差大臣督师抗战，提出了对日“持久战”军事思想，其基本依据为：彼劳我逸，宗社攸关。基本内容为：在“以守撑持，坚忍胜之”宗旨下实施“避其锋芒，养精蓄锐”、“形格势禁，制变设奇”、“兵民相耦，重视根本”与“因势利导，商结外援”的策略。总而观之，刘坤一论对日“持久战”军事思想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积极而有见地的反侵略战略思想，在遏制日本继续深入进攻的嚣张气焰，稳定国内政权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全面抗战时期，滞留海外的中国留学生面临着既“居不易”又“行路难”的艰难处境。为救助海外留学生，国民政府专门制订了救济方案，使不少确有困难的留学生获得了政府救济。海外留学生的一般救济流程十分繁杂而且耗时较长，但在特殊情况下，国民政府也采用紧急处理办法。国民政府对海外留学生的救济，其根本出发点是为国家长远发展培育人才，就客观效果而言，确实有不少留学生获得救济并归国服务，其深远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国民政府在救助海外留学生的过程中也存在多种矛盾和问题，使救济效果大打折扣。

冰心创作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冬儿姑娘》等小说，既不同于审视民众缺点的启蒙文学，也不同于偏重于为穷人辩护的左翼文学，而是显示了现代小说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动向：以静心聆听的态度接纳他者生命并不完美的本然状态。它所流露的理解他者、接纳他者的慧心，与冰心“五四”时期以主观抒情为主的“爱的哲学”的文学咏唱之间，既有一脉相承的轨迹可循，又有着明显的不同。此类作品启发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建构中，应当客观认知文学创作中原已包含的接纳、包容的传统，并给予一定的重视。

《古今女词选》；词话；词学

“亲密关系”对儿童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儿童文学关注的重中之重，而在所有的这些“重要他人”中，父母、祖辈和师长等成人对儿童人格的养成有着相较同龄同辈亲友更难以抗拒和更复杂的影响力。成人与儿童的互动过程中存在着人际权力博弈，儿童文学作品天然比其他文类更专注于表现成人与儿童/少年之间的权力交际关系。借用性别视角观照之，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中对长幼关系的书写大致可归纳为“顺应父代”式、“新人出走”式以及双向促进式三种类型。这一书写既表现出对世界儿童文学普遍关心的“成人—儿童”权力关系动态变化的兴趣，也呈现出不同于后者的一些关注点和价值取向。

在中国社会转型研究中，教育本土化与城市治理之间的关系值得在理论上进一步研究。在“知中国，服务中国”理念的指导下，南开学校的西广开实验通过课程体系改革，增加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将社会服务和学术研究相结合，让学校和学生积极参与到城市边缘社区的社会治理中去。这不仅是中国教育本土化的重要试验，也拓展了学校等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和方式。南开学校培育学生与履行社会责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为重新认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探索，对当下中国教育的文化自觉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大学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题中之义，日益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新中国大学治理模式阶段性演进始终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继承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变迁相伴相随。考察国家治理变革背景下中国大学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可以把中国大学治理现代化路径演进划分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能型大学治理”模式、“教育大革命”后的“政治导向型大学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服务型大学治理”模式和新时期“科学发展型大学治理”模式四个阶段。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和归纳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具有更加注重治理依据战略性、治理目标全局性、治理结构系统性、治理改进创新性、治理评价科学性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