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科学指导、党的自我革命的百年历史演变、发展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现实要求的三重逻辑而生成。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形成的系列党建话语为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以“四个自我”“两个伟大革命”“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为基本内涵意蕴的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新时代构建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重要论述为指导、建立健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体制机制、推动自我革命话语体系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一体化发展、加强自我革命话语体系的传播与交流等方面的路径遵循。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淬炼的、在建设改革时期得以进化的理想信念、光荣传统、革命精神、优良作风、团结理念等。马克思主义为红色基因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红色基因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来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则是红色基因形成的实践基石。红色基因包含坚定执着的理想信念、一心为民的优良传统、顽强拼搏的斗争精神、严明自觉的纪律作风、生死与共的团结理念。新时代，必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保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军不变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精神动力。

在线诉讼中的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既源于当事人主体性理论，也源于诉讼程序的多元化和精细化为其提供的外在空间，法院在线上诉讼中经历着从“场所”到“服务”的基本理念变革也要求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从权利主体来看，在线诉讼中的程序选择权是各方当事人都享有的诉讼权利而不是专属于某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从利益性质来看，它是程序性诉讼权利而不是实体性诉讼权利；从行为效力来看，它是程序性形成权而不是程序性请求权。按照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将其分为概括性程序选择和具体性程序选择、合意性程序选择和单方性程序选择、积极性程序选择和消极性程序选择、事前程序选择和事后程序选择。《在线诉讼规则》虽然对不同类型程序选择权的适用范围、运行机制、法律效力等予以规定，但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

随着科技与司法关系的日益紧密，在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大量增加，在线诉讼在刑事诉讼中主要适用于远程讯问、远程作证和在线庭审等场景。在线诉讼在给刑事诉讼程序带来高效与便利的同时，也对实现直接审理原则、控辩双方有效质证以及诉讼参与人权利保护等方面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为实现在线诉讼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协调发展，应理顺刑事诉讼中在线诉讼与线下诉讼的关系，保障辩方在在线诉讼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实现控辩平等原则，并建构完善的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机制。

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在经历了21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发展浪潮后，一些困境也突显出来。这些困境至少包括：在既有的理论框架内堆积新的田野材料，导致大量重复的、缺乏新意的研究；与自然科学的浅层合作被其他强势学科所遮蔽，甚至也不能引起广大同行的共鸣或呼应；为人类学，乃至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做出的智识贡献尚不明显。中国的医学人类学应该扩展民族医学的既有框架，在关注民族医学的文化属性（信仰）和自然属性（医药）之外，给予它的社会属性以及其他面向以充分的重视；注重患者日常生活和医院民族志的研究，以弥补学科训练上的短板；摒弃学科偏见，开展与自然科学的深度合作；在大规模传染病仍在肆虐的当下，以传染病研究为契机，寻求理论和方法上的革新和发展。

共疫感是对当前疫情进行经验性实践反思的有效概念性工具。共疫感一方面涉及国家权力机构在疫情过程中努力建构的有保证或保障的稳定状态，另一方面涉及个体在疫情当下努力恢复日常生活秩序感所进行的本体性安全建设与调适的生活状态。通过身体感研究视角探讨疫情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检视疫情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发现共疫感就是一场以医学卫生话语为导向、由共疫体内所有成员共同参与，在疫情不确定性处境下，为维护并建构一种集体性安全感氛围所进行的一系列基于身体感项目技术的医学化社会实践。同时，以“共感”为基础的民族志材料不仅呈现社会/文化对身体的教化与刻写，也凸显个体身体体验、情绪感知下多样态的文化/社会意涵。共疫感其他可研究之面向，还有待后续进一步探究。

批发融资市场拓宽了银行的投融资渠道，提升了银行流动性管理效率，但同时也加剧了市场波动与风险传染。随着金融市场定价机制与信息披露准则逐渐完善，刚性兑付（较高的偿付优先级）将导致批发投资者降低自身的同业监督动机，增加银行负债的滚动风险；“打破同业刚兑”的政策冲击在短期可能增加批发投资者提前收回资金的动机，但从长期来看有助于增强批发融资市场的风险承担能力。此外，基于同业存单市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政策冲击造成银行在融资难度与融资成本方面呈显著分化趋势，并且地方政府债务因素进一步反映出了银行间流动性分层的线性特征。

近年来，金融机构利用数字技术提高了弱势群体融资的可得性，数字信贷改善了贷款服务的效率。但是，滥用算法技术会导致算法偏见和价格歧视，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必要厘清传统信贷机构数字化转型、算法歧视和算法规制间的机理与关系。算法显著减少了传统信贷机构对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但加深了金融科技平台对特定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和全部借款群体的价格歧视。缺乏科技向善价值观和政府有效规制，算法歧视还会降低信贷效率。政府应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通过实施“竞合型”政策，短期内建立缓解金融排斥与算法价格歧视的机制，长期探索建立兼顾创新、竞争与消费者福利平衡的机制，实现算法促进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与金融科技平台竞合发展的政策目标。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订，亚太地区在进一步推进和加深高水平金融合作上的潜力巨大。在亚太地区其他合作框架下，RCEP 部分成员间已经有了良好的金融合作基础，未来开展金融合作的可鉴之处非常丰富。同时，RCEP 也为亚太区域提供了一个将无约束性的金融合作构想转变为有约束的金融合作协议的契机。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 年营商环境指标，RCEP 成员整体和金融分项营商环境指标呈现两级分化的现象，仅部分RCEP 成员的信贷获得、保护少数投资者和破产保护情况位于世界前列。RCEP 协定中深层次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条例有望改善金融营商环境，有利于加强区域金融合作。在疫情、科技赋能和数字赋能的大背景下，RCEP 有必要从监管顶层设计、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的跨境合作入手，探索适合新时期发展的新路径。

东汉二百年间的文学思想的发展，走过了由政教附庸到独立自足的艰难历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新旧文学思想交错推衍，纠结前行，到东汉后期，文学终于坚定地走向了它自身。东汉文学发展史中的几个趋新的文学现象——理论阐述的文学思想与同时期文学创作倾向不完全同步，谶纬思潮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文学创作中越来越重视个人情志的抒发，以及逞才游艺的文学创作倾向，尤具重要的文学思想史意义。它们不仅是东汉文学思想史的重要理论内涵，也对整个中国文学思想史具有理论启示意义。

陶渊明对于咏史诗主题、思想、体式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贡献：首先，陶渊明结合自身的思想和生活实际，在咏史诗中大量歌咏“隐士”和“贫士”，为后世树立了写作典范。其次，通过咏史诗的创作，挖掘和拓展了士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内涵，进一步推动了由“立功”向“立名”的转变。最后，他完善了咏史组诗的篇法和章法结构，为后世的咏史组诗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善《文选注》征引《论语》汉魏古注8 家（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何晏）。立足于《文选》与《论语》文本及相关文献，经过细致的考证，可以考定李善对这些文献的征引并非皆出于原书，除郑玄注（或其部分内容）外，其余7 家注释皆来自何晏《论语集解》，故其实际引书仅为单注本郑玄《论语注》与何晏《论语集解》二种。这一考察对李善《文选注》引书来源问题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从南北朝迄隋以至唐初，《论语》注疏类著作众多，但占据主流地位的只有郑、何二家，李善注对这两部著作的征引与当时的学术形势完全一致。这也可以从与李善同时或其前后学者之著作征引《论语》注释的情况中得到印证。

以文求仕是唐代士人进入政坛的基本途径，而文学能否服务于政治，是素来存在争议的。这种争议未影响选官制度对文学的重视，说明了以文学从政的合理性。唐代政务运转以制诰为中心，如果聚焦于知制诰的词臣的高级才能“敏赡”，或可切入分析文学如何达成与政事的融合。无论是日常履职还是应对紧急情况，要高效、妥善地处理政事，词臣敏速地起草制诰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赡”包括富赡的学识、措辞、风格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精密的表达，这对于制敕的生成与作用非常关键。词臣可能身兼政事参谋、顾问之职，参谋顾问与代言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两者都需要敏赡的素能。借由敏赡，文学与政事达成了融合。在朝廷其他部门与地方政务运转中，敏赡素能同样具有广阔的施展空间，因而成为选士的一个标准，以此为入仕的核心才能也成为社会共识。

浙东唐诗之路，伴随两晋六朝佛寺文化的发展而逐渐兴盛。中国佛教史与文化史一些重要事件直接发生在浙东佛寺，或与此地佛寺有关，由之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浙东建寺不久，文人就经常到佛寺活动。在唐代，不论宦游、漫游、流寓，还是本土长期寓居，浙东诗路上，文人与佛寺结缘更为普遍，并成为习尚，佛寺成了文人经常活动的场所。文人游寺、寓寺，感受寺院自然与文化氛围，一些群体性文学活动发生于此，一些诗僧亦于此过着独特的寺院生活。佛寺文化因而融入浙东诗路，影响诗路文学与诗路文化。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觊觎的对象。“满洲问题”或“满蒙问题”作为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一环，不仅成为日本制定国防方针的议论对象，而且学术界、知识界也展开了对这一地区的研究和宣传。在经过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洗礼之后，占领中国东北在日本完全变成“正义”之举，侵华战争也变成了“圣战”。学界对近代日本“满蒙问题”的发展线索及“满蒙观”的形态与变化虽然有一些研究，但是中日双方就这一问题的相互论争，还有许多史料可以挖掘。通过研究和分析双方相互论争，可以看清中国学者在主权问题上的一贯坚持和日本御用学者如何歪曲事实、变本加厉的变化过程，有利于我们认清近代日本的政治生态与学术生态的复杂关系，加深对内藤湖南、尾崎行雄等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理解。

明治天皇御医、东京大学医学部德国教师埃尔文·贝尔茨与皇室、学界、政界有着频繁的交流，见证了明治时期日本医学发展的历程。关于近代西方医学与日本文化的碰撞，贝尔茨具有相对专业和客观的反思。在贝尔茨看来，日本人对西方科学的起源和本质存在误解，不仅使医学无法得到综合发展，还导致在如何对待科学的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贝尔茨认为日本当时的很多医师可与西方医师比肩，对日本传统医学和文化给予很高的肯定。贝尔茨对日本医学近代化的反思有如下三点启示：医学研究和学习应当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为基轴；应当培养科学精神，汲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应当重视传统医学和文化的价值。

在近代日本建构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儒学的“民本主义”理论为北一辉、吉野作造等思想家在其宪政构想中论证权力的人民性价值提供了重要的东方理论资源。这一事实表明，民主主义价值观绝非近代欧洲文明所独有，它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同时，“民本主义”在近代日本遭遇挫折的教训则揭示出平衡“民主”与“自由”、正确认识民主价值的普遍性与民主实践的复杂性，是现代国家健康发展之不可缺少的条件。

丸山真男的民主主义观主要建立在持续思考和探索“如何确立作为国家原理的民主主义”的基础之上。战后日本面临着建设民主国家的重要任务，丸山真男作为战后民主主义的“旗手”从思想层面引领着时代发展潮流，不仅关注承担民主国家建设主体的具有自由主体人格的建构，而且还注重将民主主义理念不断付诸实践，以一名“践行者”的身份采取“知行并举”的方式，不断推动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深入。丸山真男主张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并非“毕其功于一役”所能成就，而是一场绵延不绝的“永久革命”。从丸山真男论及民主主义的相关著述及其行动取向来看，其民主主义观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实践性”及“永恒性”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