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必然，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具有时间意识的结构性变迁，内蕴着深层次的秩序重构和意义建构。基于现代性的一元性和现代化的多元性，民族国家的社会转型和结构变迁总是蕴含着特定的制度—文化逻辑。为生存斗争和为幸福努力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题，建构优良公共秩序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是现代化的旨归，在生存论层面涉及自然秩序和客体向度的社会关系，在幸福论层面涉及心灵秩序和主体向度的社会关系。二者共有的对象化关系在秩序意义上表征为制度建构及其内在的观念变革。基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实践是重构现代性秩序的中介，而制度—文化则是建构合乎人性的自然秩序和合乎自然的心灵秩序的中枢。中国式现代化作为重撰西方现代性的范式革新，在制度文明上孕育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秩序观。基于总体改革观和总体秩序观的政治哲学分析，有助于从整体实践观视野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性的结构性超越，将各种增长主义的发展叙事聚焦到人的全面现代化上来，以文明进阶的历史意识建构优良公共秩序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重要命题，它既是“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这一唯物史观的根本遵循，亦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的本土价值立场。立足中国场域对“现代化”进行的概念溯源与动态刻画，可以从概念链接与生成的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之维的人口现代化，以及人口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力基础作用进行全面呈现。人口视野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总量、素质、结构与城乡/区域调配等范畴内面临挑战与机遇，因此，在理论映照下延展出对应的政策尺度回应极具时代意蕴。

为解释二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也为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普兰查斯对马克思的阶级观进行了“重塑”。他通过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以界分工人阶级和新小资产阶级，并将阶级划分标准从生产领域拓展至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他对马克思阶级观的“重塑”虽与马克思的一些经典论述相左，并受到赖特等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但他试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发展，焕发其内在的生命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科恩试图通过批判和超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来“拯救正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范理论。科恩指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存在着“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分离的二元性缺陷，并误解了规范原则的属性和对象。科恩严格区分了规范原则与调节规则，强调正义原则不以实践为最终目的，也不以社会基本结构为首要对象。他构想了“国家与社会”相统一的社会主义规范原则，认为它不依赖于外在的政治结构，而是通过道德驱动影响个人日常行为来达成正义社会。科恩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他所说的“国家与社会”相统一的规范理论和社会主义精神风尚值得重视，但他的理论批判局限于修辞学意义上的澄清，而缺乏对社会现实的关注。

居民参与是推进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构建既安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基层治理秩序的关键环节。面对居民“弱参与”和“抗争性参与”的“两极化问题”，“组织化共益”为居民参与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形式与持久动力，它是指社区居民借助一定组织形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推动“社区公益”与“居民个益”的互动、交汇和共生。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不同组织化阶段的居民参与实践发现，伴随“公益私利”的互动及交叠之处“共益”的变化拓展，我国居民参与呈现出由依附参与、配合参与迈向自主参与、协同参与的阶段性样态。立足新时代，结合“组织化程度”和“共益范围”两个变项发现，当前我国居民参与存在四种类型并隐含着四种治理关系，即共赢式合作参与及伙伴治理、动员式任务参与及伙计治理、自发式志愿参与及内生治理、偶发式维权参与及突生治理。着眼居民参与尚存的碎片化、精英化、无序化问题，应进一步拓展“组织化共益”空间，汇聚共益性治理合力、提升组织化参与能级、保障常态化参与有序。

现代风险社会背景下，变革型领导是应对新风险和高危机压力以及提升危机学习效果的关键要素。本文基于98篇重大事故的调查报告，采用LDA主题模型构建变革型领导指数，实证检验了变革型领导如何对危机学习行为产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变革型领导通过行政问责机制促进组织学习行为，媒体关注度正向调节了变革型领导与行政问责的关系，表现为被调节的中介作用，并据此提出以变革型领导激发利他动机，提升危机学习型组织的战斗力；依托变革型领导构建高效的危机沟通团队，主动回应媒体关注，把握舆论的主动权等对策建议。

近年来，虽然部分外资的加速退出，对中外价值链关联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有部分外资通过本土创新网络融入的方式加速融入国内市场、焕发国内市场新生机。为此，本文基于2000—2014年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和中国专利数据，以制造业行业为基础，检验了外资的本土创新网络融入对中外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本土创新网络融入有助于加强中外价值链关联，作用机制上，本土创新网络融入主要通过稳外资、价值链地位提升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三个机制对中外价值链关联产生正向影响；此外，这一影响还会由于一些异质性特征而存在不同。本文研究为当前中国稳固中外贸易、加固中外价值链关联提供了市场视角方面的参考。

《在联合国促进包容和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的通过，标志着联合国对OECD作为国际税收规则主要制定者的地位提出挑战，再次启动了这两个国际组织之间就全球税收治理的权力角逐。中国应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深入参与制定并推进联合国税收框架公约的同时，继续积极参与OECD双支柱国际税收改革。此外，还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打造更为紧密的区域性多边税收合作，并且关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可能面临的更加复杂多变的税收环境和不确定性风险。

低碳转型是促进经济社会实现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在持续推进低碳转型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同时是否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值得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9年微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双重稳健交叠DID模型探讨该政策的实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与非试点城市相比，实施试点政策的城市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高了约15.4%，且不同批次试点政策的政策效应存在较大差异，经过严格的稳健性检验也同样证实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提升效应。进一步进行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后发现：在试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和企业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对国有企业和高碳行业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对女性的意义非比寻常，这不仅表现在革命对日常生活的改写，重新确立或曰强化了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也表现在革命对身体的重塑为女性获得性别认同提供了新的可能。身体是日常生活的物质载体，也是自我认同的社会基础，在革命的意识形态引导下，借助服饰和劳动对女性身体的型塑以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性别认同在20世纪50—70年代最终得以确立，并在根本上影响了这一历史阶段性别与叙事的基本关系。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聊斋志异》研究因其对性别视角的运用及鲜明的理论特色，构成了海外“聊斋学”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研究者有关异类女性主体性地位的讨论、针对文人男性特质建构方式的考察以及对于同性欲望书写的解读，为“聊斋学”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与阐释空间。但是，在既定理论框架或文化预设的影响下，研究者或局限于性别权力关系的单一分析模式，或将文人预设为充满身份焦虑的主体，或对同性欲望附加以消极的意义，甚至对作品原意或主题进行任意的曲解。如何在回归《聊斋志异》所处历史文化语境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文学作品与西方理论话语相结合的可能路径、拓展古代小说考察的视角和方法，是“聊斋学”的重要课题。

宗教仪式书写是《三国演义》经典篇章的重要构成部分，具体包括道术法术、斋醮科仪、降神妆神三种类型，且在不同版本系统中展现出或多或少的差异。这些宗教仪式主要来自对史书记载、野史传说的缀合改动，对讲史平话、三国戏曲的继承发展，对道教科仪、佛教文献的吸收创造，其中极具细节性的描写也有益于宗教科仪的深入考察。《三国演义》中的宗教仪式不仅对刻画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营造奇幻氛围多有帮助，其间传达出的天命观念还成为解释人物命运变迁、朝代兴衰更替乃至赋予自身行为合法性的策略与手段。作为通俗小说中的普遍存在，宗教仪式与小说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个重要研究视角。

批准与否是国际条约的两种效力状态；选择与排除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两种表现形态。除未批准条约当事人可合意排除适用的当然情形外，二者的结合在我国涉外司法实践中造就了已批准条约的合意适用、已批准条约的排除适用、未批准条约的合意适用三种需要检视的条约自治适用之形态。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对国际条约的国内适用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国际条约与意思自治的关联仍不明晰。实际操作中，已批准条约的合意适用存在实践与逻辑的背反；已批准条约的排除适用存在应然与例外的错置；未批准条约的合意适用则存在定性与抉择的不当。后《民法典》时代，应正确处理条约国内适用中的国家公意与当事人意思自治之间的应然秩序，以促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目前“立法空白”情势下，充分发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尤其是指导案例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协同功效。然而，最完美的解题之道应是尽快制定相关立法，以彰条约自治适用之正当理据。

目前贿赂犯罪罪刑关系存在的问题大致可分为固有问题与新生问题两类：前者主要包括数额与情节在贿赂犯罪中扮演何种规范角色等经典问题；后者则是在《刑法修正案（十二）》之后新出现的问题，例如新增了七种需要从重处罚的行贿情形之后，如何正确处理行贿罪第１款与第２款从重处罚情形的关系。通过回溯性地审查罪刑规范的构造过程可以发现，贿赂犯罪中抽象的情节属于整体性构成要件要素，体现出构成要件内部关于行为不法与结果不法的量的要求。但鉴于我国情节犯中情节的多样性，特别是司法解释对于具体情节的多种展开，导致整体性构成要件要素的体系定位不能涵盖所有情节，此时需要区分具体情节的类型与功能，并通过有权解释加以确认，才能在司法实践中准确适用特定情节塑造的刑罚标准。

明末清初的王朝鼎革，引起了华夷观、正统论与大一统观念的变化与重塑，尤其在地方表现得更为复杂。这不仅关乎明末清初的政治冲突、秩序过渡与地方治理等实践的正统化表述，而且也涉及明清时代国家治理、思想教化与垂直控制系统的历史论述以及社会生活延续的思考。以明清两朝最为重视的财赋重地江南而论，国家治理的过渡在政治上显得较为激烈，但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断裂和延续显然要平静得多；“大一统”观与王朝忠诚的态度都有了新的转变，国家控制与地方治理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面貌，都能呈现社会发展过程中内在演进与地方动力的大问题。

宋元理学“道在日用”话语有悠久的思想渊源和文化传统，亦有其较为清晰的历史发展流变历程。“道”与“日用”发生关联，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周易·系辞》。“道在日用”或者相近表述虽未出现在先秦儒家典籍中，但其原初涵义已为先秦不少典籍所记载。儒家之“道在日用”思想，其发展并不是线性的、承续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儒家代表人物之注重从形而上言“道”或“性”的路径，与注重从形而下的实践层面而言“道”的路径，皆为《礼记》所承继。而先秦道家著述中，亦潜含有从日常日用而言“道”的内容。自汉代至唐代初期之前，“道在日用”并不为人所关注。自初唐慧能开始直至宋真宗景德年间，禅宗典籍均把“日用”视作“求道”之“工夫”。自北宋中期以至于元末的理学学者，吸收了《周易》《中庸》《论语》《礼记》《庄子》等先秦典籍，以及禅宗《坛经》《景德传灯录》等典籍的若干思想，而在体、用等若干方面拓展了“道在日用”话语的涵蕴，并使之与若干理学话语产生了紧密关联。由此，“道在日用”具备了若干规定性特质，并逐渐被视为儒学区别于道、释的义理安顿处之一。从而该话语贯通于天道、人道，而具备了本体论和道德论、工夫论和实践论、境界论和审美论等属性特征，亦因之而具有了宋元理学“义理之网”的枢纽或关键节点之一的重要文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