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持存”作为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核心概念，强调了技术作为人之本质的第二起源，揭示了其历史发生学的存在论基础，即人类的代具性构序了技术出场，人类的后种系生成随技术变迁而发展，技术的进化延异构成人类历史的增补。这一基于人类一切活动发展起来的社会现实在技术先验主体的进化过程中，通过抽象综合活动构建起特定的时空场域，实现了人类与技术的自我存在与进化。特别是伴随智能技术的迭代更新，“第三持存”转向数字持存，它超越了记录历史或技术义肢，进而创构链接虚拟世界的技术身体及虚体关系，打造不同的虚体空间，让数字生命走向“数字栖居”。在技术逻辑重构人类社会与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深度纠缠中，唯有深入思考技术与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关系存在，解除紧张关系、转变意识观念、构序共鸣场域，才能走向人与技术共通共融共享的发展道路，实现数字福祉。

资本的扩张使各个民族国家之间打破了封闭状态，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与此同步，西方创造了由资本逻辑主导的“丛林法则”，并在这一“丛林法则”之下形成了“落后从属于发达”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格局。然而，基于 19世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试图以此为私有制辩护，但由于其法理依据是建立在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和主观性原则基础之上的，因而不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这一法理依据是不成立的。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创造自己掘墓人”的历史辩证法同样适用于“丛林法则”的自我终结。21世纪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交流互鉴的文明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自然法权基础，以及以“合作共赢”为生产关系基础的“共生法则”，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成为世界历史走出“丛林法则”的新出路。

社会政策知识既具有国际通识的一面，也具有国别特殊性的一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社会政策知识体系建设需要具备越来越高的自主性和越来越强的创新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我国社会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政策知识体系，要高度重视社会政策自主知识创新，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要推行开放式的社会政策知识体系建设，要强化社会政策知识的应用功能。在现阶段我国社会政策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合理界定我国社会政策知识体系的范围和内容，系统总结我国社会政策的实践经验，大力加强社会政策理论研究，积极开展社会政策实践国际比较研究和国际学术交流，以及加快社会政策学科体系建设。

在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研究中，社会学尚缺乏伦理维度的剖析。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伦理向度主要在伦理本质和价值旨归两个层面延展：包含公共价值和道义责任的实质正义是伦理本质，指向民生幸福和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同体建构是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的伦理意涵，从基本经济制度、民生政治保障、精神文明引领、人民共同体建设四个方面培育共同富裕所需的社会生态，不断赋予共同富裕伦理实践鲜明的中国特色。

社会科学研究核心任务之一是“通过社会现象研究社会本质”，即从社会现象（实证研究资料）中获取对社会本质的知识过程。在此知识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方向的分野。一是典型性研究，以微观过程与深度分析为核心特征（解剖一只麻雀），侧重行动与过程分析；二是代表性研究，以局部对总体的推广性、代表性为要求，侧重结构性分析，核心是追求等价性。从典型性到等价性，不同的方法存在各异的二元属性权重配置，现有方法集合形成了一个谱系生态相位图。相关方法的理论效力与相对位势分析，部分得到了1998—2024中文CSSCI数据库的科研大数据的实证支撑。智能体模拟（ABM）能够兼顾研究的典型性、代表性，有机整合并均衡两个维度的知识生产能力，助力社会行动—结构对流分析。方法系统不是一成不变，存在演化的动力学逻辑。展望未来，随着新技术持续涌现，研究方法必将走向新的生态，助力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与高质量发展。

建构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既是中国传播学学人追求的目标，也是当代中国传播学的时代使命。从学科知识生产的发展脉络看，中国传播学长期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表现出对西方理论的直接挪用、片面呈现、盲目跟风和依附归顺四个层面造成的知识孤立和知识依附，学科自主性相对薄弱。中国传播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要在摆脱依附性知识生产的学科弊病基础上，呈现出一种批判性的自我觉醒，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力求在传播理论、研究范式、学科价值方面有所突破和创新，通过对传播概念的中国诠释、传播实践的中国表达、传播研究的中国范式、传播思想的中国推演，开辟出一条超越民族主义局限、能够为人类传播知识整体的增益做出贡献的可持续学术道路。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背景下，从中国传统的文史哲思想方式中汲取营养，在中西平行比较中，可以形成一套切实可行、建构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的方法论。中西各有其“理”，中国或可称为“义理”，西方或可称为“公理”。中西在表层和表象上似乎“会通”在一起，但如果借由“文史哲”的新进路，重新加以“分别”，就可以发现中西方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是基于各自不同的“理”。回到某一个文化体系内部，借助“文”与“史”的材料“分别”以及“哲”的理论“抽象”，又能使不同的材料“会通”到同一个理中，是“会通为体，分别为用”的体现。通过对学术话语命名的现代语言学解读，将客观存在的相关的词创造性地放在一起，呈现出其所处的语义网络、语境、文本结构以及与思想的回环论证，再进一步佐之以概念对应的社会现象、历史渊源以及政治制度的考察，完成对“文”与“史”深入细致的经纬描画，“哲”贯穿于文史材料的梳理过程，通过理论抽象真正完成了这一方法论对新知识的探索。

新形势下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我国的国际传播升格为国家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中央新闻单位也开始系统探索国际传播的全新规律。从实践中看，中新社推出的《东西问》栏目鲜明提出并践行国际传播的可沟通性、建设性以及学理性，开启了国际传播由“术”向“道”的规律性探索。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维度可分析这种国际传播的创新实践与理念升维，并将之抽象提炼为国际传播的对话范式。对话范式倡导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摒弃功利性转向寻找文明根性，以主体间性重构主客关系的再认识，承认价值差异并推动重叠共识，是一次由中国实践到中国经验再到中国理论的话语重构。

叶公超凭借学术研究、课堂教育、文学编辑“三管齐下”的合力作用，译介传布“新批评”理论，成为英美“新批评”与中国新诗之间的一道“桥梁”；叶公超的诗学研究坚持诗歌的本体论眼光，善于从语言修辞和形式结构因素进行文本细读，注意兼收并蓄的包容性，在驳杂的异质因素关系中取得平衡，提出了读者反应论，具有浓郁的“新批评”色彩；叶公超侧重于形式分析的课程讲授、话语建构和“实际批评”方法践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智性转向。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第三代诗人与“垮掉的一代”相遇，他们都以反叛学院派诗歌为旨归，成为反叛学院派诗歌路上的同路人。作为后来者，第三代诗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垮掉的一代”的影响。第三代诗人的价值观与“垮掉的一代”有一些相同之处：喜欢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对新奇事物抱有兴趣；在诗学观念上，他们以“一切皆可入诗”为指导，注重日常生活抒写；反对晦涩朦胧的语言，追求口语入诗；反对象征、隐喻，提倡即兴写作，长镜头手法成为其叙述特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第三代诗人固然接受了“垮掉的一代”的影响，但他们并非来者不拒地照搬照套，而是根据自己的主体需要来加以选择，因此第三代诗歌呈现出一些不同于“垮掉的一代”的中国特色。

本文基于环境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改革这一准自然试验，利用城市月度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环境保护财政事权划分对空气污染治理的影响。结果表明，事权划分改革显著提升了城市空气质量水平，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事权划分改革会通过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强化地方政府环境监管两个重要渠道提升空气质量水平。拓展性分析表明，事权划分改革对省界城市的邻近城市污染存在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改善邻近城市空气质量水平。本文的研究在理论上丰富了央地财政关系研究与污染治理影响因素研究的成果，在实践上为政府部门协同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

在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能源危机的时代背景下，低碳经济与绿色发展成为国际共识，各国争相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竞相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和能源革命浪潮中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点。中国亦提出要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发展转化为新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产业竞争力的培养离不开技术创新，本文使用企业层面的专利数据以及产品出口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对其绿色产品出口的影响，并基于本地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构建工具变量，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了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力，促进了绿色产品出口；（2）在二元边际的分析中，研究发现企业绿色产品出口增长源于新产品的开发以及新市场的开拓等扩展边际方面；（3）进一步研究发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绿色产品出口的重要机制。本文的研究凸显了技术培育与研发创新对构建绿色发展国际竞争新优势、提升绿色经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意义。

经济增长如何影响居民健康一直是健康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生产具有污染外部性和居民具有健康需求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并基于一般均衡分析的动态方法分析了经济增长影响居民健康的收入增长效应和环境污染效应。理论分析发现：经济增长通过提高居民的健康需求和健康支出，对居民健康具有正向作用，但高速增长和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环境污染也会损害居民的健康；相对于高收入人群而言，经济增速对低收入水平居民健康的负向影响更大；最后，本文还利用CHARLS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对居民健康确实产生了收入效应和环境污染效应，但收入效应超过污染效应。

个人信息侵权之诉中，信息主体在因果关系的证明上面临着条件关系不确定、侵权行为人不明等障碍，致使其难以实现损害赔偿请求权。如欲破解个人信息侵权的因果关系证明困境，宜根据信息主体需克服的证明障碍类型之不同，将讨论的场域区分为侵权人是单一信息处理者与复数信息处理者等两种迥异的情形。在前一场景，通过灵活运用间接证明，确证了因果关系要件事实中的部分间接事实之后，即可根据经验法则推认剩余的事实，进而在综合评价各个已被证实事实的基础上就能推导出因果关系的存在，借此可还原被大数据技术复杂性遮蔽的因果关系链条；在后一场景，借助比例责任的具体适用，可以在动态权衡相关致害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各个信息处理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概率，并据此分配损害赔偿责任，借此可消解事实不确定性给侵权责任之成立带来的妨碍。

隋及唐初俸禄钱的四个方面职分田、公廨田（钱）、禄米、禄力（手力课）的措施被依次推出。高宗武后时期，是俸禄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这种变化不完全表现为项目的增减，还有俸料钱来源的变化。其中，更重要的变化是乾封元年对于力役待遇及俸料钱的总体规范。最后，伴随李林甫开元二十四年“长行旨”的推行而进入一个总结性阶段。几乎所有关于唐代官员俸禄的论述，都没有清晰地解释唐代官员俸禄的两重用处，用于官员的薪资和用于官署的公费是不同的内容，尽管它们在食料、杂给之类开支中常常以官员的名义计算。分清“公”与“私”两种不同俸禄界限，是我们研读唐代俸禄史料时要特别予以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