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化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篇章，加速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提升了人类生活质量与生存境地，成就巨大，堪称典范性意义的“成功”实践。但是这种“成功”也同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其背后的理由、根据、相应的诠释和辩护方式等，无疑是漏洞百出、难以自相圆融。中国式现代化所以成功，因其基于人类公共利益本位和普遍性福祉至上的信念，依托先进思想理论引领、优良的制度共同体保障、现实的实践主体的创新性驱动、合理性的发展模式践行，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的指向等，并同时提供了“以共同体看待历史”“以发展看待生活”“以文明评判价值”“以正义看待未来”等前瞻性的新的文明尺度，从而在根本上变革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和路径，有效地克服了其弊端，向全世界贡献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启蒙现代性理念和范式的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上述内容的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中国式实践的新现代性叙事逻辑的内在性特质和超越性品格。

中国共产主义文明“新传统”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积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传统与制度规范，包括以党领导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以及集体主义、党性原则、群众路线、政治忠诚、高度组织动员等。这种“新传统”深刻嵌入当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治理逻辑和政治文化之中。通过分析“新传统”的若干层面（制度传统、行为规范、文化象征与治理逻辑），可以为理解现行政治秩序提供更全面的历史解释，并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系列的概念和工具。

恰切而系统的社会治理理论研究对实现社会治理目标至关重要，也是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道路的依据所在。然而当前研究在情境嵌入、解释效力和体系构建方面均有所不足，难以满足更有效地导引实务、优化机制、完善制度等现实治理需求。探寻突破既往研究不足的可能理路，文化取径是应予重视的更具潜力的选项和方向。沿循文化路径对中国社会治理主要议程进行系统研究，是构建契合本土语境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的潜在门径。从转向文化取径的基本缘由和议程选择标准来看，社会结构及组织的文化形塑机理研究、社会治理思想及其转化发展研究、社会治理制度传统及其创新发展研究、民众社会政治心理及其变迁研究、国家善政传统及其创新应用研究、社会团结及其形态变迁研究、非常态社会治理及其优势研究等项议程亟需开展。文化取径下的社会治理理论研究有望深入厘清中国社会治理的独特逻辑，为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道路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在实践层面有效指导治理实务开展与制度建设，以更高效能、更高质量的社会治理为中国式现代化征程推进夯实社会基础。

气候变化对我国生态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成严峻的系统性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但社会学研究对此回应明显不足，已有研究面临理论极化的困境，或囿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解构，或拘泥于现代化理论改良取向，难以全面把握气候变化问题的社会复杂性。风险社会理论为整合两大理论取向提供了可能，基于此构建气候风险驱动转型的整合性框架，既彰显了社会学在气候研究中的学科特色，又为突破当前气候变化社会学理论困境提供了路径。该框架揭示，气候风险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一方面体现了工业文明的深层危机，另一方面则构成社会生态转型的结构性推动力，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则为转型过程注入了多样化可能性。这一理论探索拓展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疆域，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多元实践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随着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及各类缓发不利影响加剧，推动大城市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升气候风险防范和抵御能力，已然成为保障城市安全运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系统识别并评估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建构大城市气候变化治理模式与安全韧性体系变得尤为重要。大城市安全及社会治理的落脚点在于提高居民生活福祉，强调把系统观念嵌入大城市气候韧性治理的全过程，并融合新常态下的气候治理目标，总结中国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经验和特色路径，旨在构建能应对外界扰动、适应系统更新和转型发展的大城市安全和社会治理的整合框架，明确城市生命系统在气候风险下的适应性、恢复性与韧性问题。研究气候变化对我国大城市安全和社会治理的影响应聚焦技术、组织、政策等维度，分析大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因素，构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城市数智关联机制，为大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创新理论支撑。

城乡融合发展需要从理论模式与历史实践两个维度深化对城乡发展共同体逻辑的认识。研究发现，市镇化作为一种城乡均衡发展的理想类型，不同于西方的“中心−依附”的城乡关系，体现为一种指涉经济分工、社会结构、乡土伦理的“城乡相成”的发展思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乡发展的历史实践亦体现出市镇传统的发展底色。市镇传统作为本土内生性的城乡发展路径，一定程度上为我国新时期克服城乡二元的历史惯性、增强建构城乡发展共同体的自觉性、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提供了方案。

朱子的政治理念建立在“格君心之非”的基础上。他视君王为天下大本，君心正邪决定了国家治理成败，教化君王为治理天下第一要务。朱子提出了新的帝王之学，其内容为他所建构的尧舜禹十六字心传和孔颜克复的道统之学，要求君王与士子一样，在真儒辅佐下，经由“正心诚意”、存理灭欲的自我教化和经典研习来达到对道的体认，实现继天立极的教化效果。朱子还继承传统的天谴教化论，由此责求君王展开格心之非的修德功夫，消除近习干政和独断之习，以应对天灾。朱子责君化君以行道的帝王之学，是道统之学、经典之学、传心之法的统一，在儒家“帝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话语作为一种公共言说，是面对特定的受众群体展开言说的，不同的接受语境对这些话语具有明显的生成作用。无论是儒家道统论的自我教化，还是“得君行道”“化民易俗”之目的论导向下的言说方式调整，抑或知识分子阐释共同体内部的“共语”和“对话”等，都内含着一个“说者/听者”的交际结构，从而将思想史话语建构表征为一种对外的、适应性的言语交往行为，一种特定接受语境下的言说方式、策略与话语风格问题。

厘清区域协调发展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的逻辑内涵，是研究如何改善实体企业生产力效能、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和事实，实证分析了区域协调发展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经验来看，区域协调发展显著提升了域内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知识共享和供应链配置优化是区域协调发展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协调发展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在研发投入高、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以上结论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并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事实依据。

乡村振兴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数字经济对乡村居民收入的技能偏向性影响，揭示了这种作用如何改变技能异质性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以及通过收入以外的维度促进乡村振兴。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提升作用比对低技能劳动力更为显著，呈现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特征。同时具有鲜明的地区差异，对西部、中部、东部地区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影响差异依次减小。数字经济改变了个体的跨地区就业决策，在增加乡村经济机会的同时降低了外出打工的概率，其作用对低技能劳动力尤其显著。数字经济通过减少劳动力流出缓解了当地的留守儿童问题，最终提升了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从而在经济、人才、社会、民生等多个维度上推动了乡村全面振兴。这一研究为国家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及区域协调发展带来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高级技术工人的培养对于制造业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但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仍然存在偏见。本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以我国1999年“高校扩招”导致的专科生源质量下降为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并结合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探讨大专生源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影响。结果表明，大专生源质量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其负面影响能够抵消本科扩招带来生产率提升的46%。在考虑测量误差、入世和样本选择偏误后，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通过生产经营成本、技工与研究团队的互补匹配两个维度进行机制探讨。这为我国加大高等职业教育投入、引导全社会重视高等职业教育、提升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供了独特的经验证据。

轻罪治理是通过将轻微危害行为规定为轻罪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目的的集法律调整和制度安排的系统工程。轻罪治理并不应只有单向的轻罪立法和增加罪名，还应当有反向的立法和司法出罪机制。出罪机制的建构是轻罪治理本身应有的配套制度安排，也是基于轻罪自身的危害性特征。轻罪的危害性本来就较为轻微，当司法实践中出现在立法时没有预见的从宽处罚情节时，足以在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使行为达不到犯罪的程度。故此，应当注重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建构轻罪的出罪机制。立法层面应建构“入罪和出罪兼顾”的罪状和犯罪构成模式，具体包括：在立法选择环节建立严格的分层筛选入罪机制，在罪状确定和构成要件设定环节预留出罪渠道。在司法层面，确立通过司法限缩来对抗轻罪立法扩张的理念，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解释，建构区别于行为规范的裁判规范，从而将不需要刑罚惩罚的轻微轻罪行为出罪。

在裁判理论上，社科法学将法教义学曲解为特定的“法条主义”版本，反对机械的法律适用，主张普遍的后果考量，从而将“规则至上”与“后果考量”对立起来。但是，经过评价法学的改造，法教义学实现自我进阶，已经不同于法条主义。法教义学将后果导向作为法律解释的基本姿态，将解释性论据与政策性论据相互协调，基于原则权衡进行后果评价从而实现后果评价的规范化，并将后果考量纳入价值判断体系化建构的过程之中。因此，法教义学已经通过教义驯化了后果，从而防范了越法裁判的风险。

钱锺书指出，一般认为的明清易代之际公安、竟陵与复古鼎峙的诗坛格局判断不合史实。这个问题，涉及明清之际诗学思潮走向，也涉及文学流派重要人物的文学史意义、不同诗学思想性质、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公安派首揭性灵之旨，其诗学精神为竟陵派继承，从而与复古派相抗。明清之际的诗坛格局，在诗学思想层面，复古与性灵对峙的同时，还有兼综二者的性情诗学的崛起；在现实层面，则是以继承了公安派诗学精神的竟陵派为中心，同时也有张复古声势而影响较小的云间派，以及转益多师、包容囊括且逐渐显现出影响力的钱谦益。

清代才子佳人小说中以诗为聘的艺术构思值得关注。才子与佳人先通过诗词传递情愫，继而让定情诗成为聘礼。才子佳人小说赋予情诗的功能，《红楼梦》在沿用的同时亦有所拓展。在经济层面，才子的诗聘重才轻财，宝玉送帕与黛玉题诗情节也意在描写双方心灵的默契。在礼制层面，才子佳人小说将寄托情愫的诗聘纳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节公式内，令有悖于礼法的情诗适应礼俗的要求。黛玉父母双亡，宝黛的诗帕仅限于传情阶段，未能转化为聘礼。此外，聘礼是婚约的凭证，诗聘的无效性成为才子佳人小说的结构线索，虽有波折，但有情人终成眷属。黛玉的爱情有诗无聘，宝钗的婚姻有聘无诗。诗与聘的分割，成为钗黛姻缘双重悲剧即“悲金悼玉”的重要成因，体现出《红楼梦》对清代才子佳人小说的述旧与编新。

“挟书律”，是秦朝丞相李斯推出的一部法律。秦朝要解决私学问题，决定采取强硬手段，通过焚毁天下图书来实现，所以历史上也称作“焚书”。汉代开始，概括焚书为愚民，不无道理，所以影响深远。其实，“挟书律”要达到的具体目标是百家私学官学化，要百家思想为我所用，并非要彻底铲除百家。具体做法是焚毁天下图书，只在中央保留一份，即博士官所掌图书，并不在焚毁之限。这颇有朝廷垄断文化资源的味道，但在诸子之学遍天下的时代，造成的文化伤害可想而知。秦朝很快崩溃，“挟书律”并没有执行很久，加之民间用“壁藏”的方式进行反抗也很普遍，所以“挟书律”带来的实际损害是有限的。从后来的历史观察，暴力焚书遭到历史的否定，而“挟书律”也开启了学术思想的官学化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