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群体党建是新时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战略举措。面对高流动性、低组织化的新就业群体，传统的管理型党建易陷入组织脱嵌、功能错配及数字空间缺位等结构性困境。“以服务促引领”的新思路，主张党建工作从刚性组织覆盖转向柔性服务赋能，通过精准化需求响应、嵌入式载体构建、制度化资源保障及价值认同转化四维路径，重塑党组织与新就业群体的连接机制。这些措施旨在构建“需求满足−情感认同−价值引领”的效能闭环，推动党建工作从形式在场向实质引领跃升，进而将新就业群体有效融入基层治理现代化体系，进一步夯实党在新兴领域的群众基础。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持续分化，但制度安排对这一变化的回应尚未到位，阶层间平等关系的建构面临结构性制约。政务服务承载着公共资源配置、国家与社会关系建构、制度性排斥风险抑制三重功能。既有研究对这一议题的关注分属两个学科：公共管理学以服务供给效率为主要关切，社会学以资源分配格局为分析焦点。前者将行政相对人原子化为个体办事者，后者将阶层视为结构性位置，各自形成了完整的问题域和话语体系，研究鲜有交集。政务服务现代化正是弥合这一裂隙的分析性概念：整合化改革在起点层面打破部门分割，保障服务机会的普遍可及；标准化建设在过程层面压缩裁量空间，降低行政负担的阶层差异；智能化转型在结果层面突破时空约束，消除阶层间的可及性障碍。三重机制分别回应了起点、过程、结果三个环节的平等诉求，社会阶层平等化效应的释放取决于这些机制是否真正运行到位。当前，制度供给的结构性滞后、组织体系的纵向张力以及数字化进程中不同群体的使用能力分化，表明三重机制的运行仍面临深层制约。政务服务现代化的深层意涵，正在于将三重机制所承载的公平、可及等价值诉求嵌入行政程序的日常运行之中，使其成为行政相对人可感知、可检验的制度事实。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与中国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等因素叠加作用下，灵活就业者作为一个具有较大规模的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形成了。阶层规模的壮大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延续与深化，有效适应了新形势下的多样化发展要求，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成员构成变化。阶层结构的演变及其伴随的社会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也给中国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现实挑战与整合契机。灵活就业者的崛起，在兜底就业压力、拓宽社会流动渠道和促进社会多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韧性”作用。同时，其高度的流动性、非标准化的劳动关系和原子化的组织形态，也对社会保障、市场监管、社会关系调整等治理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党和政府应当积极顺应群体壮大趋势，从管理与服务两个方面做好规范整合。一方面，要构建多元化的管理体系，在严格约束平台行为的同时，强化公共性建设，不放松对群体应有的管理；另一方面，要健全弹性化的服务机制，创新公共服务与社会整合的方式，不断扩大群体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可以预见，灵活就业者将作为一个大规模的交叉流动阶层，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助力阶层成员向中等收入群体的全面迈进，将是未来一定时期内的必然要求与重要挑战。

除了中国，目前世界上还有四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即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她们都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党的建设、和平的外交政策等方面，产生影响的原因主要有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与利益、国际主义、成功的榜样示范等因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及其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社会主义国家要立足于做好本国家本民族的建设和发展事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执政的共产党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自主。

在近代以来中国努力回答古今中西之问、探索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赶超”“会通”“更新”三种代表性的现代化思路。“赶超”是一种在学习、追赶先行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力图克服其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缺陷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会通”是一种通过接引、吸纳先行现代化国家的思想和制度资源并推动本土资源与之对接，从而实现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思路。“更新”是在吸纳综合“赶超”“会通”这两种思路的基础上，通过正反合的方式生成新的现代化模式和文明转型机制。这三种思路在中国人对于现代化道路一百多年的不懈探索中最终汇合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基础上建构的现代化方案和现代化叙事，在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同时，也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化”。

如何评判政治的正当性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儒家学说的多维性及其内在旨趣还有待更深入的探察。儒家继承了西周的“德契天意”思想，同时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把天意落在民心，以“德合民心”评价正当性；一是把宇宙自然理则看作天意的显现，以“德配天地”进行评判。一个政治体系之所以正当，是因为它上契天意、内得民心、外合自然天道。此三者相互交织，所凝结的评判之“道”是为“王道”，合乎此“道”者是为“德政”。较之西周，儒家思想的旨趣发生了重要转变：西周为政者基于统治立场寻求基础，以便为其政权提供解释和辩护；儒家则基于公共立场，希望对政治进行评价和引导。因此儒家的目光也变得现实化：他们肯定天意的存在，但更注重它在民心与天道中的显现，希望提供更加切实的规范。将以上机理揭示出来，可以从新的视域理解儒家的政治思想尤其王道、德政理念，也可据以回应政治哲学界的相关研讨。后者主要立足于西方文化，儒家的思考有其特质，能提供不同角度的资源，在对话之中或可推动相关问题的探究。

学界极为关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在晚清引发的强烈反响，却不太留意它同时在东瀛学界激起的阵阵波澜。庄原和1895年撰成《新学伪经考辨》书稿，康有为1898年初冬获读之后喜而题诗，狩野直喜1899年又发表《读〈新学伪经考〉》。这两份异域文献留存着《新学伪经考》在日本的早期遭遇，也为深入评析康有为经学增加了珍贵资料。以《新学伪经考辨》为主体，合观《新学伪经考》在中日两国的早期回响，比较朱一新、洪良品、庄原和、狩野直喜等批评意见的同异得失，既可全面揭出康有为学问之陋劣、学风之恣肆，也能集中显现《新学伪经考》固有的学术品性，提示后人不宜过于推阐其政治意蕴。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宣布起兵反明。清朝在定鼎中原后，为构建其背明“叛乱”的政治合法性，炮制了“明朝亡于万历”说，并通过其控制的《明史》贯彻此说，对万历君臣形象进行了颠覆性的塑造。在明遗民万斯同等主修《明史》时期，并未接受“亡于万历”的说法，但是到了清朝大吏张廷玉等主修之后，便在《明史》中全面贯彻了“明亡于万历”说。于是，出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明史版本（万稿、殿本）。通过对比“万稿”和“殿本”（张稿由武英殿刊刻，故称），可以发现殿本充满了对万历君臣的贬抑化书写，以刻意造成明朝在万历时已埋下覆亡根基的印象。因此对于万历中后期，需要摆脱清廷看法的局限，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数字经济凭借信息传输、多边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不仅改变了传统经济模式和市场结构，也对传统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流通提供了新渠道。鉴于此，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本文首先探讨数字经济对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机制，然后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市配对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与国内市场分割程度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表明随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市场整合效应会逐渐被市场分割效应主导，市场分割程度由此经历先缓解后加剧的过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改变市场发育程度和信息不对称进而对市场分割产生影响。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数字化是形成“U”型关系的主要因素，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有效强化数字经济的正向效应。这为数字经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的启示。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和国际货币体系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汇率稳定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2012年1月至2022年12月月度数据，采用局部投影法考察汇率升值和汇率波动对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的动态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从非线性视角分析了汇率效应的异质性和状态依赖特征。研究发现：（1）汇率升值总体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机制在于价值储藏效应与计价选择效应，抵消支出转换效应对贸易结算份额的潜在抑制作用。（2）汇率波动通过抑制贸易需求和降低价值储藏吸引力，阻碍人民币的国际使用。（3）相较于主要国际货币，人民币对汇率波动更为敏感。（4）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汇率波动的负向冲击进一步放大。本文的研究为在复杂国际环境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优化汇率政策取向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 2010—2020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以及世界知识产权局的绿色创新标准，核算中国各县域的年度绿色专利数量，并构建1916个县域层面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估计“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县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县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该试点政策对县域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好的县域样本中显著。第三，机制检验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提升金融发展水平、改善县域产业结构以及提高环境监管能力从而影响县域绿色技术创新。第四，进一步讨论发现，公众环境关注度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县域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因此，需要继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绿色可持续发展底线，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研究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县域绿色创新水平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也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漂泊，作为人类的存在状态，一直受到古今中外文学家的青睐，也是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表现漂泊主题的种种文学意象和意境中，枫树物象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枫作为有意义的物象最先是从《招魂》开始，它与呼唤灵魂归来的意蕴产生了联系，成为暗示漂泊与回归内容的重要物象；作为秋日美景，枫树常因其热烈的色彩，给人温馨之感，成为家乡、家园情韵的暗示，开拓了漂泊主题的深度。红叶陨落动人心魄，人生的无力感和漂泊的悲怆更具力度；漂泊意识是对漂泊感的理性认知，它表现出对人生的积极态度。在枫树物象的文学书写中，这种态度是对“此在”的珍视和生命意义的积极追求。枫树构筑的秋日画卷，适合于表现人生漂泊的种种情态意绪，与我们民族对生命状态的审美认知与审美感悟结下了不解之缘。

清华小说研究社成立于1920年，成员有梁实秋、顾毓琇、张忠绂、李迪俊、翟桓、吴锦铨和齐学启七人，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小说社团，翻译了第一本介绍短篇小说基本原理与创作方法的《短篇小说作法》。清华小说研究社及其《短篇小说作法》在现代小说观念的生成、小说理论的建构与小说文体的实践等方面具有标本意义。考察清华小说研究社与《短篇小说作法》，有助于了解五四前后西方小说与小说理论传入中国的多重路径，以及象牙塔内如何培植小说观念、传授小说理论并训练创作技巧等小说教育方面的问题。

郭绍虞学术研究总体经历了“从语言文字方面来讲文学上的问题”和通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来说明语言方面的问题”两个阶段。他为实现文体化文学史向语言文字化文学史的转变，创立了语词弹性作用理论；他又从语词弹性作用理论，抽绎出语言文字化的文学史；其语言文字化文学史则促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语言文字化；而语词弹性作用理论与语言文字化批评史所涉之语法问题，又共同推进了他语法学（语法修辞之学）的研究；最后他又回到修辞学研究，并希望以此为基础促成分体文类学的独立，从而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批评史、文学史、修辞学的综合。这些过程的背后，包含了郭绍虞对学科与学科之间关系的思考，也包含了他对古今中西交汇所产生的遮蔽与生成中文学研究和语言文字之学研究可能路径的思考。

元代高丽士人李齐贤的《栎翁稗说》是当时特殊文化生态的产物，也是元、丽复杂政治关系的体现。它受到元朝和高丽的多重影响，反映了高丽士人历史意识的转型和强烈的现实关怀，同时突破了前人的书写范围，增强了稗说文的价值功用，又在受容过程中进行了本土化建构。作为元代笔记的特殊个案，《栎翁稗说》体现了东亚文化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的复杂性，对于跨文化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朝鲜半岛汉文学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侵权法中最难以形成闭环规则的领域。长期以来，可预见性规则、实质性要素、典型性风险以及规范目的等分析工具被作为平行的替代方案交替使用，导致司法裁判严重受制于法官的直觉与法律政策的弹性，消解了因果关系作为独立法律范畴的规范价值。功能平行适用的传统范式存在四项固有缺陷，即分析工具的功能重叠与概念混淆、司法政策的隐蔽介入、对制度理性与规则化的背离以及递进性逻辑约束的缺失。将因果关系的检验重构为可预见性规则的初步筛选、典型性风险的实质限缩与规范目的的最终核定这一依次递进的阶梯形逻辑过滤系统，并辅之以应对特殊情境的弹性变体机制，能够把自由裁量约束在可供审查的理性轨道之内，使因果关系的判断由选择分析工具的选择题转变为逐级填充的填空题。